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地震，历史记载的66次震灾

潮州的地震，历代屡屡发生，见诸史料记载的，便有66次。其中，北宋治平四年（1067）的地震，是最早见诸记载的，其曰：“九月二十七日，漳州、泉州、潮州等处皆地震，潮州尤甚，地裂泉涌，压覆州廓及两县屋宇，死者甚众。”当其时，潮州还未析分出揭阳县，两县乃是海阳、潮阳。这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3.6度，东经116.5度。约600年后，明崇祯十四年（1641），同一个位置，又发生一次大地震。史书载之曰：“十月二十四日夜，揭阳大地震，有声如雷，自西北至东南，倒墙坏屋。桃山、邹堂等处地裂山崩，压死村民。次日地生毛，赤黑色，长四五寸。自是至十一月十九日连震”。这次地震，震中也是位于北纬23.6度，东经116.5度。地震还是老地方，只不过从原来的海阳、潮阳，变成了析分出来的揭阳。

地震的原理，过去潮州人尚不知晓，民间通常唤作“摇地”，也有更形象的说法，曰“地牛换肩”。民国七年正月初三（1918年2月13日）7.3级的地震，是潮州地区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地牛换肩”。地震发生在是日下午2点7分13秒，历时20分钟。震带在泉州与汕头之间，作狭长形，与海岸线平行，位于北纬24度，东经117度，震级7.3级，震中烈度为10度。受震地方共有26处，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15处遭严重破坏，受损失最大的地方，当属南澳、汕头、诏安、潮安。潮州城内外的厝屋，全倒的十分之二，半倒的十分之四，电报局和义仓倒塌，潮汕铁路火车站及员工宿舍被毁。城内外地面震裂，西门外娘娘庙前寮厝面南河、地洼等地，臭水翻滚，裂缝窄者，1寸有余，宽者，则逾尺。北堤堤身松动，堤上龙母庙一带，裂开数丈，大水继至，鱼苗区穿泄异常严重，岌岌可危。北堤一堤，非同寻常，堵韩江之汛流，关系着潮安、揭阳、潮阳、普宁数县的田园及人们的身家性命，屏障约300平方公里，故民间有谚曰：“崩南勿崩北，崩北官府无头壳。”谓南堤崩堤，损失尚可补救，北堤崩堤，非同小可，知府知县，会掉脑袋。

其时，城内死者，有数十人，城外死者，则达六七百人。此时佛祖也自身难保，开元寺后墙倾倒，寺内大佛右膝断坠，右肩脱裂。太平路牌坊多被震倒，如砖亭巷口的秋台坊（榜眼坊），这是砖石坊，军厅巷口的六贤坊，这是木坊。明万历年间，建于江东鲤鱼山上的三元塔，这里流急浪险，民间俗称急水塔，塔身七层八面，高15.3丈，砖石结构，其塔刹3000斤重的宝葫芦掉下来，塔顶一层半被震塌。

史书又载，当日下午3点20分、3点50分，又各震1次，是夜至黎明，仍陆续震了5次。另有余震22次，计：2月5次，3月2次，4月2次，5月6次，6月2次，10月2次，11月3次。

其时，正在省立金山中学（原潮州中学堂）任教的郑国藩，以自己的目击身受，作了一首题为《地震纪灾》的七言古体，诗曰：

戊午履端才三日，忽然簸撼雾尘生。

坊表摧颓墙壁倒，远近但闻呼号声。

洪水坌涌地绽裂，泥沙呿噏喷相并。

初疑共工不周触，乾坤扭解崩匉訇。

又疑彗星猛冲击，世界毁灭劫运成。

烛龙失曜六鳌逝，巨灵敛手孰支撑。

人物颠仆衢路上，四顾骇愕目空瞠。

老佛恻然舍身起，截断右膝将地擎。

……

郑国藩为普宁洪阳人，清末曾在汕头同文学堂教书，后到位于潮州金山顶的省立金山中学任教30多年。

凡有此等灾害，潮州的善堂，就出力最著。潮州原属各县，善堂广布。而潮州城内，历史最长的善堂，为永安善堂，创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规模最大的，为集安善堂，创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知名度高的，为杏苑善堂，也创建于清代。及至民国年间，全城共有善堂38间，遍布城内各个角落。各间善堂，由于财力、物力、人力有多寡之分，所办的公益慈善项目和规模，也有多少、大小之别，总而言之，他们不遗余力，所办的善事义举，不包括临时性、非常规的修桥造路之类，总起来说，有7类之多：

一是施医赠药。昔时贫富不均，穷苦人家度日艰难，若逢疾病，更是苦不堪言。善堂施医赠药，对于贫病交加之家，就像雪中送炭，暖心治身。城内最大的集安善堂，聘请的医生多负盛名，该堂每诊期接诊多达四五百人，每月赠药费用3000大洋。

二是施棺赠葬。在城外西北郊山地，各善堂都拥有可供赠葬的坟地，称为“义冢埔”。义葬坟墓，都在墓碑上刻逝者姓名、性别、编号，赠葬善堂各按收埋年月日登记注册。韩江的水尸、郊野的路尸、受处决犯人的遗尸，也均由善堂埋葬。当然，各堂有所分工。

三是施茶、赠衣、施粥。冬夏有别，依时而行。盛夏赤日，各善堂在城内各条马路、各处码头，以及行人多的路段，设施茶小亭、小摊，备茶水饮具供行人取用。寒冬风起，各善堂对贫苦人家，或路边乞丐，施赠棉衣或麻袋衣。岁暮年近，各善堂按腊月的大小，于廿六、廿七，或廿七、廿八两晚，在城区各段，搭棚施粥，为饥寒交迫之人，送点温饱。

四是义务消防。各善堂在救火这项公益上，所花力气最大。民国年间，城内拥有手摇消防水车的善堂有20间，组成义务消防队20支，没有义务消防队的善堂，遇到火灾时，也出动堂员带水枪、水桶、长柄钩镰等物，奔赴火场协助救险。其中，有一支由铺户独家组成的义务消防队，曰“郑义成（鞋店）消防队”，由该号员工自愿组成，并由头家郑云圃老先生，出资置办消防水车和器材。

五是防洪巡逻。潮州南北大堤，事关数县及潮州、汕头的安危，不容有失。韩江汛期漫长，水险不断，各善堂每逢韩江发大水时，就派堂员上堤巡视水情，轮流守望险段，煮夜粥送守夜人员。

六是岁暮施赈。年关前夕，由潮安县商会主持，各善堂协助，给城内贫民发放赈款，赈款由海外侨团及城内各大商号、殷户捐赠。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施赈，如民国三十五年（1946）和三十七年（1948），暹罗侨团赈款654.43万元、实叻（新加坡）济善善社赈款25亿元，均由集安善堂代发赈票，然后向商会领款。

七是救灾平粜。民国二十六年（1937），潮州一带闹粮荒，粮价飞涨，民生困苦。为了救灾，暹罗潮州会馆发起组织“潮州米业平粜公司”，购米运往潮州各地平卖，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沦陷时才停止。其时，潮安按比例领来平卖米后，由县商会监督米业公会协同善堂，在城内按户发票，凭票购买。民国三十五年（1946）光复之后，暹罗潮州会馆成立“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购米来潮州放赈，自当年4月至12月，先后运来赈米8批，潮安分得分额占18%至21%不等，共分到赈米612.30万斤。这些赈米全数发放到贫民手中。

善堂的上层人员，多为绅商富户，他们组成董事会或理事会，决定堂务，慷慨解囊、急公好义；下层人员，则多为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他们倾情出力、挥汗奔走、自觉自愿、无有报酬，是无名英雄，坊间称之为“无名善士”；还有介于上下层之间的职司人员、工役，他们受雇于善堂，不计琐碎，走街跑腿，办理日常堂务。

在慈善救济方面，商会也不甘后人，他们成为一股力量，参加进来。潮州城西郊，原来有个启云庵（今潮州华侨中学校址），后来和尚他走，庵堂失管，成为一片废墟。潮安县商会和集安善堂，选择了这片庵堂废地，并征用其四周农田，作为筹建潮安贫民教养院的用地。贫民院于民国十八年（1929）开始做筹备，十九年兴建，二十一年竣工。全院面积18亩，东至人家美村，西至新埔村，北至朱厝坟，南由大门出柳波路至铁路，是一个交通便捷、环境优雅、气魄雄伟、规模宏大的慈善机构。

其时，贫民院四周建有围墙，从潮汕铁路柳波亭至柳波路，道路两旁种满柳树，风来柳条摇曳，柳枝依依。柳波亭挂有亭联，联云：“柳色尽生机，到此无忘教养意；波罗同彼岸，入门应发慈悲心。”从柳波路入大门，大门上有“潮安县贫民教养院”八个大字。入大门后，两旁有两间警卫房，有警长和警士七八人，配步枪七八支。大门口有院警站岗，凡参观者，出入必须登记。

该院正面是两层的办公大楼，大楼后面有两列房屋，是总理室和职工宿舍。大楼后面还有一座大演讲厅，演讲厅后面，是一片草场，草场东、西面有两个大食厅和两个锦鲤池。草场后面是一列平房，中间是厨房，东边是厨工宿舍和贫民宿舍，西边是精神病人宿舍和方便室（太平间）。围墙两边，各开一个方便门。

入大门东畔，有一处幽雅凉亭，东边围墙后面，砌有一列反照，潮州人把照壁，叫作反照，这里设有医疗室、药房、医生宿舍；东边向西第1幢前段，为手工展销部，后段为手工工场，第2幢为贫民宿舍。西边前幢向东南一段，为贫民子弟学校，全校学生共约80人左右，贫民子弟读书免费，并供给书册。贫民院内，各条通路都打上红毛灰（水泥），路旁种上雪梅、马鬃草，雪梅剪得整整齐齐，空地种上四时花木，不时香气扑鼻，花开蝶来。这样的环境，经常吸引着游人前来参观。

进贫民院的贫民，都是社会上一些游民乞丐和无所依靠的人，其中，有些是自愿来的，有些是强制来的。贫民院收容的贫民，最多时达300多人。他们入院之后，不准自由出入，对他们的教养，主要是做一些小手工，如编藤竹器、糊火柴盒。贫民子女，则进贫民子弟学校读书。贫民院内，生病由院方施医给药。

民国元年（1912），潮州饶平人张竞生公费赴法留学，入读法国里昂大学哲学系。民国九年（1920），博士毕业一年多的张竞生，仍然逗留欧洲，丝毫未曾有回国的意思。此时，一份来自家乡的电报，送到了张竞生手里，时任国会议员、广东省政务厅厅长的邹鲁，代表潮属各县议员，敦请张竞生尽快回国，接掌潮州中学堂，以避免学校如同省立韩山师范学校，连同资产一起被收归省管。

11月底，去国已有9年的张竞生，途经香港来到广州，其时，他曾向广东省长陈炯明上条陈，建议颁布限制生育的法规，引起陈炯明的反感。张竞生回潮州后，受聘于潮州中学堂校长，及至呈报省政府，妻妾满堂的陈炯明，看到张竞生的名字，记忆犹新，大为不悦，只同意他任代理校长。民国十年（1921）4月12日，广东省颁布《男女同校令》，张竞生立即行动，向社会发布招收女生入学的文告，通过考试入学的第1批女生共8人，其为：翟肇庄、戴若荀、戴若萱、张惠君、翁文璧、张文彬、蔡述秋、唐舜卿。

到学校才两个多月，他即把对于当时国内中学教育存在问题的思考，上书教育部，其上书之题目为《改普通中学制为分科中学或选科中学制的商榷书》。《商榷书》指出：课程设置务虚多不够实用；不能发达各个学生独具的才能；功课时间太多有伤学生脑力。而他提出的对策，便是在高年级进行适当的分科与选科。这个商榷书很快就得到教育部的批复，其曰：“请愿书已悉，所陈改良中学校学制各节尚有见地，应送交教育调查会以备参考。”

民国十年（1921）9月27日，孔子诞辰日前夕，张竞生在潮州府学宫大成殿发布告别书，离开潮州中学堂，不久，北京蔡元培的校长室打来加急电报，聘请张竞生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在沙滩红楼，北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概和度量，开放与包容的作派和氛围，让喝过洋墨水、吹过欧陆风、淋过西洋雨的新派人物，有一种游子归兮的感觉。北大不拘一格、新旧咸集，也让张竞生感到鱼翔浅底、鹰击长空般的自在、舒心与惬意。在北京大学的讲堂，张竞生奉行知无不言的原则，他在课堂上公开讲授性学，提倡避孕、优生、节育和晚婚。其时，国内还民智未开，成法森严，此举，足以惊世骇俗矣。

更有甚者，民国十四年（1925），张竞生在出版的新书《美的社会组织法》中，提出一种国内前所未闻的主张，其曰：

应设立“避孕局”，凡一切避孕方法、药品、器皿等等，应尽力宣传与极便当地供应，务使人人有避孕的常识，家家有避孕的药品器皿。怀孕的准许于受孕一个月内到“避孕局”打胎，打胎不准私人进行。

在民国十六年（1927）初出版的《新文化》上，他又强调：“制育不是绝育，制育的目的全在优种，以求人口素质的美善。”

张竞生在北大期间，率真直言，可谓领一时之先。他发起组织风俗调查委员会，并担任委员会主任，把性习俗列为调查内容之一。又成立“优种社”，征集性生活的经历。在征集启事中，他说明此项活动的3个目的：研究性的学问；改良和警策性习俗，以导入“性的正轨”；寻求医治性缺陷的心理与生理疗法。民国十四年（1925）冬天，张竞生在《北京副刊》发出了征集性史的广告，其广告题目别开生面，曰“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他以潮州人特有的行文手法，富有激情，善于鼓动，大意是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无聊赖，何以度日，最好的消遣法，就是提起笔来，详细且系统地记述个人的“性史”，主要共包括9项内容，云云。

民国十五年（1926）5月，他把征集到的性生活经历资料，编成《性史》（第1集）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性史》的序言中，张竞生以一贯的书生意气，激情澎湃地写道：

这部性史不是淫书，乃是科学及艺术的书……因为所写的皆是事实……把这些平常的妙事再变成人间更为完善的妙事，有些整理起来就变成极有价值的科学材料了，又有些点缀起来就变成为最艺术的事了。

他并指出性学与卫生学、优种学、社会学和艺术的密切关系，研究性学，是为了追求性欲的升华，又可达到优种的结果。

《性史》收集了一舸、江平、白苹、喜莲、苹子、乃诚、敬子7位女大学生的性经历，每篇之后张竞生都加上按语。书中进一步阐发他的观点。

其时，更早于《性史》的，是民国十二年（1923）4月29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张竞生新鲜出炉的一篇论文，其题曰《爱情定则与陈淑君事的研究》。陈淑君是汪精卫的小姨子、陈璧君的二妹，当时陈纬君去世，陈淑君北上求学、婚事自主，又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了二姐夫、北大教授谭熙鸿。此事经人挑拨、教唆，遂成了一起社会事件。编辑孙伏园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为了使读者对爱情有一个新的和较统一的认识，号召大家参加讨论。此举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来稿踊跃。从5月至6月，《晨报副刊》连续刊发讨论文章24篇、来信11篇，争论激烈，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时称曰“爱情大辩论”。但在“爱情大辩论” 的一则编前语中，孙伏园却颇为无奈地感叹，其曰：

本刊登载张竞生君《爱情定则与陈淑君事的研究》一文以来，本希望青年读者出来讨论。直至今日为止，已收到以下这许多篇。不过很使我们失望，里面有大半是代表旧礼教说话，可见现在青年并不用功读书，也不用心思想，所凭借的只是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中有错误及必须解释的地方，当于登完以后由张竞生君撰文答复。

轰轰烈烈持续了两个余月的“爱情大辩论”，虽然偃旗息鼓了，但风云际会，由孙伏园提供的这个辩论园地，却无意间促成了两段姻缘，一段是鲁迅与许广平，一段是张竞生与褚松雪。许广平以“维心投稿”的笔名，于5月25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题为《爱情定则的讨论之十》的讨论文章，鲁迅则于6月16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之四》，3个半月后的10月，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当其时，从鲁迅给孙伏园来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张竞生的爱情定则的主张，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他写于民国十二年（1923）10月的《两地书》中，对张竞生曾有述评，其曰：“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25世纪。”民国十三年（1924），周作人在《沟沿通信之二》中，也曾提及，其曰：“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后来，李敖也曾说过，其曰：“常州怪人刘海粟……主张公开在教室里做人体写生……人们把他跟写《性史》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27—1938），是民间比较易于生活过日的岁月。其时，军阀割据、走马灯一样你出我入的混乱局面已成过去，政局相对稳定，币值比较平稳，物价浮动不大，韩江和潮汕铁路两条交通动脉，货畅其流，为市场带来了一定繁荣。

坊间有一句俗话，曰：“大鸟飞高，小鸟飞低。”是说有能耐有能力的，在高处、显赫处谋生、高就；一般的平常的，也能在底层、低处糊口、将就。飞高的有飞高的本领，飞低的也必须有飞低的本钱（技艺）。潮州城内有一类 “小鸟”，就把做饮食的本钱，发挥到极致。究其实，潮州人“嘴刁”的饮食习惯，就是一代一代，给这些“小鸟”们培育、养成，烙入脑海、植入骨髓的。这一类“小鸟”，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熟食摊贩。

这一段安居乐业的日子，又因为使用铜板做辅币，对摊贩有利。其时，民间使用铜板与银元的比值，不是特别固定的十进制，有浮动，旺季时，铜板价高，或9∶1，或8∶1，小贩使用铜板计价，细水长流，能以旺养淡。所以，这一个阶段的小贩，特别有敬业精神，卖熟食类的小贩，尤为突出。他们大多选料考究，制作认真，品种推陈出新，食物档次提高。更有人精心思虑，调配方底，但求百里挑一，独占鳌头，力压众人。这一时期的潮州熟食、小食，真是佳味叠出，为一时之盛。

烧乳猪是烧烤类中的美食，看着色泽金黄，光可鉴人，肉香四溢，香味诱人。食则皮脆肉嫩，不焦不腻，爽滑可口，涎水满喉。城内卖烧乳猪的有好几摊，“烧猪松”比较出名。“松”是这个小贩的名字，行当加人名而成名牌。烧猪松每日上午巳时初上市，挑担到太平路闹市区贩卖，日未暮即已空担而归，生意奇好。后来，烧猪松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成了头家。

厚朥蚝煎，是这个时期上档次的食物。“朥”即动物油脂。以往的蚝煎，猪朥仅用于抹鼎，其他的佐料皆缺，仅有一层薄如蝉翼的蛋液，盖于煎上。厚朥蚝煎颇有不计成本，以朥当水之势，且不但蛋品多用，还加鲜肉香肠、芫荽葱花。蘸料居然不止胡椒鱼露，还用上酒楼菜馆用的芥辣，真是色香味俱全。首先制作此项蚝煎的是状元亭巷口的阿肥，这种蚝煎在当时就叫“阿肥煎”。

在缺蚝的季节，阿肥又制作鲜虾韭黄大包、鸡肉大包、腊味香肠大包，把这种极普通的包点，推入美食的行列，阿肥也名声大著。其时状元亭巷一带，是赌场、烟馆、妓院林立之地，赌客、烟客、嫖客，都是口腹要求极高之人，潮州人所谓“乞者身，做官嘴”，就是讲这些身份不高、嘴上要求极高的人。所以阿肥的美食，颇有些应运而生的意味。

汤食类的美食，应推鱼丸虾饺汤。白的鱼丸，淡朱的虾饺，十数粒翠绿的葱花，一小撮黛青的芫荽，几滴澄黄的香麻油，一耳勺银灰的胡椒粉，在清冽异常的特制上汤中，载沉载浮，构成一碗赏心悦目的汤品。它比鱼更鲜美而无腥味，比肉更香甜而无腻气，清爽喜人之物矣。在太平路东门头北侧，有一摊鱼丸虾饺担，是较出名的小贩。这种汤食是夜宵类食物，卖者大多于戌时上市，当商店关门之后，昏蒙蒙的路灯，只是象征性的照明，给斯文人一个到食摊吃食的好机会。此时鱼饺摊生意最好，可称黄金时间。

在太平路北端石合利猪肉铺旁边，有一摊牛肉丸，此时也同样是斯文人云集，站在摊边，吃上一碗入嘴有反弹力的牛肉丸，蘸上浓香的沙茶酱，在正宗胡椒粉的夹攻下，有人吃得满头大汗，有人吃得泪水直流。

鱼生是夜宵类的佳品。每年深秋至来年春初，是食鱼生的季节。鲩鱼在这个季节最是肥美。鱼生摊从下午4点许就将鲩鱼剖开剥皮，去掉头、骨、尾、腹，把鱼肉片挂在当风之处，让寒风一直劲吹，到晚上，鱼肉片由嫩变脆，毫无腥味，这时配上一小碗麻油花生腐乳酱，麻油要多，佐以芫荽、杨桃片、萝卜丝、花生粒、芹菜段、金不换，清爽可口，妙不可言。鱼片粥是鱼生的殿后军，有此必须有彼。卖鱼生的摊档，都是送货上门，第二天才来收款。若鱼肉片不鲜美，就别想收钱。所以，从未听说过不鲜美的鱼生。

潮州有一种小食，为别处所无，名曰“起酥”。起酥是用猪朥和面粉，略加酵母，菜刀切两小片粘合，下油锅炸后，似发酵又未发酵，似蓬松又不蓬松，因面粉和猪朥加油炸，其香其脆，无法言说。与起酥类同的是油炸桧，潮州话叫油糟粿。油炸桧寓将秦桧夫妇下油锅之意，所以本城的油炸桧，是两片相贴的块状，其形状与含义相一致。油炸桧是用水和面粉，加酵母，下油锅后，起酵而变得蓬松。潮州的油炸桧与外地的油条有所区别，油条大而长，可以当主食，油炸桧则只有火柴盒大，且只是配早糜佐餐的菜点。起酥更小，只有大拇指大，是配工夫茶的小点。

其时，油炸桧每条一个铜板，有批发，每百条80个铜板，穷苦人家的小孩，迫于生计，每日天蒙蒙亮，就到油炸桧铺取货，头顶小竹箶，挨街挨巷地叫卖，“油糟粿”的叫卖声，和脚下的木屐声，合成潮州城独具韵味的晨曲。

一个小孩，如若在晨早能卖出100条油炸桧，就有20个铜板的收入，折大洋1角6分多，可供一个人一日的糊口之用。多数小孩，卖完油炸桧之后，即到报社领报纸卖，随即，“《大同报》、《大同报》，嬲事二三块（道）”的喊声，在路旁街边，清脆地响起。

满城皆有的饺面摊，令人常常大快朵颐，4个铜板一碗饺汤、面汤，3个铜板一碗粿条汤，价钱是如此的便宜，汤水是如此的好喝，居然还是肉骨汤。打碗脚（空碗事先下调料叫打碗脚），抹在碗底有一小撮鲜肉酱，几粒葱花、芹菜珠，几粒冬菜、炸蒜茸，几滴新磨芝麻油，一小匙上等鲜鱼露。碗底的鲜肉酱经沸腾的汤水一冲，即冲即熟，香气扑鼻，深锅的饺、面、粿条起碗，加上一小匙肉花香菇汤，撒一小撮热辣胡椒粉，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食，就捧到食客面前。有人计算了一下，一碗汤食从下料到起碗，共做9个动作，碗碗如此。(https://www.xing528.com)

凡卖鱼饭的熟食摊上，往往也摆卖着一两只熟龙虾，其时龙虾的身价不高，只是小饮小酌的酒料，普通得很，每斤只要6个铜板，约合5分大洋。鱼饭则是潮州一带独有的熟食，其他海区绝对没有。鱼饭的做法，既简单易行又讲究细节：猛火，大锅深汤，汤是高浓度的盐水，煮沸；将鱼洗净，连腮带肚，摆放在特制的鱼筐头中，筐头约25厘米宽，12厘米深，摆鱼有许多诀窍，有直排着放，有横排着放，一层鱼，撒一层盐，一筐头鱼，大约有五六层，撒盐可以使鱼与鱼之间有空隙，煮鱼时，沸汤能快速地渗入每一条鱼的鱼身，使一筐鱼均匀地受热。煮熟的鱼，鱼目突出，鱼肉紧实，鱼身坚挺，鱼色光泽。出锅之后，须用盐汤在筐面淋上一遍，去掉沸汤泡沫，然后斜放在地上，使筐头内的盐汤，迅速地流掉、晾干。

鱼饭的鲜美，难以言表，其盐汤的蒸煮浸渍，促使鱼肉中的糖分甜度，缓慢释放，这种独特的鲜甜美味，未食之人，无法想象。考鱼饭的得名，或因煮鱼像煮饭，故名；或因往昔，渔民缺米，无以为炊，煮鱼当饭，用以饱腹。

潮州的老辈，专注口福，什么时令食什么鱼，什么时令食什么蔬，都有专门讲究，其编成的时令鱼谣，堪称食鱼指南，谣曰：

正月带鱼来看灯，二月春只（黄姑鱼）假金龙。

三月黄只（雀）遍身肉，四月巴浪身无鳞。

五月好鱼马鲛鲳，六月沙尖上战场。

七月赤棕穿红袄，八月红鱼（鲱鲤）做新娘。

九月赤蟹一肚膏，十月冬蛴脚无毛。

十一月墨斗收烟幕，十二月龙虾持战刀。

潮州的海鱼，以饶平汫洲岛或海山岛一带的为最好。这一带的渔妇，在产蚝的季节，也常常到潮州城内卖蚝，蚝是鲜蚝，连壳一起，现卖现撬。这些渔妇，生长海边，体魄壮硕丰腴，风韵独具，不同寻常，有轻薄者，把她们唤作“撬蚝”。后来，这个词被借用了，凡是在热闹地方，对姿娘施以“咸猪手”的恶人恶行，都被人称为“撬蚝”。

民国二十七年（1938）9月间，日本集中海陆空三军，由大鹏湾强行登陆，攻陷广州。此时，我国沿海，北自辽东湾，南至东京湾（今北部湾），绵远7000余里之海岸线，尽在日本舰队的封锁之下。当时，全恃汕头为国际交通之唯一吐纳港口，军需品等一切物资，皆从香港输入，汕头成为转运国内各省之孔道。日本为严密封锁我国沿海各口岸，断绝一切国外接济，乃倾其海陆空力量，急于进占汕头。惟因妈屿口太狭、海水太浅，妈屿外近澄海一带，又多浅滩，稍有深水，则红罗线暗礁森列海底，且密布水雷防卫，难以飞渡。日本海陆军既失效用，唯恃空军轰炸。其时，驻防妈屿的国军水雷队队长，竟被日本人重金收买，暗将水雷的电线斩断。

日军获悉登陆无虞之后，遂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6月20日，从下午2点起，采用中央突破战术，海陆空同时发动，以飞机40多架，轮番轰炸汕头、潮州、澄海各地。21日上午9时许，日军先派两架水上飞机，降落于汕头港内，市民误以为日机受伤迫降，跌落海面，群趋于潮海关前，驻足探望。随后，日海军3艘战舰，也直进妈屿口内，从容停泊于潮海关及怡和、太古两洋行前，以为水面监视。民众至此，始察觉日军深入，大祸临头，争相奔避，唯恐不及，全市顿成大混乱之情形。许多市民，蜂拥向先前筑就的避难路，落荒逃难。

20日晚，日军以电船1艘，满载海军陆战队300余人，化装成难民，直进澄海属的新港，驻新港的国军以暗夜有电船入港，大声查问；日军利用吴品三、曾柏崇旧部的败类为向导，即用潮州话回答，伪称汕头商民，恐飞机轰炸，合雇电船避难回乡。国军认为港外水雷密布，固若金汤，且查船上各人，俱无武器，便任其驶入。当时正好韩江下游潦水盛涨，电船直抵下埔溪，先在下蓬蛋家园登陆集中，由飞机空投武器枪械及大批太阳旗，遍插于草地，布作疑阵。

21日凌晨5点，日军分由韩江澄海大牙渡码头和疍家园码头，强渡到对岸潮安庵埠梅溪登陆，国军保安团第5团第1营营长杜若率队激烈阻击，至11点卒不支，退入庵埠官里乡，庵埠赐茶庵、企坎水池亦同时被日军占驻。

梅溪既陷，妈屿口外的日军，即利用橡皮艇持续冲进新港，其先头7艘，载满陆军，由新港经下埔溪至梅溪，接济先行之兵，其余大队橡皮艇，在新港实施登陆，与守军保安团第5团发生激战而取胜。日军既登新港，遂径向汕头进逼，国军独立第9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华振中，下令死守。其时，自新港至纪厝海墘、充公达砂尾一带，炮战激烈，硝烟蔽天。保安团第5团第3营营长李平殉难，汕头军警陆续由避难路撤入蓬洲所内。21日午，华振中指挥部设于蓬洲龙泉岩翁襄敏书院；21日晚8点，国军放火，退出蓬洲。

史载，进攻汕头、潮州等地的日本军，为侵穗日军第21军团104师团132旅团和第5舰队海军陆战队共10000多人，飞机40多架，舰艇40多艘。6月22日，日军陆海军各部队，才全数正式登陆汕头。登陆汕头日军最高长官为第132旅团长兼粤东派遣军司令官后藤少将，入汕部队为饭岛大队长、富田大队长、德花炮兵大队长、大赖户大队长、厚地大队长、竹内联队长等。

日军入汕，随即将沟通各县的道路，用铁丝网封锁，由广州街至崎碌一带划为戒严区，不准通行，一切军用品，俱集其间。沟通内地的道路，仅开放一路由回澜桥至潮州城，一路由中山公园至澄海，一路往潮、普、揭的安宁码头。

民国二十八年（1939）6月21日早晨7点，日机一批35架，飞临潮州城上空示威，随即向潮州城及周围村庄、潮汕铁路、护堤公路和韩江沿岸、竹竿山、云梯山、乌洋山，狂轰滥炸，投弹200多枚，炸毁厝屋200多间，炸死炸伤民众100多人。22日至24日，日机连续轰炸潮州城区多处目标。及后几天，日机配合日军的行进，在前头轰炸，并空投日本膏药旗，制造恐慌气氛。

24日至27日，集结在庵埠的日军2000多人，在麾利大佐、龟井中佐、田中九少佐的指挥下，分3路沿铁路线、护堤线和韩江水路，向潮州城进攻。铁路线一路1000多日军，沿路旁村庄搜索前进，靠近鹳巢车站时，遭独立第9旅626团1营的阻击，激战近2小时，双方各有伤亡，1营2连连长刘宗汉阵亡。1营撤走后，日军继续前进，在乌洋、枫溪又遭到阻击。护堤线一路约400人，未遏抵抗。韩江水路，日军装铁甲加艇尾机的橡皮艇60余艘，载兵600余人，逆流而上，至公婆树时，遭到守军的阻击，因在水上，无掩蔽物，又不明陆上情况，倒退回凤仪洲畔，停歇一日一夜。6月27日晨，日军炮兵马队，幡旗招展，在崎岖不堪的铁路线上，缓慢开进潮州西门，其余护堤路日军、韩江水路日军，也分别从南门、东门进城，潮州城遂告陷落。

其时，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占领汕头、澄海、南澳全域，其余各县，则均有大小不同地域，相继被日军占领。潮州至汕头沿潮汕铁路一带，仅由澄庵警备司令部派一个中队驻在彩塘，以控制大寨至庵埠的路段，从金石到枫溪一段，仍为国军据守。日军在护堤公路的春城楼、云步、乌树、龙湖、东凤、朱角院、鳌头、梅溪、赐茶、龙尾设10个据点，以沟通护堤公路，这是日军从潮州至汕头的唯一交通线。

潮州城在沦陷初期，四门不通，交通断绝，商店倒闭，百业凋零。稍后，日伪政权勒令商店复业开市，日军对潮州城的交通封锁，也有所松动，先后开放了几条通路。从南门出城，经过几个岗哨，到春城楼后，沿护堤公路到云步，这是初期的第一条通道。城内居民，要去东、西、北3个方向，也只能先向南走10里路，再向后转。如要到意溪，本来就在北堤对岸，搭乘渡船，咫尺之间，方便之至，现在却必须从云步渡韩江西溪到江东，经柚园到亭头，再渡韩江东溪至田心的大码头，经田心、福塘、仙田、溪口，再第3次渡韩江北溪，沿黄田山脚，经黄金塘、洗马桥，到东津，最后抵达意溪，全程约35公里，而须多次过渡、周折，更难以计程。

其后开放的几条通道，打索上埔哨口、桥东铺尾乌豆园哨口、北门堤顶哨口，等等，莫不如是。这些通道，是城内居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谋生之路。他们从仙田、溪口、官塘一带运进番薯，从浮洋、龙湖一带运进大米，从桂坑、河内一带运进木柴，都是当时城内的救命之物。其时，进城的物资，日伪是不禁的，出城物资，则不允许通过，人们只能用化整为零、蚂蚁搬家的办法出哨；成批量的，则须贿通日伪的密侦、警探、联防队等，在其保护之下，偷运出境，其品种有棉纱、棉布、汽油、旧轮胎、香烟等。

日子过得确实煎熬、憋屈、苟且，了无生趣、无可奈何。其时，城内人出哨，须出具良民证；到外地避难要回城的人，须事先托城内亲友代办良民证。到国统区的人们，要在缓冲区把良民证寄存于亲友家中，再到文祠石门的潮安县商会，或到归湖葫芦市的三荣商会开路条。三荣乃上荣乡文祠石门市、中荣乡归湖仙洋市、下荣乡归湖葫芦市，都是战时的临时乡公所所在地。开具了路条以后，方能到内地的兴宁、梅县、大埔等地。在国统区兴梅一带的人们，要回潮州城，则须把居留地所发的义民证，寄存于缓冲区的亲友，再取回原寄存于亲友的良民证。当时，葫芦市有一间兴利号转运行，经常为往来的城内人保存“义”、“良” 两证，称便一时。

当其时，日军初占潮州，在潮州城北面山地，对韩江实行军事封锁，致使韩江上游，航运中断。民国三十年（1941），韩江上游的货物运输，为国统区的工商业界所接通，他们尝试用船运与肩挑相结合的水陆联运方式，竟获成功。其时，所开拓的3条通道，一是韩江水运到大埔的高陂中转，用人力肩挑，经三饶下黄冈；一是从韩江水运到丰顺的隍中转，用人力肩挑到汤坑，并由此集散；一是从韩江水运到潮安的葫芦市中转，用人力肩挑到河内的东乡，再转运到澄海一带。是时，上游来货，多为大米、土纸、白纸、土碗、香粉、桐油；回货，则是盐、糖、咸菜、咸鱼、菜脯。运至葫芦市的货物，有一小部分从意溪，流入潮州城内。

世事的变化，真是令人扼腕、叹息、黯然。当初，人们兴高采烈、满怀希望地拥戴修建铁路，造福民生，而今，又担心铁路之便捷、迅速，会给日军带来方便，于我不利。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21日广州沦陷之时，出于阻敌之虑，独立第9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华振中，下令破坏潮汕铁路，但受到铁路董事长张福英的阻拦。张福英打电报给华振中的上司余汉谋，请求勿毁铁路，余汉谋也发电报制止华振中，但华振中坚持不馁，结果，先毁了汕头至庵埠一段。延至日军占领庵埠的前几日，又毁掉浮洋至庵埠一段。二十八年（1939）6月22日至24日，潮州城至浮洋沿线区、乡，号召农民出力，进行全面破坏，全部铁轨、枕木，拆掉搬走，所有路基，都被掘成一个坑接一个坑。23日夜间8点，又把几台机车、几十节车厢，淋上汽油，放火焚烧，机车主体用炸药炸毁。与此同时，潮州城内最大的振光发电厂，也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锅炉、发电机等，也一并炸毁。是夜，潮州城内城外，但见烈火冲天，人声沸腾，全城陷入无比紧张惶恐之中。

其时，政府当局，也在日军登陆之前的一两个月，发动沿线各村农民，不给日军行军、辎重、给养方便，把护堤公路、安黄公路、安揭公路，掘坑连片，把掘出之土，就地垒筑，形成一道道坚实的小土围，阻塞公路行车。大部分公路桥梁，也泼上汽油，放火烧掉。临战之时，潮州城内的太平路、西马路等，都被掘出一个个大坑，人们只能在人行道上行走。

民国二十七年（1938）7月，在南澳岛，中国军队打响了广东抗日的第一枪。南澳，是闽粤之咽喉，潮郡之屏障。日军继攻陷金门、厦门之后，于二十七年（1938）6月21日占领南澳。当时潮州一带，驻军最高长官是国军第62军157师师长黄涛。在日军占领南澳之后，黄涛下令枪毙了临阵脱逃的营长，逮捕了弃职潜逃的县长，并连夜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乘敌立足未稳，组织义勇军渡海收复失地的决策。

从7月10日起，黄涛连续几天组织分批渡海成功。7月17日，营长吴耀波带领500名义勇军，通过南澳县抗日自卫中队队长李居甲等人的引路，一举攻克南澳县城隆澳，吹响广东收复失地的号角。其时，日军对广东虎视眈眈，南澳之利，恰如跳板、桥头堡、抢滩地，其必不甘心失败。日军缓过神来，调集大批兵舰和军队，在战机的配合下，进行反扑。18日至20日，义勇军连续三日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并退守黄花山。21日，日军又出兵2000多人，分三路围攻黄花山，而环岛的日军兵舰40多艘，在飞机指示目标之下，不断炮轰义勇军阵地。

三昼夜的浴血苦战，义勇军坚忍不拔、坚不可摧。防线在日军轰炸下被毁，即分散藏于山洞，继续与敌周旋，绝不放弃。最后，黄涛认为已达到消耗日军的目的，下令义勇军撤回大陆。南澳此役，历时20多日，歼敌500多人，写下了广东军民抗日光辉的第一页。其时，吴耀波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升为团长；黄涛于南澳之役后不久，升任62军军长。

日军侵占潮州城后，华振中即千方百计筹划反攻潮州城。其时，华振中任独立第9旅旅长后，把旅部设于潮州城中山路李厝祠，并与青年抗日同志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民国二十八年（1939）5月，青抗会在潮州城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华振中亲临大会并讲话，激励青年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华振中其人，能武又能文，且懂宣传和政工，会后，他仿照潮州民谣，创作民歌，让独立第9旅政工队到处演唱，宣传抗日。在他的允许支持下，青抗会派出4支战时工作队，在潮汕铁路沿线乡村，开辟游击支点，成立军民合作站、政工队、随军服务队，为部队供应生活资料，当向导，救护伤病员，使潮州大地，到处都有抗日的人民。华振中创作的民谣，最著名者，有《同心协力上战场》，其词曰：

天上月娘月光光，照我潮州好地方。

而今来了日本鬼，害我家散人又亡。

日本鬼子似豺狼，占了城市占村庄。

强奸妇女劫财物，又杀我家好儿郎。

倭寇杀害我爹娘，倭寇杀害我夫郎。

如今有家归不得，寡妇孤儿哭断肠。

国仇家恨实难忘，同心协力上战场。

杀尽倭寇雪国耻，抗战胜利回故乡。

华振中还亲自编写了《独9旅旅歌》，其词正义凛然，慷慨激昂，高风亮节，其曰：

独9旅，尚义节，官兵相爱紧团结。

士气壮如虹，军纪坚如铁。

对民众，尚亲切，对友军，要提挈，保国卫民心热烈。

守住岗位瞄准枪，头颅可断不投降。

一枪至少驳一个，死中求生图自强。

民族出路只一条，拼命把倭寇杀绝。

还我山河争自由，我旅精神永不灭。

华振中的亲民抗战，备受好评。坊间相传，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八”节，华振中应邀到西湖绿杨村茶居，为金山中学女生讲抗战形势，话毕，华振中摘下白手套，伸出手掌当谜语，并曰：“猜中者，由我奖给一学期学费。”有才思敏捷的女生，名方真妹，当即站起曰：“军民合作。”方真妹猜中获奖，军界民间，齐声叫好，同受激励。

民国二十八年（1939）7月上旬，华振中对反攻潮州城作出了具体部署：独9旅625团负责攻取潮州城内的日军警备司令部；保安4团负责切断护堤公路，防止汕头日军来援，并主攻南门竹铺头日军；预备6师主攻潮州火车站和葫芦山；625团一部和自卫总队、潮安县自卫团主攻笔架山；627团从北面攻打竹竿山。此役，反攻总兵力约6000多人。

7月15日，距潮州城沦陷时仅18日，夜间12点，反攻之仗打响。625团团长伍少武临阵指挥，部队经新桥路直插城区，从义安路、昌黎路、文星路包围日军司令部及各个据点，激战持续，双方伤亡重大。至17日，日军从东门、南门调兵支援，625团遭受夹攻，只得向新街头、西马路方向后撤，在打银街至西门古一带，与日军展开猛烈的巷战。日军组织几次冲锋，都被顽强地打下去。翌日，日军追至新桥路头，控制布梳街，625团继续坚持巷战。驻守南门的日军绕过南校场，实施包围，把守新桥路尾、火车站、葫芦山的日军，也集结于西门外阎君宫和三利溪畔，配合南门来的日军，分段截击，日军炮兵，增援而至，向新桥路炮击。战况如斯，敌众我寡，625团遂突围、撤走。

其时，方外之人的一则佛讯，则极大地振奋了潮州人民。民国二十六年（1937）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诞辰之日，开元寺岭东佛学院创办法师之一，29岁的和尚释智诚，在庵埠灵和寺后座右厅闭关，刺舌血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其头一关，称为般若关。至四月初八释迦佛圣诞，开始刺舌血。是时，世事纷纭，战云密布，华北华南，铁蹄声疾。法师发宏愿曰：“为求世界和平，人民安乐，不惜生命，献出舌血，敬书《大方广佛华严经》一部，誓为圆成，不愧佛子，不负师长教养之恩。”闭关的地方为1厅2房，约60平方米。正厅置1桌1椅，为写经之用，右房辟佛坛，左房作卧室，厅门窗门，由12位信徒用12把锁头锁着，并贴上咒语封条护法，与外界隔绝。一尊头戴钢盔、身披战甲、手执金刚杵的韦陀菩萨，立于写经台的左侧。韦陀为佛教第一护法，降魔伏妖，辅正驱邪。

闭关处的门外，专门设一个小窗口，供弟子们传送斋菜斋饭、生活用品，早晚两顿，过午不食。每晨以利刃刺舌，滴血于碟，约2白玉令。白玉令是潮州工夫茶杯的雅称，再和以清水，以血为墨。而每书一字，则合掌默诵，诵曰“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一笔不能苟，字字须端正，毋许错漏增减，亦求校对谨严，每日1000字，日日如是。当书至10万多字时，发觉字迹变黑，特致函请教印光大法师。减少食盐之后，果然字字鲜红光亮。此时已完成50多万字。

二十八年（1939）夏日，日军麾利大佐不知从何处探听到智诚法师在灵和寺闭关写血经的消息，即密令夺取。其间一次，日军小队长与翻译，从写经台抄走血经，被智诚舍身夺回。其时，小队长抽出军刀想威吓智诚撒手，刀锋向后一扬，突然“铿锵” 一声，刀尖似被什么物件卡住了，喷出一束火花。小队长转身想拔出长刀，再施威吓，可是一声霹雳，一道闪电，小队长看清刀尖竟插在韦陀菩萨的钢盔之上，一个愣怔，不禁浑身一阵冷战，其凶狠顿时化为无比惊悸。

此间的斗智斗勇，难以尽叙，几次挫其锋芒，令人欣慰。之后，为免再受干扰，智诚法师致函闽南佛学院的神田慧云法师，神田慧云是一位日本来华参禅的著名高僧，智诚把写经、护经一事略作叙述，甚得慧云的赞赏与支持。智诚把慧云的回函，贴于写经处的门口，就此再无日军到来骚扰。

民国二十九年（1940），几经劫难，历时3年1个月，血经终于写成。整部血经，共81卷，70多万字，智诚法师在跋文中写道：

智诚幸生中国，又复出家，万劫难遇。今已遇此无上法宝，遂于丁丑年四月初八，发心刺舌血，敬书《华严》，全部计字七十万有奇。寒暑无间，写此全经，冀佛加被，龙天保佑，未遭魔障。闭关三载，始获写成。

斯部血经，迄今仍存于开元寺，乃全国、全世界所有血书经典中，最完整、完美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