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南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功案例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基础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港南旅外的知识分子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港南生根发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贵县学生积极响应。谭寿林等学生骨干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组成了贵县学生联合会（简称贵县学联），谭寿林为会长。学生们组织游行，抵制日货。当时，贵县商会会长蔡觐文开设的“启昌号”杂货铺偷运日本火柴500箱抵贵，贵县学联发现后将这些日货缉没。蔡觐文邀请贵县学联干部宴饮，拿出100东毫做诱饵，企图要回货物，遭到谭寿林等的严词拒绝。之后，蔡觐文联合县知事刘天佑向贵县学联施加压力。为了防止日货被暴力抢劫，贵县学联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这批日货提前处理。谭寿林等组织了中、小学生将这批日本火柴全部抬出，举行示威游行，在城厢搬运工人和河渡船民的积极支援下，将日货运送至县城郁江南岸河边（今港南区江南街道南江古码头旁），纵火焚毁。据目击者回忆，隔江观看者有两三千人，谭寿林在焚烧现场与群众摄影留念。当时，贵县学联还创办了《晨报》，宣传“五四精神”，并与北京学联取得联系。从此，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及进步读物不断传入港南。

贵港地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黄日葵。他是北京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21年，黄日葵介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谭寿林等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创办第二平民夜校。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全国最早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团体，为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谭寿林等加入后，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相关材料。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陆续寄回家乡港南，使马克思主义在港南传播开来。

1923年，在京的广西籍学生发起组建新广西期成会。7月15日，新广西期成会创办《桂光》半月刊，谭寿林任编辑股主任，黄日葵、胡伟然、党庆华、苏康甲为股员。《桂光》半月刊宣传新思想，对旅外的广西同乡和贵县的知识界人士有很大影响。该刊寄回广西各地发行，常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评论广西当时的政治局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各种改良主张在广西都行不通，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拯救广西人民的真理——

一致起来，向国内的军阀解除其武装，将国家的权力夺到我们手中；再以国家的权力，向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提出抗议，迫令他们退还一切侵去的权利……我对广西的改革，也和许多别省的人的意见一样：不承认是可以由我们单独改造的，不承认是可以由我们零零碎碎的（地）改良的，更不承认那些与虎谋皮的主张。

除旅外知识分子的影响外，贵县本地的知识分子也主动接触、传播马克思主义。1922—1925年，贵县中学校长陈勉恕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贵县中学积极推行新文化、新思想，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www.xing528.com)

1923年7月，谭寿林回贵县筹措学费，应陈勉恕的邀请，到贵县中学演讲。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结合当时社会形势，精辟地分析社会现象，作了题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成因”的演讲。陈勉恕也以“何谓共产党”为题作了通俗的演讲。

1926年春，谭寿林从梧州回家探亲小住并进行革命宣传。他用流行的《苏武牧羊》曲调，填写《工人歌》《农民歌》，教给群众和学生传唱，鼓动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地主重租高利、侵吞公产的斗争。他创作的《工人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工人吃苦真难当，自从进工厂，手劳足又忙，资本家虐待我，残酷似虎狼。工作十二时，工资又微薄，上难供父母，下难养儿郎，千辛万苦为人作嫁，谁不心惨伤！……”歌中满腔热情地号召工人：“转眼日当升，革命旗飘扬，工友们团结起，奋斗求解放……”

1926年夏，共产党员陈培仁（贵县人）等利用暑假组织部分学生在港南桥圩开展反帝反封建、收回租界的宣传，也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港南的传播。

谭寿林等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回家乡，同时，一批在广州、梧州、南宁等地参加革命活动的进步人士也回乡活动。这些早期革命者的活动在港南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成为港南革命斗争的根基，为港南建立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特别是为土地革命中革命力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