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艺术发展：源头与特征

人类的艺术史同人类的文化史一样古老。但是，艺术史学科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直到19世纪末才在欧洲诞生，距今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直到近几十年，艺术史学科才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我国，相对于文学研究与各门类艺术的研究来说，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艺术史研究至今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如何深入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宝藏，更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艺术有着悠久漫长的历史。从远古的原始文身与服饰面具，到盛极一时的彩陶和青铜器；从气魄宏大的秦汉艺术，到艺术自觉时代的六朝风韵；从富于舞乐精神和恢宏气度的唐代艺术，到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宋代艺术，再到处于社会巨大裂变期的元明清艺术，这是一幅何等壮观的艺术史画卷！从横向看，中国艺术包含着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戏曲、实用工艺、建筑园林等为数众多的艺术门类，而每个艺术门类中，又都有浩如烟海的艺术作品与宛若星辰的优秀艺术家。从艺术主体看，中国艺术还包括文人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与宗教艺术等不同层次和方面，其面貌更加异彩纷呈、气象万千。正是这五千多年悠悠岁月，五千多年辉煌历史，形成了悠远浩博的中华文化艺术。同时在这丰厚的文化艺术土壤中，也孕育出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宁夏艺术。正如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样，宁夏艺术也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闪耀着举世瞩目、璀璨独特的光芒。《宁夏艺术史》一书融会贯通各门类艺术，概括各门类艺术史，描绘出宁夏艺术发展的总体历程，并在艺术通史之基础上突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艺术门类，同时兼及其他艺术门类。

原始文化作为艺术文化的原型，构成了艺术的深层结构。正如人类个人的性格形成于童年，宁夏艺术之独特性也奠基于源头之上，其民族传统特征形成于萌发与成长时期。按照中国历史的习惯划分，原始社会经历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几万年之漫长过程。而原始艺术则大约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或稍晚起步，发展于新石器时代前中期，即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时代，直到阶级社会之前夜，即传说中的大禹时代，才趋于成熟，并为艺术向文明时代更高级形态之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宁夏作为边塞地区亦不例外。由于有以黄河流域为民族发祥地之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宁夏成为我国较早跨进农业社会的地区之一。农业生产需要整个氏族家庭团结劳动与分工协作，特别是以河流为经济区的农业社会最关心的是水利的开发与水患治理，而氏族家庭还关心他们保有的土地、房屋不受外来者侵犯与掠夺，同时也需要从征战俘获中补充家族奴隶劳动力资源。如此，随着保障农业社会安定与安全以及治水需求的日益增长，宁夏周边也就按照农业氏族家庭模式建立起来，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但是，作为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奴隶制社会，中国夏、商两个朝代，历时一千年左右，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商品生产与交换很不发达，没有个体的私有经济，城市和乡村几无差别，无经济中心之市镇。“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精神生产水平也很低，正如马克思在论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时所说的“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凡此种种，均说明中国奴隶制社会是不够典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奴隶制社会中文明的光芒还未能照透“人神杂糅”之野蛮迷雾。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僧侣最初形式之“巫”“史”，恰好表达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玄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的幻想超不过“青铜饕餮”之审美意识，往往通过卜筮、占梦、祭神祀祖之途径表现出来。故在奴隶制社会，宁夏艺术与文学大体处于萌芽状态，非常薄弱。其最高成就，也不过就是残存的诗赋、铭文、碑文、赞文、祷文、吊文与章表、教令、书、檄、笺等篇章，这些勉强可以看作周朝艺术或具有艺术因素的早期宁夏艺术，羼杂着某些原始社会与历史传说，或可认作封建社会以前的艺术品，如此而已。西周虽然经历了从奴隶制过渡到农奴制的初期封建化过程，但由于生产力缓慢提速，铁器的普遍使用，直到文明之幕拉开近两千年，即春秋战国之际，才开始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转型，而此完成于秦统一六国之变革时期。先秦诸子登上了政治文化舞台，艺术觉醒的文化思潮，冲决了领主贵族垄断文化艺术之罗网，特别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分别形成了既对立又互补的伦理型哲学与艺术，代表了我们民族理论思维水平之时代高度。一方面，在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上，儒、道哲学思维方式均注重对认知对象之直觉体悟与整体把握，最终必然导向“天人合一”之审美理想，此乃情理交融之古典和谐；另一方面，儒家调节理性与感性、群体与个体的“中庸”之道，最终必然导向对立面之渗透与协调，亦乃历代所言之“中和之美”。故贯穿千余年来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之审美教化，就成了儒家艺术的基本精神之一。(www.xing528.com)

道家在社会自然、群体与个体之对立中，把握了自然与个性之一端，并进而建立了以自然为本体，以个体为主体，本体与主体相一致之尚情论。庄子此种尚情之美学观，一则作为儒家重理言志的艺术主张之必然补充，二则作为陆机缘情说的魏晋新潮之源头活水，对后世宁夏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诗言志”与“诗缘情”成为中国古代两大艺术传统，支配了几千年来艺术与文学之发展。庄子从自然无为乃艺术之本质出发，标举尚自然、重质朴之艺术精神，在“先秦诸子所处的艺术环境是一个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世界”（宗白华语）之外，另辟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领域。此种肇始于先秦道家，中经刘勰、钟嵘之提倡，尤其是经过陶潜的伟大艺术实践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清水芙蓉”之审美趣味，自魏晋始便在宁夏艺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历久不衰的传统，至今仍熠熠生辉。庄子还提出著名的“虚静之心”与“主客两忘”之审美境界。虚静之心，其效果是“明”。因为由虚静而来的明，正是彻底的美的观照之明，经过在心斋之域呈现出的“一”，实即主客两忘之艺术境界，此艺术思维方式也极大地影响了宁夏古典艺术的成长。再经唐宋元明清艺术家进一步推衍，就使这一追求成为宁夏艺术独具地域特色的一个审美符号。

在先秦时代大放异彩之《诗经》与《汉乐府》中，均有咏颂宁夏的艺术记载，“历经汉唐诗词歌赋文学之熏染，宋元明清文学之浸泡，文学中的宁夏或宁夏的文学有了最早的萌芽与发展”^[1]。从实证上讲，约一万八千年前山顶洞人之装饰品，证明审美意识已经产生。一万至八千年前的贺兰山岩画，更透出了远古艺术观念之信息。其中为数众多、造型生动的动物图画至今仍不失为原始奇观。宁夏的远古岩画与萌发中的宁夏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还有彩陶、青铜的变形与意义和建筑源变、音乐源变、《诗经》内外之演化等，均呈现出艺术造型之内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远古时期人们的历史—心理感受图式。包含审美文化于其中的宁夏艺术，从原始社会到先秦的萌发与成长过程，就是宁夏艺术的萌发与生长过程：从原始文身到朝廷冕服，从岩画到彩陶青铜再到战国漆画帛画，从半坡的刻画符号到甲骨文再到篆文，从半坡的圆形与方形住房到先秦之宫殿台阁……故对上古宁夏艺术史来说，这些均蕴含着博厚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由于学术界长期以来缺乏对宁夏原始艺术的系统整理与深入探索，目前与宁夏原始艺术的萌发、创作和成长相关的可靠文献很少。宁夏艺术的创作及其在原始社会中的成长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一是作为生产活动组成部分的呐喊之声，仍处于胚胎时期。二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先民们最初的艺术，它脱离了与生产直接之凝结，以再现生产形态、表达实践经验为其基本特征，突显了早期宁夏艺术与生产实践紧密相连之认识功能。三是通过进一步的成长与发展，则从传真到表情，出现了表达情感的艺术，它标志着原始社会宁夏艺术萌发、成长、发展之踪迹。

由此可见，宁夏艺术在经过原始社会漫长的萌发之后，至春秋战国，已初露端倪，逐步成长显现，此后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之演进，直到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才揭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