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艺术史：近现代民间舞蹈多彩

清末至民国期间，宁夏的民间舞蹈多姿多彩。宁夏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很多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灾民和商贩陆续来宁夏谋生，继而定居下来。为活跃文艺生活，抒发思乡之情，他们将家乡的舞蹈恢复起来，在春节期间或重大节日时表演。河南商行的“高跷”、山西铁匠行的“车”、河北铜匠铺的“船”，在当时尽享盛誉，各领风骚。同时，当地的社火亦不示弱，民间艺人尽其所能展示技艺。当时的银川曾出现这样的景观：这厢里，外地的“车”“船”跑得欢，那厢里，本地的狮子舞得险。社火队间相互较劲，暗中比试，对宁夏民间舞蹈的繁荣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4年，马鸿逵和孙殿英两部队交战数月后马军取胜，为庆祝胜利，马鸿逵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组织社火班子。马军将士多为齐、鲁、豫及当地人，各籍兵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将民间舞蹈之精华展现于众，使宁夏在1935—1936两年中，出现了社火表演的高潮。在银川古城，从初一至十五，各路社火班子走街串巷竞相赛艺，锣鼓声、鞭炮声震撼全城，市民们倾城出动，追看精彩表演。主要节目有：《高跷》《抬阁》《旱船》《狮子舞》《龙舞》《七巧灯》《竹马舞》《花车》《云板舞》《太平鼓》，以及《牛郎织女》《麒麟送子》《大头和尚戏柳翠》等，并新添了虎、牛、马、鹬蚌、鹿、鹤等动物形象，很多节目就此流传开来，大大丰富、充实了宁夏民间舞蹈的种类。

盐池县位于宁夏东隅，属陕甘宁边区，民间舞蹈更多受到新秧歌运动的熏陶和影响。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民间，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革命斗争生活的节目在解放区巡回演出，盐池县留下了延安民众剧社、三边分区文工团、留守部政治文工团、警三旅边区保安剧团等文艺团体演出活动的足迹，当时有名的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三边好》等在盐池县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早在1937年，盐池县解放后的翌年，县委筹建了盐池县第一个艺术团体——盐池人民剧社分社。这支仅十五人的文艺队伍，紧密配合革命形势，创作演出了不少内容健康、形式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小戏，游走乡镇村落，宣传革命，鼓舞群众。《红色中华》头版以“盐池人民剧社分社成立了”为题进行报道：“盐池县为发展苏维埃的剧社运动，创造大众艺术人才，在团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人民剧社分社的筹备会，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和努力，发展到十五个演员，学会了儿童舞、劳动舞、大联合舞……”盐池县舞台上首次有了纯舞蹈表演。与此同时，他们还创作了《拥军小唱》《兄妹参军》《洋烟恨》《二媳妇纺线》《夫妻变工生产》等节目。1944年，西北政治局决定，盐池县人民剧社与邻县定边的“七七”剧社合并新建“三边文工团”，团址设在盐池县，并派鲁艺部分学员充实到剧团。文工团一方面担负着创作演出任务，一方面深入乡村为民间班社指导、排练，使新文化运动成为全民参与的活动，盐池一带的民间舞蹈因此而崭露新姿：《盐池秧歌》中传统的伞头被手持镰刀、斧头的农民、工人形象替代；高跷队中新增了工、农、商、学、兵等现代人物；《榔头车》中一些低级庸俗的内容换成宣传进步思想、针砭时弊的内容，舞蹈动作也变得昂扬、整齐，充满革命朝气，充分反映出老解放区人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顽强斗志和不怕封锁、不怕围困的大无畏精神，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老区人民的精神面貌。

综上所述，宁夏民间舞蹈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与时令节气紧密相关的民间舞蹈。岁时节令由来已久，根据岁时节令逐渐发展形成的传统节日不胜枚举。历年的正月初一（春节）、元宵佳节，既是我国人民大庆的日子，也是社火、戏剧集中表演的高峰季节。文献史书中多有记载：“元旦，是日起至望旬日……乡人装故事为吹豳击鼓之戏，男妇从观。满月乃止。”“上元月夜前后两三日，屋内点面灯，门前悬彩灯，社火箫鼓为乐。”（《隆德县志》清康熙版）春节至元宵节，固原地区民众概停业罢市，相互答拜贺年，“春酒饮宴，互相款待，又有社火、龙灯、唱歌小曲以为乐”，真可谓笙歌箫鼓处处舞。这是一种全民性的庆典活动，各社火队尽其所能，各露绝活，各种形式的舞蹈、戏剧、杂耍全部演出，高跷、旱船、狮子、龙灯等民间舞蹈应有尽有。

无论是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还是民俗活动，都离不开民间社火，而宁夏民间舞蹈的主体也是由民间社火构成。它集民间舞蹈之精华，融民间音乐、民间戏剧、民间工艺美术、民间文学、杂耍、武术为一体，兼唱、舞、说、演、打、逗等多种表演形式，包含着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舞蹈：有反映图腾崇拜的《龙舞》《狮子舞》；有表现劳动生活的《旱船》《榔头车》《跑驴》《二爸爸种豆》等；有源自民间传说、带有情节性的舞蹈《高跷小场》《干妹子下四川》《隋朝秧歌》《竹马舞》《跑场子》《大头和尚戏柳翠》等；有继承古代军阵乐舞的《八桶鼓》等；有以舞姿造型而见长的《马社火》《高台》；有从传统戏剧中演绎而出的《七品芝麻官》《春草闯堂》片段等；还有《霸王鞭》《秧歌》《花鼓舞》等。多种舞蹈组成的社火队，走村串户，挨家拜年，使人们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

由此可见，节令习俗是民间艺术活动的土壤，也是民间舞蹈产生的根基，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而所有习俗活动，总是离不开歌舞的渲染，二者之间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表演节目，流传至今，有些旧的民俗活动消失了，但这些歌舞又被新的民俗活动继承沿用，发挥着独有的社会功能。

第二类是依附于宗教活动之中的祭祀性舞蹈。原始宗教产生于氏族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不能理解，因此产生了宗教。“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而“舞蹈尤其为一切宗教礼典的主要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祭仪形式和歌舞中寄托着人类的追求和美好期望。(www.xing528.com)

宁夏“土人性勇锐尚释重巫”（《明一统志》），“尚晤觋，信缁黄”。因此，宗教祭祀活动极为普遍。宁夏旧地的庙宇、庵、寺不计其数，庙会名目繁多，会期不定，巫风盛行。“每届会期，士女塞途，商贩云集，香火称盛一时”（《宁夏纪要》），届时一些民间舞蹈及戏剧班社均赶来凑兴表演，但不参加任何祭祀仪式，宗教舞蹈和巫舞是祭祀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祭祀和舞蹈艺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许多舞蹈动作和风格是出于宗教需要而创作的。宗教利用舞蹈宣传教义，争取群众，而舞蹈依附宗教沿袭生存并不断发展，可以说，宗教活动为民间歌舞提供了极好的舞台和场所。

第三类是与人们日常生活习俗息息相关的舞蹈。“社会的民俗是指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各社会集团结合、交往过程中各种关系间形成的习俗惯制”（《中国民俗学》）。正是这些习俗惯制，深刻支配着社会生活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发展过程。民间舞蹈从社会生活中提取素材，它的活动方式、表现内容也必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在民间的婚礼中就有“耍公婆”“接亲多用彩轿鼓吹”（《中卫县志》清道光版）的习俗。鼓乐相间，歌舞相伴，庆贺人生迈入新的征程。

许多民俗活动都离不开舞蹈的烘托，以致很难将民俗与舞蹈剥离开来。由于舞蹈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其表演形式、歌唱内容符合百姓希望吉祥如意、步步登高的心理特征，所以，民间舞蹈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震撼民心的社会作用。

第四类是与民间小戏相融联体的舞蹈。民间小戏是由农民自编自演或学演的带有故事情节的小歌舞。演出时间无限制，春节、农闲、庙会、集日，甚至家庭遇红白喜事，均可做凑兴表演，是广大农民最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小戏角色一般为两人，多为一丑一旦。表演自由灵活，载歌载舞，风趣诙谐，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尤以谐谑逗乐见长。表演时，一不专门搭台，二不摆布景，圈块空场敲响锣鼓即可开演。所唱曲调以当地民歌、小调为主，后逐步融入眉户调。六盘山区民众以其圈个空地即可演出的特点冠之“地摊戏”，银川平原的人们则以其不同风格的唱腔特色谓之“曲子戏”“道情戏”或“秧歌戏”，如银川曲子戏、中卫秧歌戏、盐池道情戏等。因此，同一剧目配以不同曲调以不同剧种表演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如《干妹子下四川》就配有固原曲子与银川曲子，《怕老婆顶灯》既是固原曲子戏，又是中卫秧歌戏，而《九莲灯》不仅限于盐池道情，秧歌戏及其他曲子戏中亦有。在表演形式上亦因地制宜，各有千秋。

在大量的民间小戏中，很多的舞姿、舞段、舞蹈组合已完全糅入戏中，成为刻画人物、表现情节、烘托气氛的重要表现手段，根本无法将其再从民间小戏中独立出来，它已成为民间小戏不可分割的胎体和血液。

宁夏民间舞蹈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珍贵的遗产之一，它忠实地反映了宁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聪颖、意志和勇气，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舞蹈是深层文化的积淀，我们应认真地研究它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更要重视它的社会价值，使宁夏的民间舞蹈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出鲜艳丰硕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