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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艺术史: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舞蹈

更新时间:2025-01-16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汉代是俗乐文化发展的高潮,百戏、民间舞蹈遍及各地。两晋十六国时,匈奴赫连勃勃建立夏国,今宁夏大部分地区隶属夏国。可见大夏国内的乐舞艺人及雅乐已颇具规模。晋末中原连年征战,西北却处于休养生息状态,当时的原州、凉州商旅汇集,经济贸易迅猛发展。

奴隶社会开始,古代中国舞蹈的发展呈现出两大变化,一是符合社会变革的表演性乐舞的出现和发展,二是巫术及祭祀礼仪性舞蹈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出现了专业的巫人,有史料记载和印证表明“巫舞同人”的存在,这些巫人掌管占卜祭祀,以乐舞娱神,达到与神明沟通交流、祈求庇佑的作用。曾生活于此的羌、匈奴、突厥、鲜卑、吐蕃等民族均有“敬鬼神、祀日月星辰”“重鬼右巫”“信巫觋”之习俗。在贺兰山岩画中就有不少反映敬天地、礼鬼神的活动场面,除了虔诚跪地的祈祷、顶礼膜拜的形象外,还有多幅巫师作法起舞的场面和巫觋在法器或人面像旁舞蹈的姿态,充分体现了黄河流域一带北方游牧民族以乐舞祭鬼神的习俗以及当时巫舞盛行的情形。

春秋之时,居住在宁夏南部的义渠戎与中原地区的诸侯和居民已有了接触和交往,戎王向秦献财物和怪兽,秦穆王“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终年不还”(《史记·秦本纪》)。诸多记载说明中原文化已悄然进入宁夏。

汉代是俗乐文化发展的高潮,百戏、民间舞蹈遍及各地。汉武帝曾派七十万人到宁夏,以充实防御力量,同时垦荒屯田,发展经济。在此之前的宁夏全境属秦,“秦攘匈奴,徙民充之”(《史记·秦本纪》),移民们不但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音乐和舞蹈。从盐池汉墓古城出土的微型编钟(因墓多次被盗,仅剩三个)及陶灶前侧的舞人形象(女轻舒广袖,男蹲步向前)的浮雕,到20世纪50年代尚存的“毛野人”“狮子走绳索”“柔术”等表演来看,汉代歌舞百戏的痕迹依稀可辨。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打开中西门户、开辟“丝绸之路”以来,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给中外各民族乐舞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场所。宁夏固原居“丝绸之路”的东段北道,系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最早接受西域文化的区域之一。尤其鲜卑族拓跋部统一北方建立北魏后,更注重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东西方之间的礼尚往来骤然增多。北魏太武帝曾从西域带回疏勒(今新疆疏勒一带)、安国(今中亚布哈拉)的伎乐。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波斯国给北魏进贡狮子,路经高平(今宁夏固原)被农民起义军领袖万俟丑奴截获,并因此定年号为“神兽”。从此,当地人视狮子为神灵的化身、吉祥的神兽。当《狮子舞》从西域传入内地时,受到当地人的格外青睐,他们很快摒弃了以往耍老虎的传统,而以耍狮子替代,并将《狮子舞》排列于社火队之首。如今,每逢春节,即使是最贫穷的山村,也要尽其所能装扮一头狮子挨家逐户拜年、驱邪,祈保一年平安。(www.xing528.com)

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西域的胡舞在宁夏亦有发现。现固原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充满波斯风格的北魏绿釉小扁壶,壶身两面均有一位深目高鼻的西域人在圆毯中扬手踏地跳《胡腾舞》,旁边还有六位乐人吹拉弹唱地伴奏。1983年,在固原发现的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墓中,藏有玻璃碗、金戒指和鎏金银壶三件外来品。金戒指上镶有青金石,石上雕有双举花环的舞人。鎏金银壶壶身由男女六人组成的三组画面,画面生动传神,造型各异,系古波斯萨珊时期的工艺制品,有极珍贵的工艺价值和研究价值,是中国与西域在经济文化艺术方面友好交往的有力佐证。与此同时,墓穴中还发现绘有武士、侍女、伎乐等形象的残存壁画,其中一乐伎双手持鼓槌做击鼓状,另一乐伎腰系细腰鼓,左手击鼓曼舞,舞者宽袖长衫,舞的应是当时颇为盛行的汉族乐舞。陪葬的还有四个骑在马上做鼓腮吹奏状的吹奏俑和数量众多的胡俑、女侍俑、文官俑、武士俑等,浓缩表现了当时的出行仪仗队。在彭阳县新集乡发现的另一座北魏墓中,出土了一张瑟、一管竽、一大一小两面鼓,同时还有大量陶俑。其中有十个乐人俑引人注目,两个吹奏俑双手托弯形角笛正在鼓腮吹奏,八个击鼓俑腰间置鼓,双手执槌正在击打,估计是墓主家乐班模型。该墓的乐俑从形象到服饰与李贤墓出土的胡俑相同,皆鼻高目深、有胡须,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以上文物勾勒出北朝统治阶层豢养乐伎追求歌舞享受的社会风气及西域舞、汉族舞、北方少数民族乐舞并存共进的实况,这同舞史中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乐舞(含西域乐舞)交流纷呈的繁荣景象相符。

两晋十六国时,匈奴赫连勃勃建立夏国,今宁夏大部分地区隶属夏国。匈奴在今银川市建丽子院。据考,银川海宝塔(又称“北塔”)乃赫连勃勃重新修葺。匈奴是个能歌善舞的马上民族,按其习俗,在每年正月、五月、秋季有三次大的集会,届时,族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祭天地神灵,庆人马昌盛。北魏天兴六年(403),太武帝拓跋焘“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魏书·乐志》)。可见大夏国内的乐舞艺人及雅乐已颇具规模。由于年代久远,乐舞悉佚失,但其所使用的乐器,如胡笳、鼓等,则沿用几代,直至明代,宁夏诗人仍写有“怕听胡笳韵悲咽”“满地胡笳关晓月,一声羌笛塞云稠”(《嘉靖宁夏新志》)等诗句。匈奴在宁夏盘踞时间绵长,因此,匈奴乐舞文化在宁夏的民族文化中所占位置和所起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晋末中原连年征战,西北却处于休养生息状态,当时的原州、凉州商旅汇集,经济贸易迅猛发展。佛教从东汉传入后,急遽流传,今宁夏为佛教由河西传入内地的一条通道。自北魏起,兴建佛寺之风大盛,位于今固原、西吉、海原三县交界处的须弥山石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佛寺禅院,系北魏、北周、隋、唐四代陆续营造而成。由于风化等诸多原因,现尚存132窟,其中北周的石窟数量多,规模大,造像精致。佛经将伎乐天列为佛的十大供养之一,伎乐天就等于是佛的倡乐。佛教徒利用倡乐和俳优宣传佛法教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宗教色彩的歌舞。须弥山的伎乐、飞天图几乎全部集中在北周所建的第四十五和第四十六窟中。在第四十五窟中心柱基座四面,浮雕着手持笙、筝、横笛、琵琶等乐器的乐伎,窟顶的浮雕装饰画中有四个飞天及化生童子于莲花、宝珠间翱翔。第四十六窟中心柱基座正面也有四名伎乐正在吹弹乐器,其正面和后面龛楣上亦各雕一飞天。距须弥山百里之程的彭阳新集乡一座北魏墓出土了八个铜造像,其中有一个飞天铜像,佛教舞蹈在当时的兴盛情况可见一斑。此外,活跃于民间的巫师在治丧敬神、为人治病时所跳的巫舞,以及一些道教舞蹈共同活跃在各个庙宇禅院,形成了儒、道、佛并存的局面。1981年在固原发现的北魏砖室墓,木棺上的漆画内容除墓主宴饮、神仙怪异、人物故事传说外,还有佛教的菩萨像和飞天造型,反映出佛、儒、道融为一体,互相渗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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