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宋代中原舞蹈与西域舞蹈在宁夏艺术史中共同发展

唐代是中国音乐舞蹈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是中华乐舞文化和西域各国乐舞文化、古代各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唐朝的“十部乐”中有八部系西域及各民族歌舞，《胡腾舞》《拓枝舞》充斥中国大地。男效胡装，女学胡舞，流行社会；胡姬压酒，胡乐当筵，风靡一时。当时的宁夏，全境属关内道，由“京官遥领”（《宁夏历代行政沿置沿革汇编》）。1985年盐池县挖掘的唐墓，墓中两扇石门分别雕刻着《胡旋舞》；从固原发现的北魏绿釉小扁壶上的《胡腾舞》，到盐池出土的唐墓石门上的《胡旋舞》，上下持续几百年，两地相距近千里，都寻到了西域舞蹈的历史痕迹，西域乐舞在宁夏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唐朝时，先后有两代帝王莅临宁夏灵州，一是唐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驾临宁夏接受敕勒九姓酋长的投降；二是唐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后，皇太子李亨抵达灵州，即位登基，设临时朝廷历时二月余。史籍虽未记载这期间的乐舞情况，但记载了当时当地百姓载歌载舞，表示归顺之心。这期间欢歌曼舞地庆新帝即位的欢庆活动必不可少，可以想象，当时盛行的各种舞蹈在灵州曾有过较大规模的排练与展演。虽然当时的西域舞蹈、汉唐乐舞在宁夏广为流传，但当地的各民族舞蹈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着。不同民族的舞蹈，在同一区域齐头并进，相互呼应，从而使宁夏的舞蹈文化成为集西域、中原及本地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舞蹈文化。

从贺兰山拜寺口西塔出土的印花绸来看，图案为童子戏花舞，从童子浓眉大眼、头部三圈秃发的外形看，应为党项人，但其裸身裹兜肚的装束却是汉族儿童最常见的装扮，可能是党项童子在跳宋代流行的儿童舞。1974年出土的双龙戏珠石雕龙柱，造型、风格与中原同类作品完全一致，反映了塞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

在贺兰山岩画中，有两幅在塔前跳舞的岩画格外引人注目，从画面整体构图来看，这显然是宗教祭祀舞蹈。在贺兰县宏佛塔和拜寺口西塔天宫均发现了多幅彩绘绢质佛画，画面上、下部的小框内大多绘有披着彩带手舞足蹈的伎乐和金刚形象。最有代表性的是喜金刚绢画。此画共两幅，分别出土于以上两塔。位于画面中部的主尊造型完全一致，喜金刚与明妃相互拥抱，明妃右腿盘跨男腰，仰首垂发，右手高举弯刀，姿态舒展豪放，宛如一段摄人魂魄的爱情双人舞，舞者动作及服饰充满着民族气息，而头戴的骷髅头饰和身挂的骷髅串珠又透露出它源自藏传佛教密宗一派。同时出土的一块长约四寸半，宽约三寸的木板上，亦雕有喜金刚与明妃像，其造型服饰与绢画几无二致。看来，这是当时佛寺中广为流传、最受欢迎的了。受欢迎的还不仅限于此，在另一幅佛画中的莲花座基上绘有二童子扛荷蹦跳的画面，宏佛塔发现的一块玉雕，也有一扛荷舞蹈的童子，可见佛教舞蹈品种之丰富。(www.xing528.com)

宋代佛教舞兴盛的情况在拜寺口西塔石雕像中得到充分反映。塔分13层，7层至11层40个神龛内皆雕有个体的金刚、力士、伎乐和供养人形象，其装饰与佛画中的乐伎、金刚相同，皆戴项圈、饰腕镯、佩璎珞、披彩带。16位金刚均三目圆突，粗眉上挑，手执各种法器挥臂起腿，姿态雄壮威武。16位女伎面目清秀，上身赤裸，头戴宝缯，着短裙赤脚舞蹈，服饰与青铜峡发现的佛画中的乐伎相差无几。岩画、石雕像、佛画中的舞蹈形象客观地反映出宋代时期佛教徒利用舞蹈宣扬佛法的概貌。以上舞姿以开胯勾脚形态出现，兼有马上民族形体特征与东方印度舞之特点。

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也保存有大量的宋代时期壁画，最具特色的是莫高窟九十七洞窟中的两幅飞天，它们不同于历代飞天造型，舞者体格强壮，动作健美，姿态粗犷，脸阔，鼻高，秃发，耳重环，足蹬靴，真实地反映了游牧民族强悍粗犷的性格。而莫高窟第一百六十四洞窟内的“西方净土变”和“东方药师变”中的舞伎，则神态安详，体态典雅，舞姿娴秀，颇有汉唐乐舞之神韵。武威地区有一座传世的珍贵石碑，碑头题名两侧各有一伎乐菩萨，勾脚屈膝，倾腰顶跨，其舞姿和服饰又渗透着印度舞蹈的遗风。而与之相呼应的是宁夏贺兰县发现的彩绘木雕，雕刻的舞人彩带绕身，赤足而舞，大有印度之舞风。由此可见，塞上乐舞内含汉唐乐舞的典雅娴美，展现出印度佛教舞蹈的妩媚多姿，还有党项民族的粗犷豪放。

六盘山地区的固原、隆德、西吉等县，其舞蹈更多受中原文化影响。如各社火队必设的仪程官，专门负责致辞和指挥演出，其作用同宋代舞队的竹竿子相同。宋代故事歌舞和戏剧蓬勃兴起，流行于宫廷与民间，隆德发现的宋代铜镜中有“柳毅传书”的故事；固原博物馆收藏的宋代花瓶，有一胡人一汉人在勾栏瓦肆表演的画面，另一花瓶则有一女优正倾心教男童学戏的动人景象。这些均显示出此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