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东南武装起义：港南区解放前夜斗争初成果

（一）反“清乡”运动

1945年10月，国民党广西省当局任命张树春为贵县县长。按省当局要求，他发动了贵县境内的“清乡”运动。港南作为桂东南武装起义的重点区域，是此次“清乡”的重点。

12月中旬，地下党员黄英到贵县开展统战工作，渗透入国民党贵县当局，任主任秘书。面对即将进行的“清乡”，党组织分析后认为，此次“清乡”为全省普遍进行的活动，并非专门针对桂东南武装起义，且国民党贵县当局在桂东南武装起义后已连续进行了数次“清乡”，实施了杀人、烧屋、缴枪、悬赏通缉等残酷手段，参加起义及被株连的群众已远走他乡。因此，党组织通过黄英向贵县当局建议，此次“清乡”不再采用缴枪、悬赏通缉之类的手段，也不办理“自首”，可以采用家长担保、回乡生产的办法，把离乡出走的人员找回来；对外可以按国民党广西省当局的要求制造声势，内部则采取“奉命行事、官样文章”的态度，应付过去。贵县县长张树春表示可以考虑。后经调查了解和接触各方面所得情报，形势比原先估计的要好。主要原因为广西省当局没有专门责成贵县县当局把继续清查桂东南武装起义事件作为此次“清乡”的重点，只是全省普遍性的“清乡点甲”，且贵县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矛盾，可供统战工作利用。

港南群众对“清乡”深恶痛绝。特别是参加桂东南武装起义的村庄，曾多次遭受“清乡”的摧残、敲诈，这些村庄的群众对此痛恨尤深。此时，从重庆回到木格的谭流，通过黄英探听张树春的态度。谭流的关心和顾虑较多，他的家乡是桂东南武装起义领导人黄彰、谭留科等烈士生前的活动据点，谭流的父亲谭烔章（共产党员）受株连被关入监牢、勒索缴枪；谭流的堂弟谭纪也被通缉，村中幸存的壮丁基本外逃。在香江乡，谭敏的父亲谭国桢也受株连，虽未被捕，但已被撤掉了县参议会秘书职务，在村中被监视。黄英向港南的党员们交底，特别告诉谭流，迅速给起义乡村的群众通报，以安定人心。

“清乡”从1946年春节后开始，按照广西省当局规定，各县成立“清乡工作委员会”，由县长兼主任委员，县参议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为副主任委员，有关科长和县警察局局长为委员，具体业务由民政科负责。贵县被划分为大圩、北岸、南岸3片进行“清乡”。港南所在的南岸片是桂东南武装起义的重点地区，从香江、思怀、瓦塘、木格、木梓、桥圩到东津等10多个乡均受牵连。

负责南岸片“清乡组”的组长是县参议会副议长李梦龄，黄英为副组长。李梦龄借口身体欠佳，不能率领队伍出发，要求黄英全权负责，只在“清乡组”到达桥圩时才露面。黄英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到达与起义有关的乡村，只清点户籍人口、登记烙印民枪等。对于起义后自己出走或被迫出走的人员，由家长担保回乡生产，不办“自新”，不再追缴枪支，不再追加悬赏来通缉，没有扣押人员。谭流等共产党员事先在这些乡村交过底，每到一乡，情况都基本安定。为了虚张声势、掩护工作，每乡都大力强调“清乡点甲”的重要性。整个南岸片“清乡”时间不到一个月。(www.xing528.com)

在此次反“清乡”运动中，港南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积极应对，保存了革命力量。

（二）开展反“三征”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民主、休养生息。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单方面撕毁了协定，倒行逆施，发动了全面内战。桂系军阀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追随了蒋介石，命令各级党、政、军、特与地主豪绅勾结在一起，推行“征兵、征粮、征税”暴政，不顾人民死活，港南人民深恶痛绝。征兵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强迫人民当兵，设立“纳金” 等名目从中敛财。征粮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段毒辣，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包括壮丁税、牛头税、猪头税、牛车税、市亭税、建设税、保安税、慰劳税等。

在此背景下，从1947年起，反“三征”斗争遍及整个港南。在党的号召下，港南各地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与敌人的“三征” 暴政作坚决斗争。1947年至1948年，在东津乡雷宁村一带，共产党员梁绍金等组织群众统一思想，用“捉迷藏”等巧妙办法，不费一枪一弹就打乱了敌人的“三征”部署。有一次，伪乡长苏建章、副乡长陈田瑞半夜带兵抓走雷宁村7名群众，强迫他们交粮。雷宁村马上派人去保释被强征的村民；等敌人再次上门时，连保人也无影无踪了。广大群众认为，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情况下，不能再让敌人的“三征”政策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