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大锣鼓：锣声如新，化境之音

铜锣是不是从编钟发展而来，这个还真不好说，但铜锣作为一种乐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却是千真万确。明朝以降，铜锣作为响器、打击乐器，在戏曲音乐、舞蹈音乐和传统吹打乐中，广为应用。潮州戏、潮州音乐、潮州大锣鼓使用铜锣，更是已臻化境。史上，潮州城内外有13间锣鼓馆，民间谓之曰“十三组”。

据民间文字记载，咸丰四年（1854），海阳上莆（今彩塘）人吴忠恕，与游僧亮，在桑浦山麓的宝云寺聚众拜会，一月之间，发展到几千人。这些农民军围攻潮州府城时，已有锣鼓馆中人，上城协助官军防守，被称为“七坊义民”。潮州的锣鼓馆既是帮会，又是鼓乐团体。潮州大锣鼓出游，往往便是游神赛会的高潮。在以后的岁月里，锣鼓馆不仅在潮州城内有所发展，而且延伸至城郊四处，在潮州全府，也有数不清的锣鼓班。其时，城内的区域，分为厚德、艮极、里仁、和睦、长养、生融、仁贤7坊，刚开始的7间锣鼓馆，分布于7坊之间，故有一坊一馆之说。7间锣鼓馆中，有5间是依附于官衙的，曰：

镇衙馆，馆名古松轩，是潮州镇总兵衙门的锣鼓班；

道衙馆，馆名仁和轩，是惠潮嘉道衙门的锣鼓班；

府衙馆，馆名义英轩，是潮州府衙门的锣鼓班；

县衙馆　（馆名缺），是海阳县衙门的锣鼓班；

中府衙馆，馆名永胜轩，是中营衙门的锣鼓班。

锣鼓馆的人员，大体上是本衙门的员役差吏，也有在近里巷的闲散人员，被吸收帮场。还有2间依附于街坊，曰：

真君宫馆，馆名永义居，地头神庙是西门真君宫；

长养馆，馆名古蓬轩，地头神庙是南门清水宫。

其时，依附于衙门的5间锣鼓馆，其行政区域是艮极、仁贤、里仁、厚德4坊，依附于街坊的2馆，则是和睦及长养2坊，唯独生融坊未有锣鼓馆，所以一坊一馆之说是不确的。

几十年后，在生融坊的区域内，出现了一间锣鼓馆，俗称城顶馆，馆名聚英轩，以东门楼的“东为万春”四个字作为灯笼、标帜；从镇衙馆分出考院馆，馆名蓬仪轩；从府衙馆分出岳伯亭馆，馆名集毅轩；从镇衙馆的地盘内，由城外金山脚陈厝楼，沿江一带向南延伸，经上水门外，至坐城北爷宫南侧，与考院馆接壤，划为新馆范围，馆名□英轩。经过了这一番消与长之后，潮州城内的锣鼓馆有10间，加上南门外的南门顶馆，馆名老聚英轩，南门中馆，馆名群英轩，以及南门下馆，馆名和英轩，合共就有13间锣鼓馆。

其时，潮州城西门外还有长裕、和平等7间锣鼓馆，桥东和北门外也各有3间锣鼓馆。每年正、二、三月，举城狂欢、万人空巷、里外重围、水泄不进的安济圣王、玄天上帝和关圣帝君三次全城性大游神，这些锣鼓馆从未参加，所以被人们忽略不计。

锣鼓馆游神时，三支大红呢质标旗前导，旗杆需用新斫的5—6米苗儿青竹，竹梢需带新叶，梢尾用细红绳吊着3块红砖压坠，两个百媚千娇、面容姣好的妙龄女郎，一左一右，一个横在肩上擎标，一个左侧陪傍护标，随着脚步，竹梢一上一下摇动，煞是引人注目。标旗上缀有垫棉浮凸的黑呢大字，分别标上地名、锣鼓馆馆名和本境神庙庙名，像府衙馆，3支大标旗上，分别标着：古义安郡、义英轩、五显古庙。大标旗之后，游神队伍依次为斗锣8面，钹子2对，接着大鼓、大小唢呐居中，又有横笛、短笛、洞箫、胡弦、二弦、秦琴、月琴、胡琴、扬琴、大阮、中阮等管乐弦乐和大钹、钦子、亢锣、苏锣、云锣、曲锣、铜盅、大锣、深波随后。若是遇上夜间，则配上漆有馆名或地名的大灯笼2对，火把若干，每支队伍，约在50—70人之间。

游神之时，城内无论是大街上的大小行铺，或是巷中的住户人家，一律在门口设置祭坛，潮州人叫“神前”，神前用大红纸饱墨挥写“恭迎圣驾”四字贴于正中，焚高香、摆粿品、置五牲、挂鞭炮，锡器馔盒、银锭蜡烛、酒水烟茶，一应俱全。圣驾每到一处大置搭的神前，都要停下来，神前众人一面燃放鞭炮，一面烧香、火化元宝，跪拜祈祷、问神攒福。瞬间后，游神队伍便抬起神轿，按设定线路，继续巡游，直至游遍全城大街小巷。其时，潮州城鞭炮硝烟之浓，对面看不到人，历数小时而不散。

每年这3次大游神，是潮州大锣鼓班的大检阅、大较艺、大竞赛、大显摆，特别是正月安济圣王出游时，从府衙大门镇海楼，到出入东门去而返，这一节路段，13馆精英云集，好手翘楚，倾巢而出，名鼓师、名乐师，亲自随队献演，盛况空前。这个时候，城内城外、四乡六里，所有的大锣鼓迷，蜂拥而至，聚而不散，夹道而观，尾随而去。

为了在游神赛会拔得头筹，每年的冬季，各个锣鼓馆，就得每个夜间在馆内教练演奏。各个馆的鼓师，教练时特别严肃认真，不许分神出错。据目击者说，鼓师对演练多次出错的人，有时就叫到跟前，举起鼓槌，迎头一敲。尽管被敲打的人，或是平常桀骜不驯、横行街巷的恶少，此时也只有羞容而无怒态。

潮州大锣鼓的铜锣，以方潮盛铜锣最负盛名。自道光年间（1821—1850），海阳县浮洋仙庭村方氏第17代孙方明治，在浮洋墟新埠头创设方潮盛铺号以来，作坊生产日益兴隆，光绪年间（1875—1908），方潮盛铜锣已享誉潮州府，尤以首创的低音铜锣深波、高音铜锣曲锣为著。

坊间相传，福建诏安一个潮州戏班的深波沙哑了，任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无济于事。后来慕名前来潮州浮洋，请方氏传人方俊壮修理，方俊壮一听试音，便明白此锣在剧烈颤抖时，被人突然用掌强按锣心中部，使声波骤止，剩余的冲击力，瞬间改变了传播方向，严重干扰了声音环域的传输，从而导致音质紊乱沙哑。方俊壮正在赶制别人的锣件，二话不说，拿起定音锤，对准受伤的环域，反其道而槌之，像追打跳蚤一样，一下下急促向锣心靠拢，最后一锤，向中间重重一击，然后，便对锣主说：“好了，请交100文钱。”

锣主敲锣一试，果然音色如新，复原如初。他转念一想，我辛辛苦苦做一夜戏，唱破喉咙，累到脚酸手软，仅得30文钱，你三槌两槌，就要100文钱，锤太重了。他只付了几文钱就抬锣要走，方俊壮见他无照价付钱，不急也不恼，一手拿过锣锤，对准深波就是一槌，手掌强按锣底，这大深波又沙哑了。锣主也学着刚才方俊壮的样子，一下一下，有板有眼地敲打，可深波就是老样子，沙声黯哑，扰人清听，一如废物。方俊壮可怜他满头大汗，劝道：“我为了学会这门技术，已然打破了好几个深波，花了二三千个日日夜夜，收你这100文钱，补不上我用掉的锣锤。你若嫌贵，待到你把这深波打烂了，到时更是得不偿失。”方俊壮重新修锣，还是刚才那几下子，深波又悠扬如故，声波远扬。民间有谚语赞曰“千锤百炼，一锤定音”，“少一弦亦歌，少一锣无乐”，就是称赞方潮盛铜锣。后来，方潮盛铜锣又传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其每日股市开市，敲的就是方潮盛铜锣。

清朝末年，庚子赔款的总额，达到4亿5千万两白银，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清廷为了偿还赔款，不得不广开财源，向各行各业开征税捐，大者有粮捐、盐捐、官捐，小者有杂捐，如彩票、房铺、渔户，等等。然而，如何确保税捐的顺利征收，成为清末各级地方官员的头等大事。由于大部分赔款都被分摊到地方各省，因此清末的潮州，遂有了“报效”的施行。

其时，潮州一些较大的商行，如糖行、纸行、布行、船行、竹木行等，先后以1万至6万两不等进行认捐，潮州“报效”的总额，不低于20万两。然而，“报效”的进行，却并不乐观。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二十三日《岭东日报》有载曰：

查潮州商务，夙称富庶。数十年来，从未抽厘助饷。方今库帑匮乏，筹措为难，万不获已，始有斯举。名为报效，实则免厘。抽自买客，无损于商，事属权宜，款尚易集。仰见大宪体恤商情，无微不至，稍明大义、通达时务者，尤宜竭力从事，共济时艰。顾此事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黄镇军开办，以迄于今，时阅四载，久无成效，推原其故，悉由商情涣散，意谕分歧，甚至阻力横生，迟疑观望。

“报效”从上而下，足足推行了4年，却未有大的进展，久无成效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当时，在行业商人的抵制活动中，以屠户的罢市影响最大，反抗也最为激烈。史载，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至三十一年（1905）七月，3年之间，潮州境内，较大规模的屠户罢市，约计10次，其中最严重的，是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潮州府城爆发的全城罢市事件，其时，朝野震惊，全国愕然，影响之大，无出其右。潮州屠户的行动，无形之中左右着整个潮州“报效”的施行，而屠户最为集中的海阳县和澄海县，则成为风暴的中心。

光绪二十八年（1902），隶属于省厘务总局的潮州屠捐局，在汕头成立，由其派人直接全权管理屠捐事务。当年，屠捐的承办人为陈广成，他以6万银元，承揽了潮州全属的屠捐，而其一筹莫展之后，二十九年（1903）四月，南洋巨商杜以胜取代陈广成，成为了潮州屠捐的承揽商。然而这种通过中间商认捐尔后抽收的方式，对于屠户而言，实际上是祸患无穷，这些人并非行业商人出身，由于有屠捐局授权，屠户们担心他们有肆意抽收屠捐的行为。正因为这样，屠户与承办商之间的斗争，无休无止。

几年下来，潮州的屠捐征收，举步维艰，而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潮州的“报效”，也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当时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一方面与行业商人的抵制有关，另外，也与地方官员的督办不力、甚至是有意如此不无关系。纵观其时，道、府、县的各级官员，有不少对于屠户的罢市，是同情甚至是宽容的，道台褚成博，就曾多次向省城陈情请求免除“报效”，澄海和海阳，均是屠户斗争最剧烈的地方，而他们的知县，通常都能理解，态度宽容。当然他们也是担心，一旦屠户罢市，影响非同小可。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杜以胜接替陈广成办捐以后，禀请海阳县知县徐隽声予以协助。徐隽声表面上一再催促，然而，他并未有设定催缴的最后期限，以至于大半年过去了，仍无有成效。徐隽声的这种不偏不倚、不温不火，使得厘务总局对地方官员的无所作为大为光火，极其愤慨。

徐隽声在海阳县知县的位置上待了两年，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被调离。继任的，是向以强硬闻名的王铨刚，还有与王铨刚一同抵达海阳县处置屠捐的洋务局洋务委员邵思源。这一人事的调整，表明了朝廷的态度，新抵任的海阳知县，将会与厘务总局一起，以屠捐作为重点，打开潮州各项税捐的局面。

从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十一日起，海阳县在王铨刚、邵思源二人的策划下，开始捉拿抗捐的屠户。十二日，屠户不得不相率罢市。此后几日之间，愈来愈多的屠户，纷纷聚集到潮州府城，并商定在十五日府城文武官员行香之时，向道台褚成博抗议。谁知，公开的抗议让褚成博没有了周旋的退路，况且，屠捐之事也并非潮州官员所能够决定，而且这也仅仅是“报效”当中的一项，如果松口，必然会影响到其他行业“报效”的进展。当日，屠户们的诉求被褚成博一概拒绝。盛怒之下，屠户们开始袭击在场的文武官员，场面一片混乱。

此后，其他行业的商人如纸行、鱼行，也加入了罢市的行列，而府城的其他商店铺户，因担心受到暴乱的冲击，亦纷纷关门闭户，以致形成了全城总罢市的局面。此次事件的详细经过，香港《循环日报》和上海《申报》，以“潮州民变”为题，均作了大篇幅的报道。

当日，潮州屠捐局、洋务局被拆毁，片瓦不留，床榻桌椅，则被搬到街上用火油焚烧；邵思源的内人寄居洋务局中，突被搜获，众人诟詈交加，尽情侮辱；大街载阳巷口黄占梅所开的黄千盛金银店，因藏匿屠捐委员，遭到抢劫；而府城的大小官员，也不得不仓皇逃避。事后，迫于形势，主事的王铨刚、邵思源因办事不善，被相继罢免。承办商杜以胜，也因人身安全问题，偕同妻小，回到澄海家中躲避，后被撤换。有13户屠户，也因此遭到官府的通缉抓捕，以示惩戒。

罢市事件之所以屡次发生，全因屠户担心承办商与分包商肆意抽收，任意勒求，事实也确有这种情况。《岭东日报》曾载曰：

潮阳沙陇猪捐，自去年由郑某包办，承饷四百余元，而抽收之数，增至一千三百元之多。是以肉价腾贵，细民不堪。现已届期，郑某仍欲照旧办理。各屠户以怨声鼎沸，恐生事端，故于初二日一律停止宰卖。

又载曰：

惠来县猪捐，近归某绅承办，设局抽收，闻该局办理不善，各屠户颇不贴服，数日前一起停卖。局绅仍着局丁登门催缴，屠户与之争论，局丁遂敢毁店殴人，现闻有人为之调停，尚未开市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农历四月十一日，潮州黄冈爆发武装起义，这是孙文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10次武装起义中的第3次。此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孙文在日本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中山樵，并在日本的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了一个中国同盟会。继而他又来到了新加坡，成立同盟会星洲分会，且以饶平籍侨领、同盟会星洲分会副会长张永福的晚晴园，作为居住地和活动场所。(www.xing528.com)

在张永福的介绍下，两位海阳籍华侨许雪秋、陈芸生，在新加坡谒见了孙文，并且加入了同盟会。回国以后，他们又串联原黄冈三点会成员陈涌波、余既成加入同盟会，还通过他俩，在黄冈、浮山一带，发展会员。当其时，丰顺、饶平、揭阳、惠来、澄海等地，就有同盟会头目数十人。许雪秋被孙文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给予鹰球图章及旗、徽式样后，即以汕头为基地，吸纳、运动会员，散发票布。票布犹如传单，亦是标识，正面绘一鹰一龙，并写“地道光明”四字，背面盖有一印，印文炎兴堂。愿入会者，每人给银4元。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仅黄冈一地，便拥有会员1000多人，秘密总机关就设在黄冈担水巷2号的杂货行泰兴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许雪秋等人谋划，决定在是年农历四月十四（5月25日），联络潮梅各属，以及惠州、钦州、廉州、诏安各路义军一致行动，同时电告孙文。孙获悉后，专程带着胡汉民、汪精卫及日本的池田吉、萱野长知等，于二月初赶至香港，部署这次举事。

然而，潮州方面，举义之事不知怎么风声渐露，未久便被官府发觉。黄冈都司隆启火速上报，潮州总兵黄金福，即派守备蔡河宗，于农历四月初十（5月21日），带着配备新式枪械的防兵20名进驻黄冈。当晚，适逢商民演戏，防兵在台前调戏妇女，捕去出面干涉的党人2名，并拟搜查泰兴号总机关。同人被捕，机关泄密，矛盾激化，千钧一发，这让陈涌波、余既成苦无良策，焦急万分，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而应先发制人。起义遂提前于农历四月十一（5月22日）举行。

四月十一日夜间，陈涌波、余既成召集党人700 余人，在黄冈北郊3里处的连厝坟，誓师起义，宣布军法10条，悬杀敌擒敌赏格，接着，兵分四路，进攻黄冈。陈涌波、余既成身先士卒，率队冲锋。战斗中，忽降大雨，义军所用，多为旧式鸟铳，弹药尽湿，陈涌波便改用火攻。熊熊烈焰之中，陈涌波冒着枪弹，叱咤指挥，一夜血战，首先攻陷黄冈协署，继而夺取守备署、柘林司、巡检署、海防厅署、都司署，占领黄冈，生擒守备蔡河宗、都司隆启，诛杀巡检王绳武、守城把总许登科，驻黄冈的潮州同知谢芝馨、都司陆熙逃跑。其时，香港各报，均有大字标题云“黄冈土匪造反，围杀当地长官”，其文有曰：“甚至留学生及地方农工商学与游勇参加在内，举动文明，秋毫无犯，必定孙逸仙之革命党在黄冈起义。”或赞之曰：“其气之壮，足以泣鬼神而惊天地，震中外而醒人心。”

次日，在都司署成立军政府，以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为副司令，同时，以“大明都督府孙”或“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 等名义，发布文告，宣称“为官府苛税，民甚难堪，专欲除暴安良” 等，并颁发纪律10余款，大体仿照《革命方略》。其内有“私藏口粮者罚”一款，“私藏口粮”，显然是下层贫民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

军政府通令各商店照常营业，无须惊扰。由于米价昂贵，每升售钱80文，军政府限令以50文出粜，不得多取，因此，“附近贫民从之者甚众”，并有滨海渔民，撑船前来参加，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五六千人。此外，军政府并通知地方殷实富裕之家，交献钱粮，据其时报载，“富室均被勒提军费，为数甚巨”，“一廖姓者二次被勒，至有三四千元之多”。

潮州黄冈起义告捷的消息，立即震动海内外，香港各报都登载黄冈起义的消息。许雪秋闻讯即从香港率革命党人回汕头，分赴丰顺、揭阳、惠来、澄海等地催促举义响应。两广总督周馥一面电责黄金福，令其立功自赎，一面派水师提督李准率水陆兵丁继进，同时电请闽浙总督松寿拨队防堵。

十三日（24日）夜间，起义军在汫洲截击黄金福部，又于十四清晨与清军再度激战。其时，余既成曾披发痛哭，动员群众，义军大受感动，身带双刀，背着湿被棉胎，准备肉搏。坚持一天半时间，终因枪劣弹缺，伤亡过重，于十五日退回黄冈。十六日又探知广东水师2000余人即日来汕，革命党人权衡再三之后，决定暂时把队伍解散，一部分撤到福建乌山据守，一部分由海道潜往香港等地的同盟会机关，伺机以图再起。

是役，革命党人在黄冈阵亡18人，在汫洲阵亡77人，在清军入黄冈后被捕杀66人，共牺牲161人，负伤逃往海外后死亡176人，捐躯者合计337人，为10 次武装起义中，死难最多的一役。陈涌波、余既成等首领，潜往香港。

庚子赔款摊派以后，人们感觉，风气变化很快，很多新鲜物事，让人新奇、不解，又应接不暇。或许是进入了新的世纪，很多新的名堂，层出不穷，光绪二十七年（1901），城南书院奉文改办为两等小学堂，接着，惠潮嘉道旅潮两等小学堂、城北有德两等小学堂、东凤育才高等小学堂等一批小学堂陆续开办。二十八年（1902），金山书院改称潮州中学堂，继续招收潮州府属9县的学生。当其时，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曾下兴学诏书，谕令有曰：

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

韩山书院的改制，曾有过一次争执。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潮州知府惠昌，拟将韩山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但不久丁宝铨任惠潮嘉分巡道，丁巡道认为韩山书院是属于惠、潮、嘉3府（州）的书院，改设为新的中学堂乃仅属于潮州府，故不得混改，如能改成惠、潮、嘉3地共属的师范学堂则最为适宜。韩山书院因此一时未能改为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也有一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迫于上司的命令，惠潮嘉分巡道褚成博将韩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初名潮州师范学堂，于农历四月正式开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学堂奉到印章一枚，文曰“惠潮嘉道初级师范学堂关防”。后来，官方对学堂的正式全称为“广东省惠潮嘉官立初级师范学堂”或“广东惠潮嘉韩山师范学堂”。

由于情势的变迁，商人的地位，亦大为改观，传统的商人们的组织，如早期的行会、善堂，亦相应地有所变化。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现了第1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之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其后，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就在这一年农历的一月，潮州也创立了潮州府商会，此乃是全国最早成立的4个商会之一，其时，与差不多同时期成立的上海、宁波、广州3个大埠的商会比，其架势与阵容，毫不逊色、难分伯仲。有方家言之，须如此，方可与潮州商帮相匹配。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闻纸，一纸风行，老少咸宜，坊间发生之诸事体，无论大小良莠、好歹香糗、正经诙谐、得体出格，一律登之，只讲事实经过，概不美之丑之。把以往口口相传的所见所闻、街谈巷议，变成浅显易懂、直白如话的白纸黑字，广为传播，令世人皆知，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社会各阶层都能读到看点，人们争相宠之。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岭东日报》率先在汕头创刊落地，报纸发行潮州府各县，还辐射到嘉应各地。后来，宣统三年（1911），周楚云在潮州城创办《韩江报》，未几，《粤南报》、《自由报》、《晨钟女报》、《民报》、《民治报》、《建设报》、《潮安报》、《大公报》、《商报》、《大光报》，一如雨后之笋，纷纷在潮州城拔尖冒芽。一个濒海府城，远离中枢，地处一隅，如斯多家报纸冒出，可见斯文之盛，资讯之多，广告之繁，读者之众，财力之足。

潮州黄冈起义之后，人们都心知肚明，晓得山雨欲来，大厦将倾。周楚云创刊《韩江报》后不久，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举国欣然，清廷山崩之势已成。仅1个月时间，湖北、湖南、四川、山西、陕西、广西相继独立，脱离清廷；广东也于11月8日，宣告独立。广东宣告独立的当日，一向城府甚深、不动声色、机关算尽的潮州府知府陈兆棠，也不迟疑，表示响应革命。

其时，潮州镇总兵赵国贤，是汉军镶旗满人，武状元出身。陈兆棠会同赵国贤的部属、驻潮州巡防营管带徐士庸，来到镇台衙署，对赵国贤声言曰：“革命党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粤省业已独立，易旗换帜。制台系满籍，自属驱逐之列。大人理应卸甲归田，山河归我汉人自治。”

赵国贤无奈，即日卸任，交出兵权，然后乘肩舆离潮州城抵西门外火车站，未料为民军张壮飞部所阻。赵又折返镇署，孰料一进衙门，见僚属尽散，屋内家私用物被人搬取一空。赵无限感慨，徬徨悲愤，悬梁自尽，毙于镇署之中。

11月10日，陈兆棠致电汕头于是日成立的革命军，宣布潮州反正，欢迎革命军进驻潮州。11日，革命军粤军第4军司令张醁村、副司令孙丹崖、民军首领梁金鏊率领800多人，从汕头乘火车至枫溪，由西门进入潮州。惠潮嘉兵备道吴煦、海阳县知县谢质等一批官员，闻讯逃遁。

其时，陈兆棠有一个弟弟，在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身边任职，他又与民军首领梁金鏊通了声气，因而事先获悉革命军内部不和，起义前曾在汕头各自招兵买马；新建的民军更是衣冠不整，器械残缺，持枪的人不足一半。因此，他通知巡防营人员，将城门四开，让革命军入城，既不抵抗，亦不接待，观察动静，相机行事。

当其时，革命军入西门之后，即分为3股，各行其是。孙丹崖部，兵员最多，出大街后，直入镇台衙署；张醁村部，装备较好，入城后，绕道西门城边，入道台衙署；梁金鏊部，人数较少，不与前两股同行，另驻考院中等农业学校（今卫星路）。3部入城驻定后不久，梁部中即有谣言传出，“陈兆棠拥护革命，民军将拥其主持潮州政局”；又传曰：“孙、张不睦，正各自备战。”

这时，陈兆棠也派兵两哨，登上镇台衙署后面的金山顶，居高临下，以示威胁。哨是清兵的建制，其1个哨，相当于1个连。陈兆棠从赵国贤的手中接管了3个营的兵力，加上道、府各衙门亲兵，又占据着金山、西湖山、府衙的镇海楼几个制高点，还对革命军各个驻地的附近要道路口，派兵把守，予以钳制，因而自以为实力雄厚，控制了整个潮州城。张醁村、孙丹崖先后派人与陈兆棠接洽移交兵权事宜，都被陈兆棠借故拒绝。至14日，毕业于韩山书院的梅县丙村人、革命军领导郭典三，带队要巡防营缴械时，被清军反扑，郭典三也遭杀害。至此，陈兆棠两面三刀、投机革命的嘴脸纤毫毕露。其时，陈兆棠口口声声推托之词，乃“既已反正，为何还要缴械”，并污蔑革命军“此种行动，形同土匪”。

15日，学生军教练翁敏，带着学生军战士萧娘清、曾澄海、钟烈、黄日晖、赖焕臣、廖永兴、黎祥光等人，在大街开展剪辫子宣传与活动，街上来来往往的民众，驻足接受者与观望者甚多。此时，陈兆棠竟纵部追捕并杀害此8人，这起事件，史称“辛亥潮州起义八烈士”。面对如此险恶形势，革命军内部意识到，若不联合对敌，就有被陈兆棠消灭的危险。是日，驻潮州的3支革命军部队，在张醁村的统一领导下，重新布置兵力，并将计就计，由参谋谢鲁倩密函陈兆棠，函称：“张、孙不和白热，火并之势必行。张已调汕头精兵二百名来潮，土客籍民军将于是晚决战。届时，毋庸介入，两勿相助，事后将有以谢。”陈接函以后，信以为真，并无疑虑，且踌躇满志，以得利渔翁、坐收残局者自居而疏于戒备。

11月16日，革命军依计行事，于凌晨1点发起总攻。城郊与镇署附近的清军，一经接触，纷纷投降，自动地剪辫、缴械。进攻府衙镇海楼的革命军到了楼下，因楼高备密，壁垒森严，由下仰攻颇难得手，故久攻不下。从东公界和西公界两侧翼强攻，也不济事。革命军几经商量，乃改变进攻方法，火烧府楼，即以火油淋湿棉被，围堆于镇海楼下，再用消防用的水栉，将火油喷射到楼上，由敢死队员投掷炸弹、火棉。顿时，火光蹿起，烈焰熊熊，可俯瞰全城的镇海楼，未几即燃烧崩塌。清兵无心恋战，丢弃号衣，扔掉枪械，四处逃窜。另一支迂回的革命军，则从县巷的县衙，翻越府衙的后墙，攻入府署的大堂。直到此时，陈兆棠才知道中计，但已腹背受敌，大势去矣。第二日中午战斗结束，唯不见陈兆棠踪影。

此役革命军大获全胜，陈兆棠却逃匿无踪，遂全城戒严，并张贴布告，悬赏500银元，缉捕首恶陈兆棠。革命军中的学生军，对陈兆棠的漏网非常气愤。参军萧公溥率队巡查，第一夜县衙有人纵火，又传陈兆棠藏于县衙内，萧公溥立即率队赶到，然陈兆棠已趁人们救火，满街混乱之际，抽身逃走。

当夜，陈兆棠躲藏在东公界一户卖粿条面汤的小贩家中。翌日，小贩上街见到赏格，返家与妻商议，拟献陈以获赏。料不到其妻不肯，瞒过丈夫，纵陈逃逸。18日夜间，萧公溥率队巡至下水门城脚，忽听到城顶有外江人的隐约呼唤声，萧觉得有异，即上前侦查，夜色中看到两个黑影，正欲攀绳缒城。萧看得清楚，一声令下，众人一齐扑上，当场抓到两个剪掉辫发的外江人，一个穿西服，一个着短衫，经过查核，穿西服者，正是陈兆棠。

翌日一早，陈兆棠落网的消息甫一传出，全城军民人等欢欣开怀之时，突然传来城内各国教堂，将以各国领事的名义，出面保释陈兆棠的信息。革命军军部迅速召开了专场会议，认为，“不杀陈兆棠，无以平民愤”。唯恐发生变故，决定枪决后再呈报省府。

1911年11月22日8时，革命军将陈兆棠吊缚于竹梯，梯边从上而下悬着一幅长条标语，其文11字，曰：“处决民贼陈兆棠以谢天下”。陈兆棠被押至镇署前的照壁下枪决。临刑前，陈兆棠拟好电文致其家属曰：“不死于君，不死于国，死于因果。” 其伏法后，翌日，军部接到都督府一纸电报，是其弟联络都督府同僚，运动胡汉民同意，释放陈兆棠。可是已经迟了。

改元民国以后，刚开始人们很不习惯。以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深入人心，现如今，早上起来，梳头洗脸，一摸后脑，没有辫子，心里头会兀然一个咯噔，整个人愣怔在后窗下的毛巾架前，铜脸盆里的水，也在毛巾架上，晃个不停。8个学生军在街头游说剪辫，忽被乱枪打死，至今，也仍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一缕阴影。

某些习俗、礼仪、礼数、称呼、着装，也变得面目一新。女人不用缠足；人们相见，不用叩拜、作揖、相揖、捧手，而改用鞠躬、握手；不再称大人、老爷、老总，而称先生、同志；清朝的官服被废除，孙文创造的中山装成为时尚，西装也渐为人们所接受。

比无辫可梳令人更无所适从的，是那些来来回回变换不止的官府名堂。民国元年（1912）2月26日，章太炎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曰“条拟官制之要电”，向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建议：“废省存道，废府存县，县隶于道，道隶于部”。这个建议，符合当时袁世凯削减南方各省都督权力的愿望，得到了袁世凯的赞同。

民国二年（1913）1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3个《划一令》，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就发现时局变幻莫测，让人莫衷一是，一颗心整天悬着，没着没落。且看地方长官，如走马灯一样更换，一会儿来的叫潮州安抚使，一会儿来的叫潮梅绥靖督办，又一会儿来的叫潮梅镇守使，再又叫潮循道道尹、潮梅防务督办、潮梅善后处处长、潮梅护军使。这些人来到潮州城内，关防刚刚开启，屁股还未坐暖，就又被另一个人接替了。

更让人寝食不安、忧心忡忡的，是政局的极度不明朗。一会儿实行地方主义政策，扣留盐税，拒绝省里委任官员；一会儿站队拥戴北京政府；一会儿宣称脱离广州政府；一会儿则军政直属北京政府，民政则商承省长办理。既然官吏政客自己都水性杨花、朝三暮四、骑墙跟风，抱大腿、挑肥瘦、为一己，人们也就像过眼烟云一样看之。匆匆过客，沐猴而冠，就是当其时，人们对潮州官员杨柳属性的印象。

事后，让人记忆犹新、看作笑话的，是有人企图浑水摸鱼，分一杯羹。民国三年（1914）3月30日，袁世凯任命吴祥达为广东潮梅镇守使，潮州驻军归吴祥达统领。4月28日，梅县驻军邓承旸团举事，反对龙济光对广东的统治，营长王国标自称曰“广东讨龙军潮梅总司令”，并以“革命军大都督陈炯明” 的名义，出示布告，带领讨龙部队前来攻打潮州城。29日，讨龙军进城，城内的人们躲在门后侧目，看看这些人来后，有什么施为。不久，讨龙军被龙济光部击败，王国标阵亡，邓承旸败走经江西时被捕杀。人们也才恍然大悟，无有势力后台、无人撑腰，想得渔利，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