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传：郁达夫和火焰社的赞美与倾慕

民国十四年（1925）11月，周恩来推荐澄海中学校长杜国庠，任省立潮州金山中学校长。其时，他站在金山脚下，沐着越过城墙，自东北来的江风，对满操场的金中师生说道：“大家喜欢潮州人来当校长，就推选一个潮州人；这个人学问好，道德也好，他就是杜国庠。”

当其时，虽然张竞生北去北大，但潮州大地，新文化运动，仍然风起云涌，不绝如缕。杜国庠，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带头者之一。其时，同样振臂一呼、跟随者众的，还有李春涛、王鼎新、李春蕃（柯柏年）、许唯心、许美勋等，都是领一时风骚的人物。他们通过组织文学社团，出版刊物报纸，兴起新文学创作热潮，推动潮州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孕育了一批知名作家和文化人。

民国十二年（1923），潮州地区最早的新文学社团“火焰社”成立，其成员有许美勋、丘玉麟、洪灵菲、戴平万、冯瘦菊、曾曼尼、罗吟甫等53人，火焰社出版了文学刊物《火焰》周刊，刊登于当时的《大岭东报》副刊。《火焰》周刊由冯瘦菊和许美勋轮流主编，先后出版了100多期，发表了“五四”之后各地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新诗、散文、随笔、独幕剧、评介和翻译作品等，还曾编辑过“苏俄新进作家高尔基”等一系列专辑。

冯瘦菊的妹妹冯岭梅，笔名冯铿，15岁时便在汕头的报纸副刊发表作品。16岁时，还未到参加火焰社的年龄，却经常为《火焰》周刊撰稿，她曾经于民国十四年（1925）1月至十五年（1926）11月3日，在《岭东国民日报》“文艺”副刊，以《深意》为总题，连载一年多，发表了100多首抒情诗。民国十八年（1929）到上海以后，她与“左联”50多位发起作家之一的许美勋，结为了夫妇。夫为潮安彩塘宏安人，妇乃潮安枫溪云步女。当其时，上海滩头，有不少来自潮州的热血男女。民国二十年（1931）2月7日，24岁的青春年华，她在上海龙华，与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5个人一起，被秘密枪杀，史称“左联五烈士”。鲁迅获悉之后，愤而写下了不朽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

民国十五年（1926）秋天，郁达夫在编完《创造月刊》创刊号之后，应郭沫若之邀，乘班轮离沪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科教授。10月19日，轮船停泊汕头，他即登岸，欲访留日的同学彭湃、李春涛，同行的还有黎锦晖的弟弟黎锦明。其时，黎锦明西装笔挺，年轻气盛，颇为矫健，而郁达夫则身穿长衫，面容瘦白，像似一个商人。他们由许美勋、冯瘦菊带着，来到招商路一横巷1号火焰社的通信处。斯时，许美勋在这里编《汕头星报》，火焰社便借其为通信处。郁达夫翻看了《火焰》周刊的几首新诗，颇为礼貌客气地说：“比《创造月刊》还办得好。”此前，郁达夫看未看过《火焰》周刊，不得而知，但对火焰社肯定已有所了解，才会有对《火焰》周刊的赞美之词。

其时，彭湃任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汕头市志诚路17号。郁达夫来到这里，恰好彭湃外出，未遇，只见到其间的妇委会书记吴文兰。交谈中，郁达夫掏出名片，顺手拿过毛笔，将名片右上角的北京大学教授6个字涂掉，说道：“彭湃最讨厌这些衔头。”走出办事处，4个人穿街过巷，街路上人来人往，嘈杂喧嚣。许美勋怕郁达夫印象不好，解嘲道：“这些小路，太脏。”郁达夫则翩然一哂曰：“城市都是这样，有大马路，便有小街陋巷。光明与黑暗，原是互相依存交错，这叫城市的阴影嘛。”

当其时，火焰社与国内各新文学团体，如上海创造社、天津浅草社、北平文学研究会、语丝、未名社等，均建立了联系，互赠刊物。言语之间，许美勋、冯瘦菊表达了火焰社社员们对创造社的好感，对郁达夫的倾慕。文人相亲，其情也切，其声也轻。郁达夫细细听着，忽有所感，提笔挥写，其诗云：

五十余人皆爱我，三千里外独离群。

谁知岭外烽烟里，驿路匆匆又逢君。

郁达夫和黎锦明离开汕头后不久，郁达夫又在广州，给许美勋邮寄一首七律，诗曰：

侏儒处处驰肥马，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传海内，竟无饘粥润枯肠。

敢夸邻女三秋望，忝受湆翁一瓣香。

升斗微名成底事，诗人到处倍凄凉。

民国十六年（1927），安徽霍邱（今金寨）人蒋光慈、安徽芜湖人钱杏邨（阿英），与广东潮安人杨邨人，在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附近，开了一家新书店。人们看到，书店的招牌，是用一幅白竹布做的，上面用美术体写着两个很大的字“春野”，用图画钉按在门内左边的墙壁上。此是画家徐迅雷的设计和手笔。至于书店的取名“春野”，则有一段由来。其时，3个人在讨论了开书店的步骤后，就谈到了书店的名字，由于彼此间意见不一，争论了好长时间，也莫衷一是。就在大家都有些厌倦之时，钱杏邨翻了翻桌上一本新出的杂志，蒋光慈斜目一瞥，里面有两句古诗，乃白乐天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高声喊，有了有了，就叫做“春野”吧。接着解释，说，从某种积极的意义看，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象征着我们目前的情景，与将来的前途呢。钱杏邨、杨邨人皆拍手称妙，店名便在哈哈笑中，确定无疑。

除了店名，贴在墙上的，还有书店的“招股章程”，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店资本额定3000元，分300股，每股10元，由发起人承担半数。”说来奇怪，这新书店的生意，竟然相当好，而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有了春野书店这个背景，对外活动也变得容易、方便，不仅有外来资本源源加入，钱杏邨、杨邨人还将自己的著作，卖给亚东书局，从而获得几百元的稿费，转过来再作为股金，投入书店。

春野书店的资本金，眼看着日益雄厚，3个人的心气，也一日日地提升。民国十七年（1928）1月1日，《太阳月刊》正式创刊，钱杏邨、杨邨人都成为这份刊物的编辑，这也是“太阳社”名称的由来。其时，所谓的“社”并无组织、职员之类的名目，只不过要发行刊物，便需要有一个机构、名堂罢了。《太阳月刊》出版不久，三大将蒋、钱、杨便深深感到，如果不组织一个联合战线、不标明旗帜招募同志、不张开双臂充实力量，将不足以立足文坛。于是，以三大将为核心，正式成立了“太阳社”，社员还有王艺钟、徐迅雷、洪灵菲、林伯修（杜国庠）、楼建南（楼适夷）、戴平万、夏衍、殷夫、孟超、刘一梦、冯宪章、任钧、童长荣、祝秀侠、顾仲起等，潮州人占了三分之一。

民国十七年（1928）5月20日，太阳社成员洪灵菲、戴平万、林伯修（杜国庠）等几个潮州人，又组织成立了“我们社”，他们一边参加太阳社的活动，一边创办《我们》月刊，跨社发表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作品，包括理论主张、文学创作，由晓山书店出版，我们社成为当时一个与太阳社、创造社都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社。

戴平万出生于韩江畔的归湖，洪灵菲出生于韩江畔的江东，林伯修出生于韩江畔的莲阳，3个喝韩江水长大的潮州人，在苏州河畔携手，在海派文坛翱翔。

此种风气，真是让人感到天翻地覆，推陈出新。以前，上海街头，人们看到的是潮州商人的背影，而20世纪20年代，上海街头，人们看到的，是潮州文人的身影。当其时，潮州街头，也时时处处，皆有文化人的履踪。民国十九年（1930），潮州成立了一个大型诗社，曰“壬社”，其成员来自潮梅15属，当时誉为“岭东三杰”的侯乙苻、刘仲英、石铭吾，都是壬社的成员。壬社社长为饶锷，他有一个儿子，名饶宗颐。壬社其他成员有：辜师陶、杨光祖、黄海章、詹祝南（詹安泰）、王显诏、杨睿聪、郭餐雪等。

饶锷曾作《壬社序》记载其盛，序曰：

诗文结社，自昔有之……最著者，如明季之复社、清末之南社，声气之广几于波靡全国。吾潮自明以来，诗人肩背相望，而立社聚讲，以余所知，则有贞社、达社承复社之风；韩社、壶社继南社之后而不佞，十年前亦有瀛社之倡。

由此可见，文人相亲，以诗文而结社，在潮州有悠久的历史。

其时，方兴未艾、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重新把沉寂已久的民间歌谣，带进文学的殿堂。北京大学的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发起歌谣征集，成立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自北至南，自东向西，其风之盛，席卷全国。天南地北，大河上下，许多思想激进的民俗学者，全心投入，身体力行，收集、编印民间歌谣，南有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东有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受其影响，潮州的有识之士，如丘玉麟、金天民、林培庐，都很快地各个编出了潮州歌谣集子。

民国十六年（1927）4月，周作人为林培庐编的《潮州畲歌集》作序，序文收入周氏的《谈龙集》一书。同一年，丘玉麟编的《潮州歌谣集》面世，周作人也为丘玉麟的歌谣集作序。林培庐、丘玉麟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师为学生出的书籍作序，乃天下第一等快事。后来，杨方笙在《潮州歌谣》一文中有过评论，其曰：“1927年，北大毕业，其时任教于金山中学的丘玉麟编辑、整理、出版了第一部《潮州歌谣集》，称得上是筚路蓝缕之作。”

金天民其人，与林、丘二位不同，林培庐为揭阳人，丘玉麟乃潮安人，而金天民原籍浙江绍兴，童年时因八国联军侵华，避兵乱而随双亲辗转落户潮州，其能够热心留意搜集潮州歌谣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并且，金天民的《潮歌》一书，其整理出版的时间，与丘玉麟的《潮州歌谣集》，非常非常接近，而许多歌谣能互不重复，确实难能可贵。而二书在歌谣的收集数量上，保存了更多的原始资料，恰更似是日月同光，双璧争辉。

其时，潮州城内，有两家报纸，他们的营销策略和办报手腕，比之其他报纸，有独到之处。《建设报》是民国十七年（1928），由陈政等人创办。民国初年，他曾出任福建永定县长。副社长郑新煌，十七年（1928）任潮安县教育局长，因仅有中学学历，不久就辞职。总编辑陈光河，与陈政同乡。编辑吴荣弘，彩塘院前人。经理卢儒通，河内西都人。记者有黄家瑜、郑义之。社址设于铁巷2号己畧黄公祠内。该报每天出版一中张，刊载中央和省的电讯和地方消息，有时加印画报一小张。校对沈敏，不时写一些潮州城内街道杂谈和地方掌故，有可读性，多期连载。

《建设报》社长陈政，是潮安县知名度较高的人物，与各乡士绅、豪强连成一气，活动于全县各个角落。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以《建设报》社为活动场所的“建设派”。

民国十九年（1930），陈去非任潮安县教育局长。意溪人张可群被派任该局总务主任。张可群是中山大学修业生，颇有文才。次年（1931）8月，韩山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张美淦调任教育局长，他与张可群是同乡人。当时，正是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为了方便联系各方面团体头面人物，争取相当的地位和力量，张可群遂与教育局长张美淦、县立第一中学校长陈行成、县中训育主任钟勃等意溪人，商定创办《大光报》。张可群被推任社长，总编辑吴君懋，副总编辑赵文瑛，编辑张亦文、黄云湖、李新哲等，记者张毓华、许醒五、黄家瑜，经理赖爱德。又聘请名儒、前清秀才戴先俦，韩山师范高中师范科教师詹安泰，金山中学教师宋万里等为特约撰述，不时发表诗词散文。《大光报》设于柳衙巷张厝祠，阵容庞大，人物众多，久而久之，人们称之为“大光派”。

戴先俦，别字贞素，笔名贝丝，是取“贞素”二字的各一部分。先前火焰社正旺的时候，他也是《火焰》周刊的健将之一，其儿子正是戴平万；他的一个外孙女名饶芃子，也是文艺这一行出身，国内比较文学的开山者之一，1987年至1995年，任暨南大学副校长。(www.xing528.com)

詹安泰数年之后，到中山大学任教授，出任中大中文系主任。临走之时，特别推荐青年学者饶宗颐到韩山师范接他的课。及至2008年，广东省评选岭南文化世家，几经筛选，共评出了3户文化世家：广州刘逸生家族、潮州詹安泰家族、东莞容庚家族。《岭南文化世家传记》也随之出炉，分别有：《风雅出家教家风世代传：广州刘逸生家族》、《治学续家风文质两炳焕：潮州詹安泰家族》、《五代书香传一门两大家：东莞容庚家族》。

当其时，《大光报》每天出版一大张，篇幅较大，内容也多，既侧重教育方面的宣传，亦刊载各地电讯与地方新闻。还有一个副刊园地，经常发表戴先俦以贝丝为笔名写的文言小品。后期有张美淦、钟香勃（钟勃）撰写的“长光里”专栏。这个专栏从设置伊始，就十分重视吸引读者，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取材多是潮州流传的某些掌故和一些基层人物的趣闻，偶尔也披露一些权势人物的隐私，加以调侃和讽刺。他俩笔锋犀利泼辣，文字生动感人，尤以钟香勃的作品为甚，常常间杂坊间耳熟能详的方言俚语，令人忍俊不禁。专栏以虚构的“长光里”为人物出场和活动背景，文中人物有大脚冯、小三姨（潮语音“小”，疯子之意）、流涎秦、雄保太爷、炉底炭财主，等等。整个专栏，以长光里龟散为煞尾，滑稽诙谐，戏谑多趣，共有二三十篇，赢得全体读者的广泛喜爱。不久，即印成专辑发售，销路甚好。文中，“不识阿雄保”、“炉底炭，块块透”等语句更成了潮州城内城外，人人皆知、人人运用的熟语。

《建设报》和《大光报》，两派的前台人物，其出生地、年龄、出身、经历、社交以及社会地位，皆有所不同。前者是地方出名的士绅，为各乡豪强说话。后者大多出身于教育界，有的还是教育机关的头面人物，中学校长、主任，其工作人员，也多从事于教育部门。

由于派系不同，办报宗旨有别，为扩大实力，争取读者，两报之间，免不了互相攻讦，并在政界不断物色或扶植自己的代表人物。一次，省参议会行将选举，每县须选出参议员1名，参加省参议会。事先，建设派因基层乡公所较多，选举其派系的人任省参议员就较有把握，而大光报派从政的势力，极为薄弱。选举的结果，当然是建设报派占优势，其支持的头面人物吴伯言中选。吴伯言系彩塘院前人，人称吴三爷。

又有一次，县参议会选举县参议长。两派的议员人数，不相上下，其中个别是骑墙派，要看两派拉锯的情况，再做最后的决定。当时，官塘乡的李振智，原在韩山师范修业，年前，刚任县政府自治科科员，因此对各乡人事，颇为熟悉。虽然他才30多岁，但建设报派认为他可以利用，急于拉拢，并行许愿。李振智回答干脆，曰：“要我站在你们一边，应选我为县参议长。不然，我就选边，支持另一派。你们勿予责怪。”建设报派便答应他的条件。李振智是一个没有什么声望的人，只是施展手腕，就达到了目的要求，当了县参议会议长，真是咄咄怪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街头，不单活跃着潮州的文学人士，也活跃着潮州的电影导演、电影演员。这些潮州电影人，有的是居于上海的世家子弟，有的则是从潮州搭船而来的青年。其时，潮州久沐海外洋风洋气，十里洋场上海，较之本省省会广州，对潮州人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民国二年（1913），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由潮阳人郑正秋编剧，与张石川联合导演。剧本以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片长约40分钟，轰动一时。以后，郑正秋还于民国十二年（1923），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正剧长故事片剧本《孤儿救姐》，影片上映时，在与外国片的竞争中，占据上风。郑正秋之子郑少秋，在《孤儿救姐》中，扮演主角孤儿余璞，成为了我国第一位少年电影演员。

民国十九年（1930），潮安人陈铿然，导演用蜡盘发音摄制的有声电影《虞美人》，成为中国有声电影的序曲。《虞美人》是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陈铿然在导演时，必须拿着秒表，一方面揿着有不同暗示的铃，候准时间对口型；一方面看着秒表，指挥演员开口和动作。郑正秋、郑少秋大名鼎鼎，人们十分熟悉，陈铿然则不然，人们对其知之甚少。

辛亥年间，武昌枪响，易帜换旗，一元更新，进入民国。当时，电影还被大多数人目为一种消遣性的游戏，甚至还拿它与伶人类比，从事电影，不但要担风险，还被人所不齿。陈铿然在一派不看好中，逆流而上，其曰，电影乃“新生之综合艺术，描写人生之艺术，有普及教育之功也”。鉴于这种认识，他不畏舆论漩涡，心甘情愿地投身于银幕。

陈铿然乃属于青年出道。民国十四年（1925），从潮安踏入上海不久，只有十九岁的他，即在上海创办友联影片公司，担任经理。这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紧接着，5月30日，英国巡捕在南京路向徒手的群众和学生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陈铿然激于义愤，实时实地拍摄了这一时期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实况，剪辑成为两本长的纪录片《五卅沪潮》。影片由陈铿然监制，刘亮禅、郭超文摄影，徐碧波编写字幕说明。

《五卅沪潮》的拍摄备尝艰苦。当其时，在5月30日事件发生后仅1小时，陈铿然与摄影师刘亮禅，由司机胡廷芳驾车，飞速赶到南京路现场，眼疾手快，冲着巡捕房门前，抢拍了一些正在洗掉血迹的镜头。6月2日，到南码头同仁辅元堂拍摄死难烈士镜头，当时停尸室内光线太暗，死难者面部拍不清楚，他们急中生智，爬上屋顶开了临时天窗；下午，拍摄了同济大学全体学生抬尹景伊烈士的棺材游行街市；后来又拍摄了白克路宝隆医院内、山东路仁济医院内重伤受难者的许多镜头。

其时，这两座医院周围满布着武装岗警，极难进去，是医院的医生们帮忙，把摄影器材藏在手提药箱内带进去，摄影人员，也乔装护士、助产士，混了进去。病房外虽有人巡逻，但他们得不到医生的允许，不能进入病房。所以拍摄重伤者的镜头时，不致受到阻碍。影片还摄取了上海大学被封闭、学校罢课与学生沿途演讲、工商界散发传单、商店罢市、群众集会等珍贵镜头。

当其时，上海的影片公司已有数十家，但除了友联的这部影片，和长城画片公司拍摄的短片《上海五卅市民大会》外，就再也没有同类题材的影片了。此片是友联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也是陈铿然漫长银幕生涯的起步。

和陈铿然同乡的陈波儿，则影剧双栖，技压群芳。民国十八年（1929），陈波儿参加创造社创办的上海艺术剧社，主演过话剧《梁上君子》、《炭坑夫》、《街头人》、《爱与死的角逐》、《西线无战事》。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934—1937），陈波儿以其出色的演技，先后在明星、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影片《青春线》、《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壮士》等。

山雨欲来，东北告急，华北告急，中国告急，偌大中国，摆不下一张书桌。抗日救亡运动期间，陈波儿跟随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蔡元培、周恩来、郭沫若等，致力于爱国社会活动，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妇女俱乐部、妇女抗敌后援会，率领上海妇孺前线慰问团，赴归绥、百灵庙、平地泉，慰问抗日前线将士。往返经北平时，编、导、演了《女记者》、《汉奸的子孙》、《黎明》、《放下你的鞭子》、《保卫芦沟桥》。

让人铭记不忘的还有潮阳人蔡楚生。民国二十一年（1932），蔡楚生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南国之春》面世。民国二十三年（1934），其自编自导的电影《渔光曲》，在上海首映时，连续84日，日日爆满，日日座无虚席。其电影《都会的早晨》、《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孤岛天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独特的电影语言、凄美的电影画面、勾魂的电影音乐，让人沉思久久，没齿难忘。

蔡楚生其人，注定神奇。其7岁时，在潮阳乡下入的私塾，受旧式启蒙教育，打的是传统文化的根基。12岁时，被其父送到汕头，在蔡家与人合资开办的杂货店当学徒，19岁时，在汕头参加店员工会，组织进业白话剧社，自编自导自演，并试写文章和绘画。民国十八年（1929），23岁的蔡楚生来到上海，辗转之后，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郑正秋的助理。潮州人就是这样，读书亦能成才，自学亦能成才。

就在文学人士、电影人士纷纷踏足上海之时，潮州的绘画人士，也不甘人后，他们背起行囊，飘然而至沪上。这些青年学子，痴迷海派，追寻任伯年、吴昌硕、蒲华、虚谷，也仰慕刘海粟，听多了他的故事，愿做他的门徒、弟子。

说起来，潮州的绘画，自有悠久的历史。在潮州绘画史上，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署名绘画墨迹，是明代吴殿邦的墨兰。斯图兰叶飘举，山岩盘踞，行笔苍老秀润，气势雄浑阔大，完全可以与元代赵孟頫、明代周天球的兰竹相媲美。清初陈琼画的飞禽，是潮州空前绝后的杰作。其雄鹰图，画一雄鹰企立海边礁石之上，抬头远眺，气魄雄伟，脚爪之鳞状、大腿之羽毛、目珠之玻璃质感、喙尖之坚硬锋利，都描画得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与明代林良的双鹰图相比，鹰的雄姿造型较为工细，因而质感更胜一筹。

潮州绘画，受海派之影响最深，其次闽南。闽派画家房修，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从福建迁居潮州城内马房巷。坊间相传，房修来潮，颇引人注目，因为其与众不同，“入城十三担画稿”，可见其创作力之旺盛。房修居潮，曾设帐课徒，传授闽派画法，黄璧、陈琼、李灿、赖焦等，均得其亲授。

受海派之影响，首先也是因为海派画家进入潮州。19世纪、20世纪初之潮州城，不但吸引洋人，也吸引众多域内的艺术家，他们到潮州落户，以图发展。其时，南京杨国崧便于清末，举家迁居潮州，落户潮州新街府仓巷。杨国崧与任伯年亦友亦师，收藏任画甚多。其子杨栻，绘画承接家传，直入任伯年之室。次子杨棫，画也大气，民国二十年（1931），兄弟俩作品，均入编《岭东名画集》。杨氏父子三人，均是潮州专业画家，存世作品颇多，一看便知是海上任氏真传，三人的艺术活动，对岭东地区，影响殊深。饶宗颐是杨栻的入室弟子，一直念念不忘作画功夫乃起源于杨师画室。2004年为杨栻画集所作序中，其曰：“余年十二，亲炙先生之门”，“家藏名作，任画尤多，供余泛览。故余自少为擘窠书，能站立抵壁作山水大画，实植根于是”。饶宗颐后来曾任西泠印社社长。

潮州学子到上海求学绘画，开先河者，是潮州城内的王显诏，民国十一年（1922），他进上海大学美术专科班，民国十三年（1924）毕业后回潮州执教。其墨竹誉播全国，在一次沪上笔会画竹，上海的画竹名家请王显诏率先开笔。其次为揭阳林受益，民国十二年（1923）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潘天寿等，三年毕业，刘海粟题其画，曰“高秀苍浑”。再为揭阳刘昌潮，民国十六年（1927）考入上海美专，民国十九年（1930）毕业，以墨竹行时名世。再者潮州城黄家泽，民国十六年（1927）进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翌年转入上海美专，师从刘海粟、王个簃、诸乐三。其时，潮州学子就读上海美专者，就有100多人，其中名头较著的，还有陈文希、王兰若、李开麟、许良琨、杨思园、郑奕辉等。这批学子，沟通了上海与潮州的画学关系以及人际关系。

民国二十年（1931），由孙裴谷、范昌乾、高振之牵头，在汕头文华图书公司出版了《岭东名画集》，名士吴子寿在画集的序中写道：“他日岭东画家作品，抗衡于域中。”岭东画家聚集而成为一个流派、画派——岭东画派，遂于此形成。其后，广州艺专校长、国画家胡根天看过这个流派的一个画展，曾曰：“从这个画展，可以看出岭东画风与岭南画风的不同，有它的独特艺术风格。”

岭东画派早期的画家，有高振之、李君可、黄史庭、张铁生、孙裴谷、林天均、陈斗生、杨国崧等。中期的画家，有王显诏、佃介眉、李魁士、林允等。晚近的代表性画家，有李开麟、赖少其、郑辅宣、罗铭、郭笃士、王兰若、林逸、黄独峰、谢海燕、陈大羽、蔡公衡、许奇高、孙文斌、刘昌潮、林受益、杨之光、杨思园、陈望等。晚近的画家，多出生于20世纪之初，其时，中国画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巨变，正好贯穿了他们的艺术创作全过程。

这也正是斯地画家之幸，岭东国画，因与海派“联婚”，而上了层楼，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专家言：“百年来岭东这批学海派的画家、画作，呼之为‘岭东画派’也未尝不可。他们同一地域（岭东），同一时代（20世纪），有共同思想（追求传统笔墨），有共同师资（上海画派），这些条件足以构成一个画派。”美术史家孙克亦言曰：“过去只知岭南不知有岭东，岭东应与岭南并存，岭东作品更有传统笔墨。”

民国十八年（1929），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在上海开幕，王显诏一组5幅作品入选，其为《韩山红棉》、《湘子江城》、《双旌飞瀑》、《涸溪塔影》、《韩祠橡木》，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步入现代中国画坛的最重要标志。当年4月，王显诏以入选者的身份，应邀到上海参观第一次全国美展，海上名家王一亭、哈少甫、陈小蝶为王氏代订山水润例，其曰，王显诏山水润例，“整幅3尺18元，4尺24元，5尺30元，6尺38元，8尺60元。屏条每条照整张6折，扇页6元，花卉照山水润减半。己巳仲夏，陈小蝶、哈少甫、王一亭同订”。

王显诏艺术生涯中努力的方向，在于恢复对传统艺术精神的信仰，他全面的传统艺术修养，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上。当时，国内的几大主流美术刊物，如《中国美术会季刊》、《国画月刊》、《湖社月刊》等，经常能看到他的诗文之作。其时，上海有正书局于民国十九年（1930）出版刊行的《王显诏山水画册》第1册，有于右任题签，吴湖帆、吴徵、胡汉民、章炳麟、蒋梦麟、谭泽闿等名流题词；民国二十五年（1936）潮安陈说义编次，翌年5月汕头市自强印务公司印行的《题王显诏先生法绘诗词集钞》，其中，题诗词者，有叶恭绰、顾颉刚等32人，题跋语者，有林风眠、黄宾虹、刘海粟、蔡元培等16人，题断句者，有俞平伯、柳亚子、徐悲鸿、陈树人、冯友兰等34人，总共82件题语，可谓盛极艺林。

有专家言：“王氏的艺术活动区域并非如王远勃、谢海燕处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僻处海隅而又能够引起天下名流的普遍关注，这固然缘乎他的交际能力，但也不能排除其深湛的艺文造诣具有不同凡响的魅力。像王氏这样‘名满天下’者，当时潮州画坛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8），由黄家泽发起，几个从上海美专学成归来的府城人王显诏、吴维科等联手，一起在潮州城中山路湘园共同创办潮州艺术学校，黄家泽兼任校长。时值抗战时期，救国图存为第一要义，艺校师生绘制了大幅的宣传画，举办抗日漫画展，组织歌咏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