淮海中路的辟筑，饱含着民族的屈辱，同时又镌刻着上海人民英勇的抗争。
早在1845年，英国依据不平等条约，迫使清廷上海地方政府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并于次年率先开辟租界。1849年，法国紧步其后。最初的法租界，东起黄浦江，西至周泾（今西藏南路），北抵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东段），南从潮州会馆向西沿城墙至褚家桥关帝庙（即今新开河外滩沿人民路抵寿宁路西藏路口）。1861年，法租界东南界扩展至十六铺北侧。其间，英、法、美等国又利用帮助镇压小刀会、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抵御太平军等事件，逐步攫取了租界内的市政、赋税、警务、司法等权力，形成了“国中之国”的畸形局面。
1873年底，法租界公董局决定穿越四明公所（旅沪宁波乡胞的乡帮组织）所址和墓地，辟筑宁波路（即今淮海东路）。此举自然遭到四明公所反对，公所请改路线，并愿承担有关费用。交涉不成，1874年5月3日激起以宁波籍为主的上海市民的抗议行动。法租界当局出动水兵镇压，公共租界巡捕、商团和美国水兵也来充当帮凶，市民当场死亡6人，受伤20多人（其中1人后来伤重致死），酿成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筑路也就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23年后的1897年底，法租界当局再提辟筑宁波路。次年1月函令四明公所6个月内迁走寄柩，5月又宣布征用公所西面土地建造学校和医院。至7月，公所已迁走了大部分寄柩，而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却于16日亲率法军公然以武力占领公所，强拆围墙，驱赶工作人员，再度激起上海人民的强烈反抗。次日，驻泊浦江的法舰“麦高包禄”号水兵上岸镇压手无寸铁的市民。两天中，市民被杀17人，伤20余人。在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的一年多的交涉时间里，法国不仅在筑路问题上寸步不让，还提出再次扩界的蛮横要求，目标为八仙桥以西及浦东、吴淞部分地区。清廷腐败无能，最终同意扩界八仙桥以西。同时，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也按法方的条件解决，即宁波路线路不改，四明公所让出部分土地，拆除部分围墙；法方承担补修围墙的经费，遇难市民按每人百两白银给予抚恤。
之后，随着宁波路的辟通，法租界又将道路越过周泾，在刚辟的新区继续延伸出去，这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最早的一段。这一段从周泾至今重庆南路止（即今淮海中路东段），当时名叫“西江路”，而从今重庆南路向西的淮海中路路段，当年叫“宝昌路”。静卧在法租界工程档案中的一幅地图可以为证。另外，一份署明1900年8月30日的董事会会议记录，载有批准支付在西江路埋设排水管费用的内容。这是有关淮海中路辟筑和路名的最早文献。(www.xing528.com)
宝昌路是1901年1月30日开始辟筑的，约4公里，并于当年竣工。这样，加上先于宝昌路辟筑完工、长约1公里多的“西江路”，便与今日的淮海中路相差无几了。至于淮海西路，那是1925年法租界当局越界辟筑的，初名乔敦路，30年代改称陆家路。
在辟筑西江路和宝昌路时，法租界当局十分霸道，对赵家宅（今淮海路普安路口北侧）、陆家宅（今淮海路望亭路口）、顾家宅、盛家宅（今淮海路瑞金二路口两侧）、钱家塘（今淮海路茂名路至陕西路一带）等沿线民房冢墓，强拆强毁，不断激起上海市民的反抗。1900年10月，一批居民涌至上海县署，递状要求制止法租界当局的蛮横行径。知县汪懋琨亲至现场调查，并禀上海道余联沅，央请朝廷所委专事调处租界纠纷的二品大员、美国人福开森调停，法租界当局才作了些补偿。
《点石斋画报》上的《强夺公所》描绘了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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