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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艺术史:曲艺独领全国

时间:2023-08-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曾活跃在宁夏地区的曲艺班社和流散艺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遍存在着经营管理、演唱曲目等混乱的现象。针对这种状况,宁夏文化主管部门和各级业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这样,宁夏曲艺活动的体制逐渐形成了集体、个体并存的局面。至此,宁夏曲艺事业完全瘫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夏曲艺事业重新走上复苏的道路。1978年10月,宁夏批准恢复银川杂技团,并设曲艺队。

宁夏艺术史:曲艺独领全国

新中国成立后,宁夏曲艺艺术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间虽有曲折,但总体上讲,宁夏曲艺艺术较以前有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曲艺艺术改革、曲艺艺人专业化、专业剧团的组建、曲艺曲种和艺人的引进、曲艺舞台演出繁荣和曲艺创作成绩突出等方面。

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会议,根据这个会议,于同年5月,政务院下发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曲艺“简单而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除应大量创作曲艺新词外,对许多为人民所熟悉的历史故事与优美的民间传说唱本、应加以改造采用”。根据这个精神,宁夏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在全省曲艺界开展了改人、改制、改艺的“三改”工作。银川市民众教育馆多次组织曲艺艺人参加学习。当时宁夏曲艺队伍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长期活跃在宁夏各地区的曲艺班社和流散艺人;二是随军进驻城市的部队及地方文艺工作团体的曲艺工作者。

1949年随军进驻宁夏的部队文艺团体有十九兵团政治部文工团、六十二军文工团、六十三军文工团、六十五军文工团和三边文工团。这些一直战斗在解放战争第一线的文艺团体,在配合解放战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运动中都曾立下汗马功劳。进城后,为了宣传党的政策、方针,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任务的开展,他们深入工矿、农村草原进行演出。曾活跃在宁夏地区的曲艺班社和流散艺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遍存在着经营管理、演唱曲目等混乱的现象。针对这种状况,宁夏文化主管部门和各级业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本着团结、教育、改造的原则进行整顿,对旧班社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改革。取缔“养女”“浑穴制”。通过对艺人登记考核和审查,确立了职业艺人和半职业艺人两个类别。职业艺人有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半职业艺人是农忙务农、农闲行艺的农村艺人。1950年,宁夏省民众教育馆成立了曲艺小组并办起了说书馆,这是宁夏第一个集体合作性质的曲艺表演团体。与此同时,对农村广大半职业艺人,也进行了组织,但其性质是政府领导下的一种自治性组织,仍保持个体行艺的方式。这样,宁夏曲艺活动的体制逐渐形成了集体、个体并存的局面。

改人、改制的结果最终要落实到改艺上面,一些旧的传统曲(书)目所表现的思想及情调不适应新社会、新思想的需要。所以,根据文化部指示精神,在禁演一批传统剧目的同时,宁夏各地的文化部门对传统曲(书)目进行了改编。通过组织艺人学习,提高艺人觉悟,激发他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要求艺人在改编传统曲(书)目的同时,多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曲(书)目。

经过1952年的土地改革和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宁夏农村半职业艺人的经济地位提高了,生活有了保障,大部分艺人不再外出行艺,只是在田间地头或逢年过节时自娱自乐演唱。宁夏小曲、宁夏道情、隆德曲子等曲种也随之式微

宁夏小曲,民间称“小曲子”,流行于宁夏平原地区。自清朝中后期,宁夏境内已有民间小曲艺人活动,曲调借鉴了北京西河大鼓的韵味,与宁夏民间小调融合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清光绪年间,宁夏小曲的演唱广为流行,卖唱艺人也逐渐多起来,银川、永宁、吴忠石嘴山等地已有卖唱班社,这些班社对宁夏小曲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小曲艺人王有在宁夏盐池等地行艺。在今银川,还活跃着银川小曲艺人陈公东等人。宁夏小曲传承的方式有家传、师传、自学几种。其表演形式通常是唱小段子时,一人手拿梆子击节站唱,另一人操三弦弹奏。若演唱篇幅较长的曲目,则采取二人坐唱,即一人弹三弦或拉胡琴伴奏主唱,另一人持简板、梆子等击节帮腔。

宁夏道情是一种具有独特地方风味、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民间戏曲,很久以来,是以皮影为演出形式的。据老艺人说,道情在宁夏落户的时间很早,在100多年以前,就有皮影班子在银川等地演唱。最初的道情音乐是一种较简单的说唱形式,艺人们不断地从秦腔及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发展创造了许多板式和腔调,使原来的道情逐渐丰富,唱腔更加优美、完整。

隆德曲子是流行于隆德一带的山歌小调,曲子内容多为祈福、避祸或劝人向善等。

1958年自治区成立,为了加强银川市的文化事业,壮大曲艺队伍,银川市文教局从1958年至1962年先后从西安、天津等地引进河南坠子快板书、相声、山东快书、山东琴书等艺人,加入到银川曲艺队。银川曲艺队是银川市也是宁夏第一个专业性质的曲艺团队。这些艺人的到来,不仅壮大了宁夏曲艺工作者的队伍,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外来曲种,改变了宁夏曲种少、专业曲艺演员少的局面。这一时期曲艺队表演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曲目,如河南坠子《呼家将》,相声《说五子》《八扇屏》《夸住宅》《报菜名》,评书《水浒传》《大红袍》《三国》等,同时也表演一些反映社会主义新风貌、歌颂革命英雄事迹的新学、新创曲目,如快板《赞翁信》《学雷锋》《夺印》等。

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政治因素影响下,银川曲艺队被撤销。至此,宁夏曲艺事业完全瘫痪。1966年至1976年,宁夏曲艺事业的发展状况极不正常。一方面,专业曲艺团体和演员因各种原因改行做其他工作,一方面,宁夏各市、县都建立了宣传队,农村、厂矿、学校等团体建立了业余宣传队,这些宣传队除演唱“样板戏”外,大都采用了一些曲艺的表演形式进行演出,如快板、对口词、三句半、讲故事、天津快板、数来宝。此外,在此期间,宁夏还举行了自治区文艺创作调演、首届工农兵业余文艺演出、银川地区职工调演、自治区曲艺节目调演,以及宁夏农业学大寨题材专题文艺调演等活动。这些活动中曲艺品种较少,节目大多以宣传政治内容为主,形式单调,内容空洞,流传下来的不多。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宁夏曲艺获得了新生,银川地区召开声讨“四人帮”文艺晚会,表演了快板《欢腾的十月》,由此拉开了宁夏曲艺新时期的序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夏曲艺事业重新走上复苏的道路。1978年10月,宁夏批准恢复银川杂技团,并设曲艺队。与此同时,宁夏各地的一些茶馆、集市上,不仅有专业曲艺艺人说评书、讲故事等,还有零散行艺的艺人;在农村伴随着社火活动的开展,农民的自乐班也开始了活动,如盐池麻黄山道情班社、中宁李敬孝说唱班等。宁夏曲艺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

第一个焕发青春的曲种便是评书。1979年,银川市“曲艺茶社”开始营业,银川曲艺队刘忠林、王文进、王志洪先后在银川说评书《三侠五义》《聊斋志异》和《马鸿逵演义》,在银川掀起了评书热。宁夏坐唱经过专业曲艺工作者的努力,被搬上舞台,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认可和好评。这一时期,在宁夏曲艺舞台上,各种演出纷呈叠起。银川曲艺队先后参加了“学雷锋,树新风”曲艺专场、宁夏首届职工业余文艺调演等,让宁夏观众大饱眼福。与此同时,宁夏曲艺演员参加全区和全国性曲艺调演、会演频频获奖。徐明智的宁夏坐唱《年轻的老汉》获宁夏第一届文艺评奖一等奖。1981年,徐明智、张茂起表演的宁夏坐唱《遇新人》,获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北方片)创作表演二等奖。在宁夏第三届文艺评奖中,郭刚创作的山东快书《跟踪》获一等奖,史英谭创作的数来宝《喜临门》、徐明智创作的宁夏坐唱《巧遇红领巾》、杨国强创作的快板《贺兰山上英雄歌》获创作二等奖,王文进创作的相声《宁夏五宝》获创作三等奖。这些剧目贴近生活,关注时代新人新事,说新唱新,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宁夏曲艺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大了对外交流。国内许多著名曲艺界演员和演出团体到宁夏演出交流,主要有天津市曲艺团、张家口杨振华相声艺术团、全国曲艺巡回演出团,以及马季姜昆、杨振华、侯长喜、刘亚津等知名演员。1984年,宁夏联合甘肃、陕西举办了陕甘宁三省区故事联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银川曲艺团除在本区演出外,还赴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四川等省演出,演出300余场次,经济收入5万余元,演出创作曲目20余个,曲种16个。

1984年中国曲艺杂技家协会宁夏分会成立,共有会员40余人。截至1985年年底,全区共有专业曲艺团体一个,从业人员30余人。这些曲艺工作者为宁夏曲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90年至1993年,银川市文化局送至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委培的曲艺表演、曲艺文学专业学生,先后到银川市说唱艺术团工作,他们中有相声演员、快板演员、河南坠子演员、评书演员,还有专业曲艺创作者。他们的加入,为宁夏曲艺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再一次丰富了宁夏的曲艺曲种。(www.xing528.com)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曲艺创作表演以宁夏坐唱、相声较为活跃,成为宁夏曲艺的代表。相声《无价宝》、宁夏坐唱《年轻的老汉》《白字经》《遇亲人》《财与灾》等在全国曲艺调演、会演中频频获奖。还有相声小段《含梨片》、相声《金牌迷》《烟害》、宁夏坐唱《娶儿媳》等也在全国各地的比赛中获奖。宁夏坐唱《巧遇红领巾》《一个万元户的盛衰记》《爹的宝贝》,数来宝《喜临门》,快板《贺兰山上英雄歌》《五色宝地鱼米香》,相声《宁夏五宝》《塞上明珠凤凰城》等,在宁夏第一届、第三届、第五届文艺评奖和宁夏首届“沙湖杯”曲艺戏剧小品大奖赛中获奖。

改革开放以来,马明兰、蒋永海、赵玉库、刘忠林、宋雁波、王文进、耿文卿、杨国强、史英谭、张茂起、马占云等曲艺家重新登上舞台,还涌现出了徐明智、张光新、赵杰等一批中青年演员,他们是宁夏曲艺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马明兰(1927—2008),女,江苏徐州人。河南坠子演员,曾任宁夏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马明兰出身贫寒,自幼学艺唱河南坠子,曾在鲁西、徐州一带撂地演出,后在西安、咸阳、宝鸡等地演唱。1958年来宁夏,在银川茶馆演出长篇大书《呼家将》,连唱三个月,上座爆满。1960年,她成为曲艺队主要演员,拿手大书是《呼家将》《杨家将》等。1979年,银川市恢复曲艺团她才重新登台,唱功不减当年,很受群众欢迎。

蒋永海(1924—2005),安徽萧县人。河南坠子弦师。1958年随马明兰来宁夏,给其伴奏,坠弦拉得得心应手、滴水不漏。二人配合默契,可谓珠联璧合。他能演奏多种乐器,自拉自唱撂地卖艺,是个能挂牌演说的评书演员。

赵玉库(1928—1999),山东蓬莱人。山东快书演员、曲艺活动家。从小跟随京剧板胡家高月波学习拉板胡。1946年参加解放军,被编在部队文艺队。1955年,借调到宁夏秦腔剧团调研组工作,为《画皮》《红梅岭》《弘光一年》等多部秦腔剧本创作唱腔和音乐,并指挥伴奏。1956年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银川市工人俱乐部,担任主任。1963年,调到了银川文化馆(今银川市群众艺术馆),任曲艺厅主任,经常下基层开展文化普及活动,为厂矿培养了一大批曲艺创作和表演人才。赵玉库多才多艺,而且文武双全。编创小戏、说唱样样在行;相声、快板、山东快书、河南坠子无一不精,且能演奏琴、鼓、板、镲等多种乐器。他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老两口学毛选》、快板剧《路遇》等,至今还被曲艺界的同行称道。

刘忠林(1929— ),河南上蔡人。河南坠子演员,宁夏曲艺杂技家协会会员。1962年加入银川市曲艺队,除了在银川市曲艺厅给宋莲清和几位唱坠子、洛阳曲子的演员伴奏外,主要说评书,在大曲艺厅和四五座茶馆书棚赶场。他将曲波的《林海雪原》改编成评书,利用业余时间免费演出,很受当地群众欢迎。他的拿手书目有《瓦岗英雄》《回龙传》《包公案》《大红袍》《呼家将》《杨家将》等。

宋雁波(1932— ),师从相声大师姜宝林,擅长相声快板,被誉为“快板王”。2003年创作的数来宝《再婚记》获“丝路乡音”全国曲艺有奖征文二等奖,2013年与顾艺超合作的数来宝《说法》获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2014年创作的数来宝《我爱我家》获第六届少儿曲艺大赛二等奖等。1962年,为支援西北文化建设,从广西杂技团调到银川曲艺队(今银川艺术剧院说唱团)当演员。出版《老曲新枝——宋雁波曲艺作品集》,共收入数来宝、快板书、相声等曲目8首,都是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基础上创作并主演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艺术性。数来宝《说法》以表演者相互出题并解释的方法,普及法律知识,引导人们加强法制观念;《我家的梦》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歌颂了在党的移民政策的沐浴下,宁夏贫困山区人们生活的变化;相声《塞上湖城新银川》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银川近年来的新气象、新变化以及今后的发展前景等。

王文进(1937—1993),本名王智慧,天津人。相声演员。1945年被著名相声演员杨少奎正式收徒,几年内便掌握了《报菜名》《八扇屏》《绕口令》《打灯谜》等多个相声节目。十几岁时与师傅杨少奎搭档在天津茶社登台表演,凭着扎实的基本功和伶俐的口齿,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1960年王文进来到宁夏,不久开始在银川曲艺厅演出。主要与耿文卿和后调入的宋雁波搭档,演出的节目有《树没叶》《批三国》《梦中婚》《学梆子》《反正话》《洋药方》《五鸿图》《学评戏》《八扇屏》《绕口令》等。20世纪70年代,他与宋雁波合作深入工厂、农村、学校进行演出,表演相声《塞上新银川》《学梆子》《找堂会》《太平间的笑声》等,深受观众欢迎。1980年至1984年,他在银川东方红广场的“曲艺书场”表演评书《聊斋志异》,还与史英潭、张茂一起合作表演过相声《电影漫谈》《求神》等,并到湖北、陕西、内蒙古巡回演出。他还整理了传统单口相声《君臣斗》《解学士》《古董王》的部分内容。1988年,王文进应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之邀,到该校任教,在校期间主要教授相声表演课,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他创作的相声《烟害》参加大连“星海杯”全国相声大赛,获优秀奖。

耿文卿(1939— ),北京人。曾在天津红桥区曲艺团、银川市曲艺队、宁夏文工团、银川市说唱团等单位担任演员。宁夏曲艺杂技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1952年考入河北省梆子剧团学习河北梆子,后因身体原因进入天津市和平区曲艺团学习相声,拜相声名家班德贵为师,受到张寿臣、赵佩茹的指导。1958年调入天津红桥区曲艺团,经常演出的节目有《大保镖》《地理图》《八扇屏》《报菜名》《夸住宅》《白事会》《开粥厂》等。1961年来到宁夏,除了表演相声,还兼演快板书,节目有《劫刑车》《巧劫狱》《金门宴》《绕口令》《诸葛亮押宝》等十余段。先后创作了《除四害》《烈火红心》《新立村》《邢燕子》等相声作品和《赞翁信》《田园风波》《夺印》《挡马》《边陲哨兵》《回归》等数来宝、快板书。

杨国强(1939— ),河北辛集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杂技家协会会员,民间戏法《仙人摘豆》省级非遗传承人。1958年考入解放军中央警备师文工队,后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曲训班学习山东快书、快板书,受到高元钧、李润杰、刘学智、刘洪滨、张旭、郑宝森等曲艺名家的指导。他演唱的《武松打虎》《武松打店》《抗洪凯歌》《智取大西礁》《人民首都万年青》《从军记》等山东快书、快板书、数来宝,深受官兵喜爱。1965年转业到宁夏农建第五师文艺宣传队。1973年调到宁夏贺兰县文化馆。1979年银川市曲艺队成立,他又回到专业的文艺舞台,在演出之余,积极创作一批曲艺作品,受到广大观众喜爱。1983年创作的山东快书《贺兰山上英雄歌》获宁夏第三届文艺评奖二等奖。1984年被银川市委、市政府记二等功。1994年在上海举办的“恒源祥杯”全国近景魔术大赛中,他表演的《仙人摘豆》获优秀表演奖。2005年与宋雁波合作表演的数来宝《再婚记》在第五届中国曲艺节演出中被评为精品剧目。2009年入选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

史英谭(1946— ),曾在银川市曲艺团工作,一级演员,著名曲艺家。与王文进搭档多年,表演了很多相声,他们1988年参加第二届全国专业相声大奖赛,表演相声《烟害》。创作了诗朗诵《铁人颂》。其表演的相声《无价宝》获全国节能优秀广播电视节目比赛表演一等奖,创作并表演数来宝《喜临门》获宁夏第三届文艺评奖二等奖。

张茂起(1950—2019),表演的宁夏坐唱《遇亲人》获全国曲艺优秀节观摩演出二等奖,表演的宁夏坐唱《年轻的老汉》获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表演一等奖、宁夏第一届文艺评奖一等奖,表演的宁夏坐唱《巧遇红领巾》获宁夏第三届文艺评奖二等奖。

马占云(1947— ),宁夏同心人。其表演素材来源于他生长的农村,有写计划生育的、有反映禁毒戒毒的、有歌颂勤劳致富的。他的表演是对农民乃至社会最底层小人物内心世界的发现、挖掘和提炼。他的作品观察人物细致,刻画事物逼真。他的快板寓教于乐,讴歌先进典型,抨击不良社会现象,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至少有着1500年历史的传统表演艺术门类,曲艺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条件下的传承与发展,遇到了不少困难,面临着危机。深入思考曲艺艺术的当代命运,探寻曲艺在当下的正确发展路径,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我们生活在现代,就必须要将传统的东西和当代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更直白地说,就是要更现代、更国际化一些。宁夏坐唱走了一条特别好的路,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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