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传：激动人心变革前的历史故事

1927年8月之前，潮州也如一个即将爆炸的大染缸。

抽纱工艺的迅速发展，向人们打开了一扇别样的大门，人们的日常生活，不经意间，有了不易察觉的缓慢变化。以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姿娘，开始慢慢聚拢到一起，围着花规，抽纱绣花。丁惠龙自从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设丁发合绣庄之后，营业蒸蒸日上，声誉与日俱增。民国十九年（1930），他与人合作，在汕头创设天祥洋行、港盛抽纱行，并在上海、香港、澳门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孟买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抽纱业务。与此同时，还插足金融界，与人合作，在潮州城三家巷口，创立源发盛银庄，拥有流动资产50多万大洋，建起有两座大楼，置有百亩良田，显赫一时，成为潮州城有数的殷商。

其时，潮州城的抽纱行业，已经由独家专利经营，发展到多家竞争，洋人也通过合作或者合资的形式，在潮州办起了抽纱洋行，作为他们的代理商。先后在汕头开业的翁财源、华章、振潮、源昌、协成等公司，都具有相当的规模，他们争相到潮州来找代理商。此时，潮州的抽纱商号，已发展到115家，拥有女工7万多人，年创加工值400多万大洋。

参入抽纱绣花的姿娘，有年轻的、有半老的，她们再也无法待在家中了。以前，潮州姿娘都是在家打理家务，上市买菜买物，回来煮饭浆洗，无工作，无收入。现在，领到绣庄抽纱社投放的抽纱，有工作、有收入了，就好帮补家用。抽纱社投放抽纱，但稿样极少，通常要十几二十个人，才有一张花稿。这样花稿就要轮流传阅，姿娘、绣娘就要读稿、背稿，默记心中。有时候，大的抽纱台布，要几个人合绣，有的人挑破，有的人抽纱，有的人铰墘，有的人钉针，有的人绣花，每一道工艺，都有专人，都有熟手。这时，原本待在厝内的姿娘，势必踏出家门，几个人聚在一起，就近在一家地方大的厝间，一人一个花规，一个压花规的沙包，一支剪色纱的小剪，一绺五颜六色的色纱，几根大小不一的花针，大家共用一张花稿，和几张放花规的方凳或者条凳。

抽纱的姿娘通常都是聚在大厝大厅前的檐下。天井敞亮、采光好，夏日通风，冬日有暖阳。北方人管这种檐下叫廊下、大廊下，潮州人叫临趾、临止。临止之意，即：临界，且止；君来临，此为止。这是潮州人自古以来的礼仪、礼数、礼制，由来有二，其一，以前用仆人时，仆人有事找主人，来到厅前台阶或走廊前，要先止步立住，开口出声，候主人允许了，才可跨过厅门，踏入厅内；后辈找长辈、亲朋串门，自大门入，来到厅前，亦然。其二，家中的小姐姑娘，也不可随意跨出厅门，走下临止，出街上市；闺阁密友来临，到了檐下，也要出声说明，允许方入。“临趾” 的“趾”，则意指厅门的墙脚、门脚，其意即已到此了，不能再近前了。潮州有一句熟语，曰：“临止水，点点滴。”指下雨了，房檐下的雨水，点点滴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义喻清楚明白，不容混淆。

姿娘人凑在一起，就有趣了，梳妆打扮，暗中角力，胭脂香粉，这很正常，她们仅仅在一个头上，就做着七八种文章，打鬃垂发，盘髻束发，银簪骨簪，流苏珠坠，步摇金钗，最愉悦人的，便是插花。后生姿娘，插着红花，如月季、芙蓉，徐娘半老，便插一朵、两朵甚至整排芬芳的白兰、茉莉。于是应运而生的，是四时清晨，街市上那些老妇摆卖鲜花的摊档，和深巷内拎花篮声声叫卖的女孩。

姿娘成堆，那点家事喜好，也就瞒不住众人。家中有行船的夫君，最是明显。潮州行船，走上游，去梅州，一个来回，起码要七八天、八九天，走顺流，去汕头，一来一回，卸货装货，起码也要四五天、五六天。有时候，时日还要再久，等货、等事，一拖，就会半个月、二十天。这时，就有好事出现。行船的阿兄回来，就会直接寻到抽纱的厝前，不管白天晌午，直喊自家的姿娘，姿娘听到叫声，抬起头来，见是自家的男人，脸红红的，站起来，就跟着走。一起抽纱绣花的姿娘，看到天光白日，兄台来了，把她急急地叫走，知道回去是什么事，都吃吃地笑了。

不久，姿娘又返回来绣花，一群人心情荡漾，便拿她打趣。风俗，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有人家中还有不大不小的孩子，碍事。男人也有办法，一下船，上码头，不忙回家，先从上水门入城，到白日路（今卫星二路），其时，这里有光华戏院，后改名白宫戏院，有乐群戏院，买两张日场即场的电影票，叫回姿娘，到了家中，就告诉孩子，电影好看，马上开演了，快去，迟了就看不到开头。

当时，西门的杏花胡同也有一家戏院，可是，离码头太远了。戏院是给文明人活动的地方，除了光华、乐群、杏花，潮州城内还有天仙、乐观、民族等几家。戏院不光做潮州戏，有的还放电影。以往，做潮州戏大多是游神赛会时，在露天广场，临时搭棚，给人群百众观看，不收门票。看戏的闻风而动，蜂拥而至，也无座椅，人们踮着脚尖，看着戏棚。棚上书生小姐，相公娘子，夫人老爷，莺声燕语，脂粉柳眉，英俊倜傥，好听哉，好看哉。这样毫无拘束来去自由地看戏，人们心满意足，还谑称：看踮脚戏、广场戏、土脚戏。戏出商演，是入民国之后的事，辟马路，起戏院，卖戏票，提倡文明看戏，做文明人，放电影，也是结合戏院的出现，才有的。

比戏院更麇集人烟的，还是茶楼酒馆。民国改元之后，虽说废府存县，但仍在潮州城设粤省第4军政府、潮州安抚使、潮州军务督办、潮梅镇守使、潮梅善后处、东区绥靖委员公署、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军政聚集，势必旺市。其时，潮州城内，食客、茶客，吃饭品茗的地方，多不胜数。民国初著名的有壶天、海珍、光华等酒楼，后来，营业做大了，海珍改名琦芳，光华改名瀛洲，这些酒楼，均有陪酒女。民国九年至二十七年（1920—1938），酒楼茶楼更为兴旺，新香、新潮、维新、乐天、柏珍、美珍、明春、陶春园等8家茶楼，常有妓女唱南词小调，招引顾客。8家茶楼之外，还有早香、成珍、鼎香、陶然、田记5家菜馆和吉成、吉盛、合成3家饭店。这些酒楼、茶楼、菜馆、饭店，多集中于太平路四狮亭至军厅巷一带，还有青天路（察院衙街）、太元路（状元亭巷），连接东平路（上东堤）。

民间曾戏称曰：“无嫖无赌，不成州府。”一些荷包有几块银元、指上喜欢戴一个翡翠戒指的人，多想着这些节目。他们精于此道。当其时，潮州城内设有许多烟馆，清朝向贩卖鸦片烟者，征收鸦片烟税，民国时期，改名戒烟捐，意思是向贩卖者课以重税，寓禁于征，并把原来设立的开灯处，美其名曰戒烟处。潮州城内四门头，即四方城门，及各隅馆（锣鼓馆）头地界，较大的戒烟处有70多处，内中配备烟灯烟具，打牌吸烟,招牌高挂。吸大烟者可以在戒烟处吞云吐雾，高枕无忧。当时，较有名气的烟馆，有军厅巷的祥顺、四狮亭的进记；幽静的烟馆，有开元路香巷的卧云；高级的烟馆，有义安路管巷的别墅。除戒烟处外，还有一些小烟馆，多处于偏僻、僻静的小巷。

当局以戒烟之名，行贩烟之实，着实令人啼笑皆非，侧目以视。城内有人，仿《陋室铭》作《烟室铭》，对戒烟处作了绝妙的讽刺。其铭曰：

室不在雅，有烟则名；烟不在多，有吸则灵。斯是烟室，自我陶情。炼丹通竹管，吞云入梦乡。谈笑唯鸠形，往来尽烟丁。可以谈世情、说嫖经，无丝竹之乱耳，有披焙之劳形。祥顺军厅巷，进记四狮亭。君子曰：何戒之有。

更有可笑者，城内有某小姓的祠堂破塌，其子孙，竟利用来办烟室，有好事者，戏以长联嘲之曰：“与祖宗呼吸相通，曾不愧香烟一脉；看子弟勤劳弗倦，亦居然灯火三更。”

当其时，烟、赌、妓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污染社会，祸害民众，故有三害之称。城内的赌场，名头较大的，叫银牌庄，俗称摊场，较小的叫麻雀场。赌捐由承包者投标征收，主要对象是银牌庄，按日、夜分两次收捐。银牌庄分布在车站、码头，或船舶集中的地方，如竹木门及东门。四门头及太平路闹市，银牌庄亦多有摊点。赌捐的征收标准，以所在地点营业的淡旺，分等级逐日征收。营业最旺的赌场，是四狮亭、青天路、太元路周围。较高级的赌场，是管巷的别墅，附设于戒烟处，乃显贵大人物聚赌的地方。民国二十一年（1932），银牌庄最旺时，有100余家，当年8月21日，城内成立潮安银牌业公会联合公司，聘请徐彰国律师为常年法律顾问。

六篷船式微以后，清末年间，官府允许设花艇于竹木门外韩江边，大小共有10余艘，专供游客狎妓娱乐。小的游艇，可容4个人打麻将牌；大的画舫，有雅间三四间，颇为讲究。入民国后，白日路桃巷，则有高级妓馆情天院。花艇、妓院、赌场、烟馆、酒楼，聚在一起，相隔数步，你来我往，互相呼应，故当时流传有民谣云：“花艇韩江边，桃巷情天院，吃喝和泰丰，吹赌四狮亭。” 和泰丰，是清末潮州最大的酒楼，“吹”是吹烟泡，能吹烟泡者，则是抽鸦片的高手。

其时，当局向妓院征收花捐，由捐棍郑某，投标承包征收，每月2000多银元。高级妓院在桃巷一带，中、低级妓院，则在白日路站巷一带，这里的地利，就是处于上水门与竹木门之间，毗邻韩江，人流络绎。后来当局在城堤扒了一个豁口，青天路（察院衙街）直通韩江，桃巷、站巷，与江边的交通，就更直接了。

花捐的收缴，亦有标准，按妓女的收入，逐月分级征收。甲级每月15元，乙级每月10元，丙级每月6元，丁级每月4元。并规定，凡妓女，都要在右衫襟别色绸花为标记，违者，按违反警律罚款。陪酒女每张花票（花捐）1.6元，附加教育捐0.16元，合计每张1.76元。茶楼唱小调的，每日打票同样1.76元。开筵席时，虽不在酒楼，凡叫陪酒女的，每次打花票1元。陈济棠时代为最盛，全城娼妓，有四五百个。最后，承包花捐的郑某，因为投标不中，为争面子，特设10余席酒席请客，把城内甲、乙级妓女100余人全部叫来陪酒，名为“大型开天观”，给每个妓女，打赏3元。

当其时，西风东渐，民智已开，民国的这种污浊遍地、藏污纳垢、腐朽丛生、不堪入目的糜烂社会现象，令怀抱有识之士、胸存鸿鹄之志者，必欲铲而除之。民国16年（1927）8月1日，南昌城爆发武装起义，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栏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营房，皆被起义军夺取。(www.xing528.com)

民国十六年（1927）8月3日，南昌起义军开始撤出南昌，由赣入闽，南下广东，辗转至9月19日，11军第25师周士第部占领大埔三河坝，朱德率3000余将士扼守此战略要地，阻击李济深部钱大钧、黄绍竑的尾随追击。主力8000余人沿韩江高陂、隍，直逼潮州城。21日，大军压境，潮梅警备司令王浚撤离潮州，向揭阳、丰顺撤退。23日，南昌起义军占领潮州，周恩来、贺龙、叶挺、彭湃、郭沫若等同时到达。20军第3师周逸群部戍守潮州，司令部设于涵碧楼，政治部设于城南韩文公庙旧址及叩齿庵。

起义军一入城，随即组织政权建设，11军第24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为潮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长，政治部保卫局科长李国珍，为公安局长。傍晚，周恩来、彭湃分别接见潮安县委书记林务农，询问潮安的情况。根据彭湃的指示，潮安县委立即开会，部署建立区政权，恢复工、农组织和发展工农武装等工作。

9月24日，在城的工人，和城郊、枫溪、乌洋、浮洋、鹳巢、西林、仙乐、大寨、彩塘、宏安等地的农会会员，有的乘坐潮汕铁路的火车，有的步行，手执红旗，涌到西湖参加欢迎起义军和庆祝潮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当日，起义军先头部队乘潮汕铁路火车进入汕头，随即成立汕头市革命委员会，以赖先声为委员长，郭沫若为交涉使，徐光英为公安局长。起义军在民权路大埔会馆设立指挥部。

史载，9月23日，起义军进入潮州之时，潮安县商会会长郑拱如与副会长林筑圃，带领商会全体职员，和城内各大行铺头家30多人，列队在竹木门街与民众一起夹道欢迎起义军。24日，郑拱如应起义军总部之约，前往涵碧楼，与周恩来协商筹措军饷事宜。起义军晓以大义，郑拱如也深明道理，把支援革命作为己任，欣然领受任务。其时商定，筹措大洋18万元。因时间紧迫，款项非小，立即筹齐兑缴，实有难度，郑拱如二话不说，只提出一个要求，分期缴款。周恩来同意，当场表扬郑拱如有胆略、有智慧、有见识。

回到商会，郑拱如即刻召集各行铺头家，商议筹款具体计划，拟定第1次缴交大洋4万元，第2次缴交6万元。因时局急遽变化，黄绍竑部已逼近潮州，潮安商会当即采取紧急措施，把向各商号摊派，改为由各银庄先行借支垫付。款项筹集之后，由商会主管财务的许若稚，带同乾元银庄职员洪炎、郑子雄、曾兴锦等人，星夜将巨款押解至涵碧楼，送交起义军总部。

9月26日，周恩来、贺龙、叶挺集中兵力6500人，挥师揭阳前线，部署汾水战役，迎击李济深部陈济棠、薛岳组成的东路军。30日，起义军在揭阳玉湖汾水村与陈济棠部激战，遭遇重创，无力再战，遂由普宁，撤向海陆丰。

南昌起义军自23日进入潮州，24日抵达汕头，至30日全线撤离，在潮州一带的驻扎、建政、宣传，掀起了一股热潮，史称“潮州七日红”。

三河坝分兵之后，朱德指挥部队与钱大钧部1万多人，激战3天3夜，部队折损600多人。朱德看与周恩来约定的时间已到，无需再坚守三河坝，当即命令部队撤出阵地，准备南下潮州与主力会合。10月4日夜，朱德率军自三河坝经湖寮、百侯，进入饶平北部山区上饶，设指挥部于茂芝全德学校。5日凌晨，闻悉当天农军进攻饶平县城三饶未克，即谕周士第率第9军教导团300多人，驰援攻克三饶。当晚，起义军撤回上饶茂芝休整。

6日早晨，从潮州突围的第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着沿途收容的200多人，辗转来到三饶，闻知朱德驻军茂芝，随即赶来会合。相遇后，朱德等才知道起义军主力失利，领导机关解体，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已经分散隐蔽分散突围了。这个消息，在部队中引起了很大的情绪波动，混乱和不知所措在所难免。经过一番紧急疏导，才稍有缓解。10月7日上午，起义军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周士第、李硕勋、王尔琢、周邦采、周梓昆等20多名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激烈，各种提法都有，甚至有解散部队的提议。但朱德意志坚定，当机立断，作出保留部队、“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定，陈毅也第一个表态赞成朱德的意见，愿意竭力辅助朱德，把队伍带好。

其时，茂芝会议排除南下海陆丰，发展力量，再攻取广州的前委原定计划，以及解散部队的错误提议，并提出，要找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据当时分析，粤、湘、赣边区，是属于“三不管”地带，而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战争很得力，基础好，可以作为立足之地。

鉴于当时李济深部已经麇集5个师约4万多人，从南、西、西北三面向起义军进逼，部队必须火速从东北方向沿闽粤边线穿插出去。事不宜迟，当天下午，起义军2500多人在朱德率领下，离开饶平茂芝，出柏嵩关，入平和，经闽西、赣南，进入粤北，转战千里，于民国十七年（1928）4月，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粟裕后来回忆道：“我们既孤立无援又同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一切只能由朱德同志独立负责，当机立断作出决定。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的确困难，但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开国上将杨至成也有回忆道：“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到哪里去？”参加过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也曾回忆道，如果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仅凭秋收暴动那点力量，是很难保存下去的。

有军史专家言，茂芝会议是被低估的一个会议，它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没有茂芝会议，就没有井冈山会师，其曰：“如果没有茂芝会议，南昌起义的最后结局是不一样的，‘彻底失败’、‘全军覆没’，与‘受到重大挫折’，几字之差，意义非凡”；“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是不一样的，也许还会在到底是‘夺取中心城市’，还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十字路口，徘徊很长一段时间”；“就不会选择朱德这样的总司令”；“这支人民军队的雏形，就很难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就很难聚集一批战斗骨干、建军栋梁”。其时，经历过茂芝会议洗礼的，有朱德、林彪、陈毅、粟裕、许光达、周士第、杨至成、赵尔陆、赵镕、聂鹤亭、王云霖，以及烈士李硕勋、王尔琢、毛泽覃。

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930—1934），中央苏区时期，一条秘密交通线，无人知晓、无人察觉、悄无声息地在闽粤边的大地运行着，沟通着上海与瑞金。秘密交通线称号曰：“奉星社”，始建于民国十七年（1928），坚持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1月。

“奉星社”有正线和副线两路。其正线：从上海乘轮船到香港，交通站联络点为金碧酒楼；再从香港（或直接从上海）乘轮船到汕头，交通站联络点为镇邦街7号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后改为海平路98号华富电器材料行；再乘潮汕铁路一小时一班的火车到潮州西门火车站，乘有篷人力车入城，经上水门街到白日路。潮州（潮安）交通站联络点为白日路横街的交通旅社，老板为吴寿庆，大埔人。与交通旅社肩并肩的还有一座新华旅社，都是四层的楼房。暂时休息，或赶不上班船留下来歇息，到取得船票后即赴东关轮船码头，乘韩江溯江北上的小电船到大埔茶阳，或者梅县松口；茶阳或松口又乘小电船沿汀江至大埔青溪下船，陆路至福建永定县，经西溪、半山、乌石下村、天丰、合溪、上杭、长汀到瑞金。在汕头，交通站会视情况，安排入住富林旅社、金陵旅社或者其他旅社。在茶阳则住同天饭店，在青溪则是永丰客栈。

副线是：从上海经香港至汕头、澄海、饶平、大埔、永定乌石下村、合溪、上杭、长汀至瑞金。其时副线不通车船，以徒步为主。民国十九年（1930）10月，组建中共中央交通局，吴德峰任局长，陈刚为副局长。中共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在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12月，陈刚赴汕头镇邦街7号建立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作为中央交通局直属的一个重要交通站，负责汕头至大埔这一段秘密交通线的安全运作；民国二十年（1931）5月以后，改在了海平路98号华富电器材料行。人员或者物资到了青溪，则由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率中央苏区武装便衣队接手，一直护送到中央苏区。

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二十二年（1933）1月17日，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苏区，临时中央的博古、张闻天、陈云，还有周恩来、邓颖超、王稼祥、刘少奇、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项英、董必武、瞿秋白、谢觉哉、徐特立、叶剑英、任弼时、左权、李德、伍修权、肖劲光、李克农、潘汉年、林伯渠、何叔衡、李富春、蔡畅、李维汉、杨尚昆、陆定一、张爱萍等200多名中共干部，都是通过“奉星社”这条秘密交通线接送到中央苏区的。“奉星社”还护送过无线电设备、技术人员、文艺名家，以及苏区人民每年必需的价值900万元的潮盐、600万元的布，及其他紧缺的物资。5年时间，人员物资，安全抵达，从无疏虞，从未失手，堪称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