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艺术史：赋予地方独特魅力

宁夏地处中原内地与西北边疆来往的交通枢纽，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的地带。周秦时期，中原文化进入了宁夏，带来曲艺艺术的元素。汉代设朔方郡，70万内地人移民到宁夏，带来了中原先进的音乐和舞蹈。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移民与匈奴、戎、鲜卑等部族一起开发建设宁夏。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宁夏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统治阶层豢养乐伎并追求歌舞享受。唐代，变文俗讲在宁夏灵州民间也很流行。宋代《杂字》中记载了有关戏剧、曲艺的词，如影戏、杂剧、傀儡、散唱等。元曲中常用的曲牌有“破布衫”“耍孩儿”“马木黑当当”“清泉当当”等，宁夏民间习惯把曲牌称为“当当”，小曲俗称“小当子”，这些曲牌在后来小曲演唱中还有保留。明万历年十三年（1585），隆德三泉殿落成后举办庙会，人们用当地的山歌小调编演故事，用来娱神娱人，这就是最早的隆德曲子。清朝，宁夏庙宇众多，庙会之风十分盛行，不仅促进了宁夏小曲、快板、宁夏道情、隆德曲子等曲种的产生和发展，同时还吸引一些外地民间艺人到宁夏活动，有银川的“张格子班”“蒋麻子班”、满族“卓格儿班”等。后来宁夏引进第一批汽灯，在两湖会馆、火神庙戏台、小庙戏台同时使用，各戏场也开设茶座唱小曲、说书。

近代时期，天津梨花大鼓女艺人王子君来到宁夏，开创了宁夏曲艺艺人进剧场的先河。银川设立“中山俱乐部”，演唱反帝反封建的节目，从此揭开了宁夏曲艺反映革命斗争的篇章。曲艺作品思想性的提高成为曲艺发展的一个亮点，关注现实，批判现实，勇于揭露黑暗，充分反映百姓的心声，成为宁夏本土曲种的主要特点。与此同时，在宁夏陕甘宁红色革命根据地，根植于民间丰厚土壤的宁夏曲艺，焕然一新，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宁夏曲艺艺术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主要表现在曲艺艺术改革、曲艺艺人专业化、专业剧团的组建、曲艺曲种和艺人的引进、曲艺舞台演出繁荣、曲艺创作成绩突出等方面。

1958年自治区成立，先后从西安、天津等地引进河南坠子、快板书、相声、山东快书、山东琴书等曲种的艺人，加入到银川曲艺队。不仅壮大了宁夏曲艺工作者的队伍，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外来曲种，改变了宁夏曲种少、专业曲艺演员少的局面。此外，还组建了宁夏杂技魔术团，演员二十多人，主要演出飞叉、花盘、柔术、车技、花棍、国术、拉大弓、水流星、空竹、口技等中国传统杂技节目。

改革开放以后，银川杂技团恢复，设曲艺队，招收杂技学员。第一个焕发青春的曲种便是评书。银川曲艺队刘忠林、王文进、王志洪先后在“曲艺茶社”说《三侠五义》《聊斋志异》和《马鸿逵演义》。宁夏坐唱经过专业曲艺工作者的努力，被搬上舞台，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认可和好评。宁夏曲艺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银川市杂技团演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两次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演出。1984年年底，中国曲艺家协会宁夏分会成立，共有会员四十余人。这些曲艺工作者为宁夏曲艺事业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www.xing528.com)

20世纪90年代，宁夏曲艺创作表演中坐唱、相声、杂技、魔术创作较为活跃，成为宁夏曲艺杂技的代表，在全国性曲杂调演、会演中频频获奖。如相声《无价宝》《烟害》《含梨片》，宁夏坐唱《遇亲人》《年轻的老汉》《白字经》《财与灾》《娶儿媳》，杂技《椅子顶》《对手技巧》《五人钻桶》《生日礼赞·软功技巧》，魔术《魔术手彩》《球与牌》等。

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艺术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宁夏曲艺杂技焕发新活力。银川市说唱艺术团在专业舞台上继续发挥曲艺艺术的引领作用，创作上演了一大批优秀的曲艺节目，为宣传各行业取得的成绩起着重要作用。银川市杂技团不断开拓国外演出市场，频频走出国门。

宁夏曲艺创作成绩显著，快板《欢迎你到银川来》，摇滚快板《塞上古城看新貌》《五湖四海大银川》，数来宝《再婚记》《学习全国绿化功臣王有德》《说法》，小品《低保》《军嫂征婚花为媒》《马大爹的幸福生活》，相声《爱的翅膀》《哭笑不得》，宁夏坐唱《鱼奶奶回家来》《新农村真美气》《民生工程为民生》，专著《宁夏曲艺简史》等走向全国，颇具影响。

总之，宁夏曲艺杂技事业经历了古代时期的孕育、近代时期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的成长、新时期以来的繁荣，历程不凡，发展蓬勃，涌现了一批名家，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为宁夏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