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南区革命老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并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港南迅速掀起“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农业“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文教卫生“大跃进”、各项事业“全民大办”。1958年8月起，港南发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业高级社合并为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建立集体所有的经济体制组织。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社员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生产、生活资料统一调拨。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港南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提升，但片面追求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出现了高指标和浮夸风，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加之1959年起连续数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自1960年起，港南的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使港南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了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

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并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港南地区开展起来。

1957年冬至1958年春掀起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港南“大跃进” 运动的序幕。1957年底，港南开展了跨社、跨乡、跨区的群众性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土活动和“千斤粮、百斤棉、万斤蔗”的丰产活动。958年，随着经济建设迅速升温，港南各乡镇的粮食生产指标一再追加。1月，玉林地委召开会议，要求港南在内的广大农村要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4月，玉林地委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农业发展规划》，提出“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要求港南在内的广大农村，粮食五年内达到亩产688斤，棉花、油料产量五年内翻三番，五年内在农村形成推广农副业生产科学技术网、运输生产交通道路网、农具（工具）制造修配网、肥料饲料生产加工网，实现“坡地梯田化、良田良地化、农田水利化、技术先进化、积肥造肥经常化、农业机械和半机械化、运输车辆驮运化、扫除文盲学文化、清洁卫生整齐化”。1957年春天，港南开展了除“四害”（苍蝇、蚊虫、老鼠、麻雀）群众运动。1958年5月总路线提出后，粮食产量追加指标，要求当年粮食确保增产46.89%，争取达到54.1%，亩产保证250公斤，争取达到262公斤。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鼓动下，港南农村普遍推广种农业高产试验田。为夺粮食高产，广泛开展积造肥运动，按户分配积肥任务，实行了“六翻”（即翻坟墓、翻老墙、翻阴阳沟、翻火灶、翻猪牛圈、翻塘底泥）、“三光”（即草皮铲光、拾粪捡光、肥泥挖光）等措施。

1958年6月，受农业产量浮夸风影响，港南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开展全民性大搞丰产田运动。同月，贵县在港南组织生产大检查，开展以“四比”（即比田间管理、比积肥造肥、比多种多收、比干部作风）为中心的评比竞赛活动，总结交流“鼓干劲、夺高产、放卫星”的经验。各乡、社和生产队检查评比竞赛活动也普遍开展起来。

但上述办法不仅没有带来粮食的高产，反而造成了粮食的严重短缺。958年9月中下旬，郁江发生洪灾，洪水涨至46.5米，为解放以来最高水位。港南多处中小防洪堤被洪水冲垮，新塘等地受灾严重，加之“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失误，1959年港南的粮食产量较1958年减产近五分之一。

1959年10月，按照玉林地委的指示，港南地区还开展了一轮农业耕作技术的变革。变革的主要内容是深翻土地，要求耕地普遍做到深翻一次，深翻1.5米至2米。土地深翻后，搞密集播种，每亩撒播种子10公斤至15公斤，部分区域甚至达到20公斤、25公斤乃至50公斤，搞分层播种、施肥。深翻土地将生土翻到表层，破坏了土壤结构，结果适得其反，次年春，港南粮食减产30%以上。

1958年9月，在农业“大跃进”的同时，港南还掀起历时3个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8月，中共北戴河会议决定将全国钢产量由535万吨加番达到1070万吨，全国迅速掀起了“全民炼钢”高潮。港南各区、乡、社集中人力大办钢铁，主要负责干部带队上山找矿建炉，各中小学校基本上都停课组织学生上山找矿，广大群众砸锅献铁，各地大建土高窑炉、大挖矿石、大砍林木。土法炼钢的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尤其是对林木的砍伐，使港南的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造成了深刻的教训。

1958年，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还大办了一批厂矿，但原材料、产品质量、销路等方面存在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故于1959年将大批厂矿企业关闭停办。

“大跃进”期间，港南延续了“一五”期间的水利建设政策，继续大兴水利。大量民工被组织起来，在港南各地修建大、中、小型水利。1958年5月，武思江水库建成。至1960年，港南区域内基本形成了水利网格化。

在经济建设之外，港南的文教卫生事业也开展了“大跃进”。1958年，港南全面开展扫盲大突击，90%以上的青壮年文盲均参加了扫盲学习。各公社兴办学校，大办幼儿班，小学数量急剧增长。然而，由于师生受号召参与“大炼钢铁”与各类工业生产活动，学校的教学质量有所下降。卫生方面，港南于1958年开展了以除“五害”（老鼠、蚊子、苍蝇、钉螺、麻雀）灭“四病”（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医疗保健方面，各公社在“大跃进”期间培养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工作人员（赤脚医生），举办医士、中医、护士、药剂班，为港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跃进”运动中，港南的各项建设工程、交通等事业也开展了“全民大办”。在“全民办交通”的方针指导下，建设了一批公路。为解决林区木材运输，修建亚计山林场25千米的林区公路。1955年黎湛铁路贵县段通车后，为适应运输的需要，港南在罗泊湾设立煤站，建泥步码头1个。“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办交通，带来了港南交通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地方道路建设的基础。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港南掀起了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各高级社合并成人民公社，下设大队、生产队，全体农户均加入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属集体所有的经济体制组织。建立初期，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不正之风，掀起了“大办钢铁”等5个方面的群众运动。

“大办钢铁”。1958年9月底，贵县在港南掀起了为期3个月的大办钢铁运动，调动大量公社成员组成生产战斗团，建立钢铁生产基地，大搞土高窑炉，大挖矿石，大砍林木。(www.xing528.com)

“大办水利”。1958年武思江水库建成之后，港南投入20%的劳动力开展水利建设运动。大批青壮年上水利工地，工地指挥部提出“日战夜战、晴战雨战”的口号，每天劳动强度极大。

“大搞工具改革”。1958年4月起，港南各区、乡设立工农业技术改革委员会，开展工具改革，实现“耕作机械化，运输车子化，插秧自动化”的口号。在此期间，成批购买双轮双铧犁，各公社要求集中木匠统一制作绳索牵引犁，这种双轮双铧犁和绳索牵引犁对劳动力、畜力的需求强度大，推广效果不佳。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贵县制订的1959年“大跃进”计划规定，港南的粮食平均亩产由1958年407.5公斤跃到1750公斤、争取2250公斤，甘蔗亩产由5.265吨跃到15吨、争取25吨。为实现这一计划，出现了不因地制宜地推广水稻良种，插秧规格越密越好，甘蔗移栽密植等违背生产规律的现象。

“大办集体食堂”。人民公社建立后，为适应大集体劳动军事化组织的需要，港南以生产队为单位办起集体食堂。集体食堂实行口粮分等定量，统一蒸煮，分饭分菜，“吃饭不要钱”。生产队派人种菜、养猪、养鸡、养鸭、养鱼以供应食堂。

（三）纠“左”与“反右倾”斗争

1958年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港南国民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显现。港南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了直接影响，粮食产量下降，出现了缺粮的情况；土法炼钢造成了资源浪费；以钢为纲导致各行业发展为冶金矿业和重工业让路，社会民生相关的工业部门发展缓慢，影响了群众的日常生活。面对这些情况，港南地区在上级部门的指引下，着手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问题。

首先，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巩固和整顿。通过政治学习、政策宣传与管理体制改革，巩固人民公社，整顿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管理问题。各人民公社权力逐步下放，管理体制退到以生产大队（即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或生产小队）作为包产单位，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初步得到纠正。经过巩固和整顿，港南人民公社中的“左”倾错误得到局部纠正。然而，对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务的旧账没有清算，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社、队调用社员私人的财物没有进行清理归还或折价赔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也未能得到彻底纠正，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的瞒产问题也未解决。

其次，划拨自留地，鼓励发展家禽家畜。1959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4个问题的指示，规定下放生猪和三类农副产品经营权，恢复社员自留地。此后，港南在农村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前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手工业下放给社员，实行计件工资。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再次，加强公共食堂管理。1959年，针对公共食堂管理上的混乱问题，港南各人民公社在争取食堂一个不垮的前提下实行自愿原则，允许少数社员退出，对于食堂吃饭的社员贯彻“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允许早晚领粮回家吃饭。至5月，各地在食堂管理上越加灵活，公共食堂已名存实亡。

最后，压缩钢铁战线，使大量民工返乡。1959年1月，按照《缩减钢铁战线劳动力加强农业战线的指示》，贵县铁厂对上山民工进行全面清理和调整，留足采矿和炼铁人员，压减民工返乡务农，并在3月底前全部撤回农村，参加农业劳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纠“左”工作，港南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农业生产有了转机，社会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然而，由于对“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仍然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纠“左”不彻底，原定的各项建设高指标并未降低，反而层层加码。

1959年庐山会议后，港南地区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各地集中举办学习班，揭发、批判“右倾”问题。与此同时，又在人民公社采购人员中相继开展了反浪费、反贪污、反盗窃的“三反”运动。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发展起来且延续了更长时间。

（四）克服经济困难局面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等运动，再加上自959年起港南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港南的国民经济从1960年开始出现了严重困难。农业生产方面，粮食、甘蔗、油料等主要农作物大幅减产，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泛滥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了商品、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缺乏，人民群众的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

1960年3月，为了解决群众生活困难，贵县从各机关抽调干部组成生产检查组，赴港南开展以办好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农村群众生活安排检查工作。在此期间，港南各界群众利用空闲土地，开垦山坡、河滩，大种粮食、瓜豆、蔬菜，增种短期早熟作物以及人工培植藻类、菌类等代食品，解决粮食困难问题。与此同时，对流行疾病患者采取集中治疗，生活上予以照顾和补助，治疗所需药品和配药需用红糖、麦麸、米糠、生姜、油脂等包干供应。面对自然灾害，港南群众多次开展战胜灾害、生产自救运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