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艺术史：古近现代曲艺杂技的发展历程

自进入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宁夏地区就是最早的游牧部落和北方众多民族活动的地方。宁夏依靠黄河之利，一直是以农立国的封建国家屯垦戍边的要地。宁夏地区又处于中原内地与西北边疆往来的交通枢纽，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东西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连接地，也是北方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的衔接地带。随着各民族的不断迁徙、互通有无，加上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悠久曲折的历史沿革，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各种宗教活动的开展，以及历代移民的迁徙和行政区划的变化等，宁夏地区形成了“八方杂外，九族共融”的过渡带文化特征，为宁夏曲艺杂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周秦时期，中原文化进入了宁夏地区，带来曲艺艺术元素。是时乐舞巫觋盛行，封建王朝广征民间乐舞，制定礼乐，供宫廷、王公、大臣和平民在仪礼、祭祀、娱乐、教化等场合享用。贺兰山岩画中遗存中有《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场景。

汉代是散乐百戏兴起、繁衍的时代。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7）命卫青取河南之地，设朔方郡，移民70万内地人到宁夏，以充实防御力量，同时垦荒屯田，发展经济。70万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音乐和舞蹈。从盐池汉墓古城出土的青铜小编钟的浮雕及陶灶前侧的舞人形象，可以看到汉代歌舞百戏的痕迹。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一带安置了匈奴、戎、善、鲜卑等部族，他们与内地移民一起开发建设了宁夏。北魏以及西魏、北周时期，宁夏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民族交往的加强，尤其是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中西门户的“丝绸之路”的开辟，使来自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与当地鲜卑族的文化交融，焕发出瑰丽的色彩。宁夏固原居“丝绸之路”的东段北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线路的必经之地，也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在固原发现的北魏夫妇合葬墓中，男主人的棺具为漆画棺。在漆棺的左右两侧绘有舜、郭巨、蔡顺、尹佰奇等五个孝子的故事，这些故事均为汉族传统故事，但漆棺上的人物形象却是鲜卑族，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艺术的融合。另外，在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的墓道中除绘有一双手持鼓槌做击鼓状的伎乐，另一身着宽袖衫，腰系细腰鼓，尽情弹奏的伎乐女工的画像外，还有演奏管、排箫、笙、横吹、阮咸等乐器和扮演杂技的伎乐等。在宁夏鼓阴新集乡发现的另一座北魏墓中，出土了瑟、一竽、一大一小两面鼓，同时还出土了十个乐人俑。其中两个吹奏俑双手托弯形角笛正在鼓腮吹奏，八个击鼓俑腰间置鼓，双手执槌正在击打。这些乐俑皆鼻高目深，面有胡须，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这些不仅充分说明了北朝统治阶层豢养乐伎和追求歌舞享受的社会风气，而且还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流对宁夏的影响和积淀。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唐传奇《柳毅传》中龙女的故事发生在宁夏泾源的老龙潭和二龙河。当时变文俗讲在宁夏灵州民间也很流行。在现存的敦煌变文之中，明确记载《维摩碎金》是由“灵州兴龙寺讲经沙门匡胤记”。这些史料的记载，使宁夏曲艺的历史上溯到了唐代，变文和故事便是宁夏曲艺的滥觞。

宋代的塞上地区比较特殊，民族音乐不仅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同时塞上群众也直接用汉语唱歌。北宋沈括在陕西为边帅时，所作凯歌中有“万里羌人尽汉歌”之句。另有宋朝官员在塞上见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词”（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另外，文献中记载了有关戏剧、曲艺的词，如影戏、杂剧、傀儡、散唱等。黑水城遗址发现的金院本《刘知远诸宫调》也说明了塞上曾有杂剧演出。而散唱则是介于曲和戏之间的一种形式，其伴奏的乐器有横笛、拍板、腰鼓、两丈鼓等，似乎散曲更具备曲艺的元素。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还有诗歌、曲子词以及民间表达男女之间思慕情感的词曲多种，如《五更调》等，句子长短不一，似有韵律，这表明了民间艺术的相互交融。

元代是北杂剧和散曲兴盛的时代，宁夏地区又是最早被蒙古人征服的地区之一。元曲中常用的曲牌有“破布衫”“耍孩儿”“马木黑当当”“清泉当当”等，在宁夏民间则习惯把曲牌称为“当当”，小曲俗称“小当子”，这些曲牌在后来小曲演唱中还有流传。

明朝初，统治者采取了移民、屯田、减税、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等措施。明洪武年间，曾将宁夏灵州、鸣沙和宁夏路等地的百姓，迁往西安一带，后又从中原及江南调发军民移居宁夏，其中以吴越人居多，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生活习俗也具有“江左之风”（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明万历十三年（1585），隆德三泉殿落成后举办庙会，关中、陇东一带的百姓纷纷赶来参加庙会。为了助兴，人们用当地的山歌小调编演故事，用来娱神娱人，这就是最早的隆德曲子。最初的演出形式只限于庙会，既无舞台，也无布景，只要有块平地即可演唱，有时可并入社火队中，其内容多为祈福免灾、宣扬因果报应等。

明清时期，宁夏庙宇众多，庙会之风十分盛行。这些都为宁夏曲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尤其是遍布宁夏境内的庙会，如海宝寺庙会、中卫高庙庙会、平罗玉皇阁庙会、关帝庙会、西塔庙会、火神庙庙会、城隍庙庙会等，每年各寺庙均定时举行庙会，会期不一，一年到头几乎天天都有庙会活动。庙会期间，既有拜神活动和贸易活动，又有百艺咸集，相互竞技的娱乐活动。清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的《海城厅志备遗》记载了海城（今宁夏海原）庙会的盛况：“东岳、关帝、城隍、太白等庙宇，各庙会每年一会，再会不一，各有定期，并设会首以司钱各出入，至期扮演设戏剧，男女纵观，夜以继日……穷乡小区，以建立神庙，以为祈报之地，春秋二次，亦共聚焉，力不能都演灯影以酬神。”庙会的盛行，不仅促进了宁夏小曲、快板、宁夏道情、隆德曲子等曲种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吸引一些外地民间艺人到宁夏演唱。清道光十一年（1831），在宁夏盐池一带就有甘肃民勤的小曲艺人在街头演唱，清道光二十年（1840），兰州卖唱艺人“伊不郎子”等在银川街头演唱《下四川》《探情郎》等，清同治年间（1862—1874），甘肃道情艺人解长春经常活动于宁夏盐池、中宁、中卫、同心等地。

清代中叶以后，银川、吴忠、石嘴山等地的王府、洋行和会馆，以办公益为名，聘请艺人组班表演戏曲杂技，包揽了庙会和城镇娱乐活动。宁夏道情、宁夏小曲的班社有时也会被邀请在庆会、庆典、勾栏戏院、酒楼、茶社演唱。清乾隆三年（1738），民间艺人在农闲、荒年流入城镇卖艺的现象日渐增多，逐渐形成了农忙务农、农闲组班卖艺的农村自乐班社，曲艺活动也开始往城市转移。《甘宁青史略》副卷之五《古今歌谣汇编》中有杨芳灿辑录的《宁夏采风十章中》，其中《小当子》一章中，有这样的描述：“近世有歌儿，其名曰当子。郡中产尤多，挟技走都伎市……公余集宾僚，百戏盛谊侈……或为连臂歌，或为座部会……拟将红豆记，漫以香奁比……金元诸院本，存真汰其俚。胡不唱伊凉，浇泼留犁亡。胡不唱陇头，梅在驿马使……惜无好女伶，歌向旗亭里。”写的是宁夏小曲在市井卖唱的情景。

清朝末年，宁夏地方曲种如宁夏小曲、宁夏道情、快板、讲故事等在表演形式上已趋于完善，而且在曲目中已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为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康熙西巡十八天，宁夏民间产生了《康熙听曲子吃捻转》《康熙夜走洪广营》等宁夏小曲。这些曲目大多反映了明清以来，宁夏的政治、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及民风民情。这一时期，宁夏城乡的曲艺班社，有银川的“张格子班”“蒋麻子班”、满族“卓格儿班”等。在银川各茶馆和庙会演出小曲，宁夏小曲艺人“旦”（本名郭俭），带领妹妹雪花沿街卖唱《闹书馆》《害相思》《张连卖布》《三卧床》《李亚仙刺目》等小曲。秀才张济生把银川民间传说故事《康熙访宁夏》编成秦腔剧本《玉凤簪》，传唱于西北各地。后来宁夏引进第一批汽灯，在两湖会馆、火神庙戏台、小庙戏台同时使用，各戏场也开设茶座唱小曲、说书。

近代时期，辛亥革命后，宁夏民间曲艺在民间艺人的不懈努力下，得以生存和延续。许多京津等地商行纷纷到宁夏府（今银川）、石嘴山市、中卫县等水路交通要道建立商号。伴随着这些商行在宁夏的建立，随之而来的外地曲种也流入宁夏。1918年，天津梨花大鼓女艺人王子君随瑞福生商号货船来到宁夏。她除唱梨花大鼓外，还兼唱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她时常出入商贾官宦之家唱堂会，并在各个戏班串演，多在戏班开戏前演唱。演唱的曲目有《刘唐下书》《韩湘子讨封》《西厢记》等。王子君的到来，开了宁夏曲艺艺人进剧场的先河。1923年河南坠子艺人贵宝、进玉姐妹又将河南坠子带入了宁夏。1825年，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进驻宁夏，其部下刘伯坚（共产党人）组织青年学生和军人在银川市新华街设立“中山俱乐部”，演唱反帝反封建的曲目，从此揭开了宁夏曲艺反映革命斗争的篇章。1925年评书演员马玉明、李世平在银川街头撂地行艺，所说书目多为历史演义故事、公案类的故事以及剑侠人物等，评书这一曲种进入宁夏。

这一时期，思想性的提高成为宁夏曲艺发展的一个亮点。关注现实，批判现实，勇于揭露黑暗，充分反映百姓的心声，成为宁夏曲艺作品的主要特点。1920年宁夏海原发生了大地震，宁夏艺人编创了小曲《宁夏大城遭了难》，广为传唱。1929年，甘肃军阀马仲英率反冯玉祥部队攻占宁夏城（今银川），宁夏省主席门致中弃城而逃，吉鸿昌率部打败马仲英，任宁夏省主席。宁夏小曲艺人编创了《马鸿宾来宁夏》《孙殿英打宁夏》这两首较长的作品，详细地记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宁夏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192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从此开始了他在宁夏长达十七年的统治，在马鸿逵的统治下，宁夏人民惨遭抓兵之苦、鸦片之害。宁夏小曲艺人武义山、张有贵等在银川街头演唱《马家抓兵》《拨兵小曲》《长工怨》《抽洋烟》等小曲。与此同时，一批反映人民生活的小曲也广为流传，如《烟花女》《当兵苦》《蓝桥担水》等。这些小曲通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从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统一。(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在宁夏陕甘宁红色革命根据地，根植于丰厚民间土壤的宁夏曲艺，焕然一新，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36年红军西征时，途经宁夏隆德、西吉、彭阳等地，并在宁夏同心建立了第一个回民自治政府。红军的革命活动被编成许多革命故事广为流传。如快板《红军来到单家集》、故事《彭老总在同心的故事》《糜子田边的奇兵》《红军故事》以及宁夏小曲《英雄马和福》等。这些曲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宁夏人民对红军的真挚感情和深切怀念。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宁夏盐池，宁夏小曲艺人王有被红军的所作所为感动，编创了《红军打屈县长》《红军打花马池》等小曲。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感情真挚，经王有演唱后便不胫而走，众口传唱，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王有创作的小曲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宁夏盐池、陕西的定边、安边、靖边一带广为流传。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爱我们的歌谣、小调、大鼓、莲花落、花鼓、戏曲等，差不多要像爱吃、爱唱、爱抽烟、爱自己要爱的人一样”的精神，以及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新曲艺活动的热潮，改造旧艺人、编创机关报书的活动在盐池迅速展开。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馆在盐池演出，有抗日救国、打土豪、锄汉奸等题材的宁夏小曲《三边好》等。与此同时，宁夏盐池县道情艺人王天玉、张斌等人被请到三边分区文工团，一边传授技艺，一边接受新文艺思想教育。在“发展新文学唱本、故事、鼓书等，团结和教育群众中的说书人、故事家、小调家、练小嘴家、吹鼓手等”活动中，宁夏小曲艺人王有成为弃旧编新的新曲艺活动中的一员勇将。王有根据盐池县劳动模范到延安开劳模大会时见到毛主席，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的真人真事，编唱了小曲《劳动英雄王科》。

马玉明（1885—1950），字振卿，北京人。幼时随祖父学做糕点，1925年在北京学唱京韵大鼓，后到张家口继续学艺。因唱京韵大鼓观众上座率不佳，马玉明改学评书，闯荡江湖。他沿着京包线的城镇向西，途经绥远（今呼和浩特）、包头、五原、临河到宁夏石嘴山、平罗县等地，一路说书卖艺。1928年，马玉明落脚银川，挂牌说书。马玉明是地道的京口评书家，思路敏捷，声情并茂，尤其说新闻很受欢迎，声名远扬。他以说传统书目为主，最拿手的是《三国演义》。

张有贵（1896—1983），别名张玉贵，宁夏永宁人。幼年时受父亲张德的影响，跟皮影班子帮腔伴唱，学会了道情、眉户、秦腔等多种演唱形式。他带着一把三弦去陕北寻师学艺，与卖唱的艺人在一起，边学边卖艺。逐渐学会许多陕北小曲子、陕北道情和说书，学会了三弦、月琴、唢呐、板胡等多种民间乐器。从1924年起就靠卖唱为生。张有贵对银川地区的民间曲艺演唱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对宁夏说唱艺术与陕北榆林、定边、靖边，甘肃庆阳、环县和内蒙古后套一带的民间曲艺的融会贯通起到了促进作用。1956年，他代表宁夏参加在兰州举行的西北五省区民间艺人会演，自弹自唱的《风搅雪》荣获艺人奖；1963年，他代表宁夏队参加西北五省区在兰州举行的皮影、木偶会演，演出皮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获一等奖。1983年，文化部门收录了他的代表性曲目，仅宁夏小曲、宁夏道情的曲目就有《风搅雪》《三子分家》《十里亭》《马媒婆》《十月花》《闹书馆》《张连卖布》《冻冰》《媒江雪》《下四川》等三十余首。

宁砚宸（1897—1960），本名宁胜魁，艺名莫笑余，天津人。少年时曾拜天津京剧界著名老生苏廷奎为师学京剧，工老生。曾在天津月桂园茶馆搭班唱戏，以后陆续在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搭班演出。宁砚宸通文墨，能自编自演，他在自己改编的京剧连台本戏《济公传》中演济公，表演洒脱、诙谐，很受观众欢迎。1937年从西安来到银川，在新华舞台搭班唱戏。1942年改说评书。由于他是京剧演员出身，因此表演基本功扎实，手眼身法运用适度，唇舌齿喉技巧娴熟，语言生动风趣。他的代表书目是《济公传》，能在银川茶馆里连说两个月，且天天客满，是一位深受群众喜爱的评书艺人。为宣传抗美援朝，他在宁夏军区后勤部机械修理厂俱乐部当演员。1950年，为宣传抗美援朝，他与邵宝山、马明兰、白锡庆、蒋永海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银川市文艺合作小组，被推选为组长，继续开展曲艺表演活动。1959年，银川市文教局以该小组为基础组建银川市曲艺队，任命宁砚宸为队长。

王有（1903—1979），宁夏盐池人。出生在穷苦农民家庭，十二岁放羊，碰到一位给财主放羊的张姓人氏，教他认字、读《三字经》《百家姓》。他喜欢看皮影戏、眉户戏和秦腔，虽不识谱，但耳音准，多听几遍便能唱出来。1936年，盐池县城解放，王有连夜编创了小曲《红军打屈县长》，套上宁夏说书调，到县城自拉自唱，歌颂老百姓对红军的拥护和热爱。1939年，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编创《父子揽工》，倾吐自己的苦情。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王有父子回村，重新建立家业，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编出了新唱词《劳动英雄王科》。著名诗人李季曾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介绍王有及其作品。王有主要编有《父想子能》《劳动英雄王科》《抹牌》《穷汉变富》《自由结婚多欢喜》《四季生产歌》《十大欢》《家家过新年》《讲卫生不生病》《新旧社会不一般》等唱词，还有快板、诗歌、顺口溜。王有不仅演唱自编节目，还演唱《绣荷包》《走西口》《十里亭》《探情郎》《洋烟鬼显活》多流行于陕甘宁边区的民歌、小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何其芳、张松如选编出版的《陕北民歌选》一书中，收录了王有的《红军打屈县长》《父子揽工》《劳动英雄王科》三首唱词。诗人朱红兵在1962年12月6日《宁夏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沃土长鲜花》的文章，介绍王有作品的艺术特点是“通俗、朴实、朗朗上口”。王有是农民诗人、曲艺词作家、民间说唱艺人。他演唱的曲目在宁夏盐池，陕北定边、靖边，甘肃环县一带流传甚广，他创作的唱词很受欢迎，对宁夏地区曲艺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邵宝山（1909—1977），绰号邵半仙，宁夏银川人。自幼爱听评书，又通文墨，后来学会了说书。他说书采用宁夏本地方言，又擅讲报纸新闻。他用方言把人物说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抗战胜利时邵宝山正式挂牌说书，说演的书目短篇较多，拿手的长篇有《李自成》《封神榜》。他说演的《李自成》曾由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出。因他说《封神榜》很出名，故在群众中有“邵半仙”之称。1950年，他参与组织银川市文艺合作小组，被推选为副组长。1959年任银川市曲艺队副队长。1961年，宁夏杂技团下放银川市，原属杂技团的曲艺演员合并到曲艺队，演职员已发展到二十七名，在新华街闹市区重新装修了小戏园，改名“曲艺厅”。1962年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和曲艺厅落成，曲艺队举行了专场公演，场场爆满。1965年，曲艺队被撤销。

白锡庆（1914—1985），别名太岚，河北武邑人。父亲是乡村私塾先生，自幼随父读书。1934年来宁夏谋生，曾在银川电灯公司当过会计。在返回河北原籍时，结识了评书艺人李玉青并拜师学艺。又专程前往河南开封跟随师叔王玉山学艺，技艺大有长进。1947年返回宁夏，在银川新茶馆长期说书。1950年参加银川市文艺合作小组，作为宁夏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西北大区第一次文代会。白锡庆说书吐字清楚，说表并重，身架洒脱，一招一式交代得非常认真。因在《武松传》中说演武松醉打蒋门神时，把武松的醉态表现得活灵活现，真实可信，赢得了“醉汉”的称号。他的拿手书段是《武松醉打蒋门神》和《大红袍》。

近现代时期，宁夏曲艺的演出场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受由外来曲种和艺人的演出习惯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艺人逃难来到了宁夏。在宁夏扎根的主要是评书演员，他们将银川、中卫等地的市场和茶楼酒馆作为说书场所，如王万仓茶馆、王大喜茶馆、新民茶社就是评书艺人专门的演出场所。本地的一些曲种则在渡口、驿站或有甜水井的地方较常见。

1949年9月23日，宁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十九兵团进驻宁夏。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宁夏曲艺人从此获得了新生，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曲艺艺术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