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1932），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等组织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事委员会，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抗衡。民国二十五年（1936），陈济棠失败，广东还政中央。当时，广东各区的绥靖委员兼管军事和行政，与中央政制不符。10月16日，依照行政院颁行的条例和《广东省地方自治改进大纲》，撤销东区绥靖委员公署，将原来的东、西、南、北、中5个绥靖区，改设为广州市和9个行政督察区。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潮安，以胡铭藻为专员，辖潮安、潮阳、揭阳、澄海、饶平、惠来、普宁、丰顺、南澳等9县及汕头市、南山管理局；不久之后，还增加了管辖东沙群岛。原属潮州的大埔县，改隶第6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所驻的潮安县，总人口为626336人，其中潮州城常住人口62508人，加上流动人口有10万人。其时，全县虽有耕地50多万亩，但产量不高，又有部分耕地种植经济作物，所以常年缺粮，年均有3—4个月青黄不接。民国二十八年（1939）日军占据以后，缺粮情况日益严重。民国三十二年（1943）碰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稻田失收，更是出现了不忍目睹、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当其时，春旱露头，奸商即囤藏粮食，米价暴涨。3月，大米每斗（20斤）30多元，5月涨至700多元。一段时间，手头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市基本歇业，米店普遍关门，一片凄凉景象。
起始，有点财产的人，百般忍痛，贱价变卖产业以换取粮食。价钱最贱时，1亩耕地只换几百斤大米，1房好厝只换几百斤番薯。奸商、无良地主发灾难财，富上加富。家中四壁萧然、无物变卖的人，到处找寻食物，采摘野菜充饥，青金叶、香蕉头、猪母菜、金狗仔、刺苋、苦菜心，甚至马粪中未消化的残渣，也都被人采食。最严重时，癞蛤蟆、蚯蚓也有人吃。听说，汕头市还有人卖“马肉”，其实，是卖人肉。据传，潮安枫溪，就有1个饿得欲疯的人，在其死去的女儿身上，割肉烹而食之。
一批一批的人，选择扶老携幼，外出逃荒，多数人逃往兴梅，或江西、福建等地。江西、福建成立救济粤东移民委员会，到江西救济委员会登记的潮、澄、饶难民达7万多人，到福建救济委员会登记的达2万多人，未登记的人更多。经不起折磨，死在路上的，不计其数。路上的雨亭、寺庙，经常见到饿殍。潮州城内，有一批人，到处流浪，找食物吃。青壮者，见有人手拿着能吃的，抢过来，塞入嘴中，转身就跑；老弱者，找不到吃的，只能在寺院庙堂门口，奄奄待毙。开元寺山门前，每日躺着二三十个待毙之人，死了1个，善堂便收走1个。
城乡到处有人丢弃婴儿、小孩。设于开元路汀（州）龙（岩）会馆内的育婴堂，在北门、道后、南门几个主要路道，放置几个木橱，让人把弃婴放在橱内，每日再派人，把这些弃婴挑进育婴堂。但活的一担一担挑进来，死的一担一担挑出去。其时，副霍乱跟着大旱流行，死的人就更多了。
死了这么多的人，全靠集安、报德、崔福德几家善堂的收埋队收埋。最严重的阶段是4月份，收埋队经常是一次抬两个棺材，常常是抬一个大的，上面加一个小的，再抬不及，怕就会挨街塞巷了。在道后的城墙边，有时候堆积着七八个甚至十多个敛了死人的棺材。死人太多，棺材不够用，就用床板或铺窗板，随便钉成棺材，钉不牢固，抬死人时，尸体的手或脚，有的就露在外面。有时无有棺材，只好把死人装入麻袋。有的收埋队想出一个办法，做一个坚固的棺材，把死人抬到荒野，倒出来埋掉，再把空棺材抬返重用。
桥东一带因为未有善堂，好些人家，全家人死了无人收埋，等到日本投降后，逃难的人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破厝内，留下了一堆堆白骨。其时，日军以宣抚班出面，假惺惺地以“组合”会社的名义，在义安路载阳巷李厝内分配口粮，每日清晨排队者千人以上，然而“僧多粥少”，大多数人得不到分配，空手而归。据统计，当时，潮安县全县饿死6万多人，其中潮州城内饿死12900多人，枫溪镇内饿死5300多人。其他县市，饿死也是不计其数。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15日，潮州城光复，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迁回潮州城。其时，抗战名将、任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的陈克华是潮安古巷象埔寨人，他带着工作人员，也一同入城。不数月，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市面开始出现买空卖空、转手图利的投机倒把行为。投机者把大米、仁油、红糖、纱布等商品和黄金、白银（大洋）、港币作为特殊商品，炒买炒卖。炒买炒卖者聚集于潮州城商业区的几个角落：东门头炒“牛”（港币）、炒白银（大洋）和黄金；开元路炒大米和纱布；东堤炒红糖和仁油。投机者仅凭成交的货单，认单不认人。其时，每日的市场价格，为一小撮买空卖空的投机者所操纵，行情的涨跌，则听汕头来电，由汕头的投机者报知港币及金价。
汕头光复则在9月28日。9月初，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派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任国民政府汕头前进指挥所主任，前来主持受降诸事。闽粤边区司令部司令欧阳驹，任汕头前进指挥所副主任。9月15日，潮州、汕头各地日军，全部解除武装，送入礐石集中营；伪军则集中听候整编。当其时，中国战区划分为15个受降区，汕头被确定为第3受降区，余汉谋为受降主官。汕头前进指挥所设于外马路131号，原为国际俱乐部，是一座洋商会馆，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4），为汕头的外国人聚会、娱乐的社交场所。日军侵入汕头后，侵占该楼，改名东亚会馆，成为了日本人的娱乐场所。
人们急切地等待日军签降仪式的到来，从不可一世，到不齿于世，人们急于想看到他们此时的嘴脸。9月28日9点，中国战区第3受降区，在汕头前进指挥所2楼大会客厅，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会场布置庄严而典雅，出席者共数十人，第63军186师师长张泽深，手携照相机不断拍照。参加受降仪式的徐景唐中将，身着海陆空军礼服，威仪堂堂，气概雄壮。投降日军代表有日军第23军（南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少野修少将、山冈中佐、佐濑少佐。
受降仪式上，投降日军代表富田直亮，首先向中方受降代表徐景唐中将致敬，接着向徐景唐报告身份，其曰：“奉日军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之命，代表其前来汕头，向中国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上将投降，并受领一切命令。”
徐景唐中将答曰：“本人以第七战区汕头前进指挥所主任之地位，代表余司令长官接受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之投降。”徐景唐并向田中久一颁布《第一号命令》，富田直亮接受了命令，表示即转田中久一“切实遵行”。
日军投降，最高兴的莫过于人民群众。过去被日伪汉奸欺压，腰不敢挺，步不敢大，苦不堪言。现在好了，反过来了，也要让他们有“好果子”吃。民国三十五年（1946），第5区各县政府接到命令，将所有拘押的汉奸案犯，移解汕头。潮安县政府奉令，遂于1月26日，将在押的吴得、吴君玉、赖松年、曾义、卢贻智等30多名汉奸，押解至汕头，移交给肃奸机关点收和处置。而在此前民国三十四年（1945）的11月3日，作恶多端的伪潮安县警察局长、闽侯人范燮，因罪大恶极被执行枪决。
接着潮安县政府于3月，立即启动在中山公园（今西湖公园），湖山之下，正对虹桥，建立忠烈祠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处于小广场中，背靠森然青山，方形尖顶，底座圆坛，其基座3层，下大而上小。碑身立于基座之上，自下而上，逐渐收窄收尖，似利刃、似刺刀，直指青天；似精神、似忠魂，遥望星汉。
基座四面嵌有4方石碑，乌油麻石打磨，洋洋千余言的碑文，历数斯地斯军斯民抗战之功，乃出自陈克华的手笔。陈克华岭东同文学堂、保定军校、北京大学法科出身，抗战之中，率第66军160师，参加淞沪会战、南浔会战、粤北会战、桂南会战，战功卓著，为家乡父老所爱戴。(www.xing528.com)
坊间则用各种各样信手拈来的形式，对付伪职。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天，驻庵埠的日军投降后撤走，国民政府的政权和军队尚未进来，完全处于无政府的真空状态。此时，多年来一直饱受汉奸伪警欺压的人们，摩拳擦掌，自发把伪警“监管”起来。这些伪警在众目昭彰之下，龟缩家里，成为瓮中之鳖。
当其时，沦陷期间伪警特别多。仅一个庵埠镇（龙溪区），就有1个警察局和3个分驻所，伪警达100多人，其中还有一些是女警察。这时，群众一旦有机会泄愤，就拿这些伪警出气。大家想揪哪一个出来痛打，就揪哪一个。这些以往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的人，现在才知道被打的滋味。
在庵埠的伪警中，最横行霸道的小头目，有两兄弟，人们在背后给他们起花名绰号“水鸡”、“蛤鸠”；两姐妹，背后喊她们的花名“白菜”“格蓝”（芥蓝）。 这几个坏蛋，挨打最重。有一日，水鸡在庵埠水吼桥上被人群打落桥下的庵江，躯体顺流漂凫而下，庵江是韩江支流，江面狭窄，两岸群众纷纷砸下石头，不时见到鲜血染红溪水。半死半活的水鸡，凫水至距庵埠4里外的鸟角桥时，再被人用大石砸毙。
抗战胜利之后，经济看起来有些复苏，社会也趋向稳定，各项事业，开始走上正轨。民国三十五年（1946）3月16日，郑绍玄正式就任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4月29日，第5区年度行政会议决定：“鉴于修志之不容缓，爰提议编纂潮州新志一案，经会议一致通过，并定于7月1日成立潮州修志委员会，推郑绍玄为主任委员，负责修志事宜。”5月23日，区公署以教社字第256号文呈报省政府，此后着手做准备工作。6月3日，已初步拟好修志委员会名单、进行步骤、经费编制。7月1日，成立潮州修志委员会，聘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的秘书、南华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饶宗颐，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并于7月10日由郑绍玄发出聘函。7月29日，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指令曰：“关于编修潮州府志暨筹印先正丛书一节准予备案，书成后，应备检一部呈缴备查。”至此，《潮州志》编修工作，万事齐备，即告肇始。
饶宗颐主纂的《潮州志》，其组织机构、篇目设置、资料征集、编写分工、经费筹措、印刷发行，事事都是创举。志书名称，因以原潮州府范围，包括潮安（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澄海、普宁、惠来、大埔、丰顺等9县，以及行政区划调整以后，从中划出产生的南澳县、汕头市、南山管理局，共10县1市1局这样的区域修志，初定名《潮州府志》，后认为不妥，议改为《潮州新志》、《潮州初志》或《潮州志》，最终定为《潮州志》。
潮州修志馆初设于潮州城的专署之内，11月，考虑汕头已是交通中心，改迁到汕头市同益后路6号，后又再迁到汕头市民生路7号。潮州修志委员会聘请的顾问，都是一时的翘楚，有邹海滨（邹鲁）、刘侯武、罗卓英、萧吉珊、陈绍贤、温丹铭。主任委员1人，初由郑绍玄出任，郑卸任以后，不再由行政专员任，由退居的原两广监察使、潮阳人刘侯武担任；副主任委员1人，一直由饶宗颐担任；委员156人，都是各县、市、局政要，以及鸿儒硕彦。
潮州修志编纂委员会的总纂及分纂，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饱学之士，卓然大家。如温丹铭原系广东通志馆主任，林超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吴楚碧系国会前议员，翁子光（翁辉东）原系韩山师范学监、代理校长、大埔县长，苏乾英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王荣系珠江水利局水文站站长，释宽系广州六榕寺及潮州开元寺方丈。
民国三十七年（1948）3月11日，修志委员会向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报告称：“全志三十部门，广延专家从事编纂。匝岁以来，成稿三分之二，都二百万言，更假以一载之功，可以观成。”1949年3月，修志委员会向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报告曰：
各部门先后成稿，决定本春付梓，估计全书印行二千部，以时价计算约需港币十万余元。现本会除分别函请各界人士踊跃认购外，谨奉样本一册呈请钧署察核，准予令饬所属各县、市、局政府转饬各区乡公所学校分别订购（每单位最少认购一部），俾集腋成裘，早付剞劂，以竟全功，实感公便。
同时，修志馆还言简意赅，向社会和各方贤达发出一纸通告《潮州志发售预约简章》，其称：“本志以仿宋字体精印线装连史纸八开本，分订五十册，共五千页一万面，外附精制地图一册（包括州图及各县分图等）。本书定价港币二百元，预约作八折计算折实一百六十元。”可以说，各位方家贤达的苦心，应已结成甜果了。
《潮州志》的纂修，在当时，确是全国罕见的创举。1949年，先前曾任民国铁道部长，其时正担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主任的硕儒叶恭绰，得悉《潮州志》告竣付梓，惊喜交集，欣然为之作《潮州志序》，其曰：“盖民国建立后，吾粤以旧府属为范围新编之方志，此尚为第一次也”，“有此精心结撰之作，所谓鸡鸣不已，凤举孤骞，诚空谷跫音，荒年颖秀矣”，“潮人士此举，殆有裨全省，而非止岭东一隅之幸”。
民国三十五年（1946），沦陷时疏散到凤凰、古沟、意溪的省立金山中学、省立韩山师范学校、县立一中等，都陆陆续续迁回到潮州城。原设于中山路湘园的潮州艺术学校，也复办且迁至不远处的李厝祠，并改名义安中学，仍由黄家泽任校长。其时，学校重新组建，经费困难，遂决定演剧筹款。这项活动得到了韩山师范学校教师郑奕辉、陈惠衡、张元敏等人的支持，演出了吴祖光的四幕话剧《朱门怨》。许多热心话剧的人士如杨秀楠、邢德安、曹瑶贞、林作顺、黄梅岑以及韩师、义安二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演出，演出收入均作为义安中学的办校经费。
话剧的现实效应、宣教效应马上被敏感的人们发现，比之潮州戏演出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话剧更直接切入时局，直面人生，痛陈弊事。潮安县救济院的院长戴若瑄、副院长杨秀楠，看准曹禺《雷雨》的振聋发聩，遂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组织排练、演出，他们力邀金山中学的教师吴藏石、洪应镳、黄寒水、刘声茂、陆柏屏为艺术指导，后来，在白日路光华戏院公演，效果绝佳。
在光华戏院公演的话剧还有曹禺的《北京人》，由程祥导演、郑茂熙负责绘制布景，潮安县立一中的师生参加演出。他们演出的还有程祥导演的曹禺的《日出》。
话剧这一时尚艺术，让人们知微见著，改变了世风，受到热烈欢迎。金山中学在此期间，更是一鼓作气，接连排练演出了吴祖光的《朱门怨》，洪谟、潘孑农的三幕喜剧《裙带风》，陈白尘的三幕喜剧《升官图》；韩山师范学校，则排练演出了吴祖光的三幕喜剧《捉鬼图》。这些话剧，像一声声远天惊雷，于无声处，发出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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