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传：潮商掌握上海金融一半力量

坊间传言，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商。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等级有别，但凡有点出路，读书也好，种地也罢，就是学点手艺，打箔做鞋，也不会去经商。林大川在《韩江记》卷五，就记载了他家七代，在潮州城老君堂附近，前面开店、后面作坊，经营针铺的情况。其先祖林俊髦，擅琢针，取名曰“俊髦针”。由于俊髦针“货归真实，利取零些，故近而川广苏杭，远及南交各国，女惟俊髦针最合用，商惟俊髦针最易售，世传七代，人养三房凡几百口”。其时，他家门口，有一副对联，其上联曰“喜与皇家补衮”，下联曰“巧为游子缝裳”，口气颇为自负。也有人戏谑道，那些潮商，首富都是被逼出来的。

潮州商帮，并不止固守在潮州、汕头，或者南洋各埠，在国内商场上，也可以媲美徽商、晋商。他们多年从事季节性海运贸易，使潮州货享誉大江南北。一年之中，两次季风，北上南下，一往一来，就赚了大钱。这种不事生产，低买高卖的贸易风格，被视为潮商发家的看家本领。其时，上海的糖类杂货行业，基本为潮州人垄断，所以，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同业公会，既是同乡团体，亦是同业团体。

潮州商帮另一个较集中的行业，乃典押业。上海开埠以来，典押业中，“十之八九为潮州帮”。其时，任上海潮州会馆董事的是郭富生，其子郭启东曾说，上海全埠约有800家押质铺，翁姓潮州人开的，就占300家，其中最多的一个翁姓潮州人，开了21家。在潮州帮盛极的时代，上海银钱业中，潮州人已经不输宁波、绍兴帮，几乎操控有金融界一半的势力。潮州烟土商在晚清民初，也一度垄断了上海的鸦片生意，诞生了一批潮州富商。杜月笙未发迹之时，想进入鸦片买卖行业，为此跟潮州烟土行老板很亲近，潮州大烟土商陈玉亭50岁寿诞，杜月笙还上门拜寿。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曾发感慨，曰“潮人善经商”。因为潮州商人头脑灵活，计算缜密，更富有冒险精神，一旦认定了有利可图，绝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即刻就会行动，倾家投入，赢了立马成为富商巨贾。

潮州商帮的信条，也有别于他人，他们信奉闷声发大财。明清以来，低调就是潮州商帮的共识和标签。以前，人们说起商帮，总是言必称徽商、晋商，很少提及潮商。确实，潮州商帮的发家路径，与徽商、晋商的红顶商人、御用商人截然不同。从明朝海禁那些挺身试险、行走海洋的海商集团开始，他们就与朝廷、官府保持距离，甚至不惜以对抗的姿态，游走在灰色地带，以求发家致富。

轮船业兴起，风云一时、风光无限的红头船，随之没落。潮州人并没有惋惜、留恋、嗟叹，而是壮士断腕，马上果断转身，投向这个新兴的行业。《潮州志·商业志》，对这些迅速投身轮船业的潮州南北港商贸业（又称运销业）的时代弄潮儿，有着记载，其云：他们的“运销范围，就地方则遍及上海、镇江、芜湖、汉口、大连、天津、牛庄、烟台、青岛、安东、营口等处，论货品则遍及米粮、豆粕、麦粉、豆类、酒类、咸鱼类、干果类等物，运出者则以土糖、纸箔为大宗，旧麻袋次之。所租轮船，以货的多寡而定，少则数号合租一轮，多则一号租用数轮”。

史载，其时，天津的特产烧酒，年产1000余万斤，其中绝大部分由天津潮商运到汕头，除销售潮州各地外，还出口东南亚等地；天津出产的冬菜，一经运到潮州，即一举成为潮州菜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而在天津，却寂寂无声，人们不晓得如何用它去调动味蕾。

在近代经营南北港商贸业的潮商中，海阳人陈雨亭具有高明的经商才能。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商机，在晚清轮船业的勃兴中，捷足先登，自北而南，于我国沿海的一些口岸，建立了陈氏的南北港商贸业经营网络。

陈雨亭本名陈承甲，又名泽润，雨亭是当时人们给他的雅号。道光二十二年（1842），陈雨亭出生于海阳县凤山村，咸丰四年（1854），其父带着妻儿，为避乱而移居澄海县江都蓬洲村。当一行来到邻近的举登村时，已是日暮，天又下着大雨，路滑难行，只有12岁的雨亭感慨曰：“日后我会发迹，定要修好这条路。”后来，他果真实现了这个诺言，不仅修好了路，还在路旁广修雨亭，让行路过往的人们，换肩歇脚，坐下休息。人们欢喜在心，都称他为雨亭兄。他也欣然颔首，乐于用此雅号。

咸丰十年（1860），陈雨亭从南洋学徒来到辽宁营口，在一姓郑的潮阳人开的裕仁商行当会计。陈雨亭乃做事业的人，年纪轻轻，从南洋来到东北，并没有像其他后生人一样，满怀新鲜，好动爱玩，闲心闲情，溜达冰雪天地，一睹雾凇奇观。他一边竭力襄理商务，一边攒钱参股运营，至同治四年（1865），已经拥有了裕仁商行40%的股权。此时，适逢潮州人、洋务派重要人物丁日昌任苏松太兵备道，办理对外交涉需要资金，陈雨亭颇识时务，在经费方面，予以鼎力支持，又因他懂得英语，遂被丁日昌聘为营口海关道署帮办。

营口是辽东湾内、大辽河入海口的一处良港，有辽东半岛作为屏障，绝无风浪扰袭之忧。其腹地极其辽阔，有陪都盛京（今沈阳）乃至整个东北。咸丰八年（1858）中英签订的那个《天津条约》，把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口列为通商口岸。其时，英国人托马斯·密迪乐乘坐军舰，驶抵牛庄，对牛庄港口进行普查，发现濒临海城河的牛庄河道淤浅，虽然是东北的水陆大码头，商业繁华，但要命的是大船无法进入，倒是附近辽河入海口的没沟营（今营口），水深港阔，适合大船进出，于是便指没沟营为牛庄。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营口正式代替牛庄开埠，因《天津条约》内容无法更改，对外统称牛庄，遂使中外文献中，出现牛庄和营口的地名混淆。

陈雨亭何等精明，他抓住营口初创，百业待兴，把裕仁商行改组为佣行，代客办货，并自己租赁轮船，往来运载南北港货物发售。与其兄、弟在汕头合作经营的盛源米行，也扩张成为盛源进出口商行，以适应发展南北港商贸业的需要。雨亭兄没有让自己闲下来，他马不停蹄，在营口创设裕盛源行，在上海创设裕盛源分行、仁盛行，在烟台创设裕盛和行，再在汕头增设仁盛行、仁源行、裕仁盛行，这些商行，将北方和上海的面粉、豆饼、棉纱、棉布、豆类、酒类，租轮船运往汕头，再销往潮州各地以及嘉应、闽西南、赣南，而在汕头的商行，则购进潮州土特产，诸如土塘、陶瓷、茶叶、柑橘、竹器，租轮船运往上海、营口等地销售，获利十分丰厚。当时，有友人记述曰：“陈翁在清季拥有家资千余万两，享有潮州第一富户之誉。”

近代潮商之中，不乏各种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洋行买办出身的大潮商，有南北港商贸业出身的大潮商，有旅居国内沿海口岸出身的大潮商，有海外潮人出身的大潮商。

潮州人有一句口头禅，曰“看阳盼”。“勿给你看阳盼”这句话，便与洋行买办大有关系。行家考证，说潮州话“阳盼”二字，与北方话“洋盘”谐音。“洋盘”即洋人在中国开设的商行、洋行，也即是“外行”，这样，“看阳盼”，意即看外行、看着你啊是外行，“勿给你看阳盼”，意即不要给你啊看成外行。

“阳盼”是一种借喻。丘逢甲曾予以称赞，曰“审时度势”、“崛起就时”、“卒如所志”、“以商伟于潮”的萧鸣琴，却是一位洋行买办出身的大潮商。萧鸣琴本名钦，又名挥五，字鸣琴。他在潮阳棉城西的西园，乃是岭南十大名园之一。萧鸣琴是洋行买办出身的大房地产商，他在西园，广交文人，与康有为、丘逢甲、夏同龢等皆有交情，西园的假山石、楼台匾，多为当时名家书法，“钓矶”、“潭影”、“螺径”、“蕉榻”、“桔隐”、“引鹤”、“探梅”、“小广寒”、“水晶帘”、“别有天”、“灵水洞”，大多是康有为、夏同龢、林伯虔、林佐熙等的手笔，“蕉榻”房匾和“西园”门匾，都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贵州状元夏同龢的碑体力作。

丘逢甲从潮州韩山书院来到潮阳东山书院，有一年多时间，经常涉足西园，留下了38首西园题咏，其中有诗吟之曰：

叠石为山山上台，池亭窈窕画图开。

江山漫说潮阳好，只为西园也合来。

萧鸣琴的高堂71岁寿诞，丘逢甲为其撰著《诰封夫人萧母姚太夫人七秩开一寿序》。

像萧鸣琴这样的潮商，大有人在。萧鸣琴出身并不显赫，只是一个木匠、木器店老板。起初，他用全部积累，为进入汕头的英国商人营建土木楼房，第一、第二两次，均不合业主要求，返工重建，耗尽了他的所有积蓄。所幸获得亲友的襄助，第三次重建成功。这种履行协议、遵守信用的做派，大得英商的欣赏，遂被聘为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他自己独立营商，曾经投资5万银元，购买4艘小轮船，经营汕头至潮阳、汕头至揭阳的内河客货航运，坐着这种便捷火轮的潮州人，都称萧鸣琴曰“钦爷”。丁日昌到汕头招商填海造地，萧鸣琴投资20万银元，购得汕头基督教浸信会镇邦街礼拜堂外两边的海滩，续建至安、怡安、阜安、镇邦等街道末段至海墘内街的楼房、铺户、仓库。西园是他斥资38万两银子，于光绪十三年（1887）营建，光绪二十四年（1898）竣工。丘逢甲到汕头创办同文学堂，以洋文数理教学，萧鸣琴也曾鼎力相助。

从潮阳铜盂来到上海的郭子彬，本来在上海开设郭鸿泰土行，清朝末年，清廷宣布禁烟，不准买卖烟土，上海的土行，成为了查禁的主要对象。在这段时间，郭子彬没有张皇失措、坐立不安，他经过深思熟虑，感到贩卖鸦片害国害民，必须及早调转经营方向，改变以前贩卖鸦片留给人们的不良形象。他在上海滩反复走访，潮糖、潮烟、潮蓝、杂货、押质、典当、瓷器、茶叶、神纸、南金、凉果、饼食、糕点，都有数以万计的潮州人在经营，不便插入，他便把停止鸦片买卖的钱银，转而投资上海的钱庄、实业，在鸿祥、信裕、晋安等4家钱庄，共参股11.8万两银，又以鸿裕号为名，独资兴办4家面粉厂、1家织布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激烈争战，棉布、棉纱输入中国的数量锐减。民国四年（1915），郭子彬与表弟潮阳金浦人郑培之合作，投资150万两银，在上海麦根路（今淮安路）购地100亩，请英国工程师设计，创办鸿裕纱厂，拥有纱锭62816枚、布机244台，既产纱又产布。民国七年（1918），郭子彬又与郑培之合作，投资10万两银，在麦根路康那聪路口（今泰兴路康定路口）创办鸿章纺织厂，初期有木织机400台、染缸8只、职工300人。民国九年（1920）又大幅度为鸿章纺织厂增加投资，投入150万两银，添置纱锭24536枚、木织机416台、铁织机24台，淘汰旧式染缸，添购机械化染色生产设备，全厂职工，激增至1200人。

民国十二年（1923），复旦大学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郭子彬全额出资5万两银，楼冠名曰“子彬楼”，今尚存；其时，复旦大学心理学院的开办费，也是其子郭辅庭所捐。

白驹过隙，荏苒之间，白云苍狗，1988年4月，上海国棉第十三厂，又恢复之前的旧名，以上海鸿章纺织厂作为厂名，斯人筚路蓝缕，后人尚前事不忘。

电话来了，电报也来了。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广州至潮州的电话线架通，电报局也设在了道衙后的叩齿庵，过了两个月，招商局也在潮州设置了轮船码头。过后，邮政局也择址，设在了上东堤与竹木门街的交叉口。

最初，用来传送电话信号的是电报线，但用这种线路传送电话，耳机里一片唧唧喳喳，噪声烦人，干扰很大。人们不得不想尽办法，改进通信线路，采用另一根导线，作为回路的线路，来减少噪声的干扰。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有所记载，曰：“其法沿途竖立木杆，上系铅线二条，与电报无异。惟其中机括，则迥不相同，传递之法，不用字母拼装，只须向线端传语，无异一室晤语。据云十二点钟内，可传遍地球五大洲”。电话也采用音译英文telephone，译作“德律风”。

光绪十五年（1889），升迁在即，留在安庆等待候补的无为州原知州彭名保，设计制造了中国的第一部“德律风”，取名“传声器”，通话距离，可达300里。(www.xing528.com)

“电话”的叫法是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始，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因防务戒严，省垣地方辽阔，文武各员分驻较远，遇事传商，深虑稽延”，奏准“分段安设德律风，以线传语，以期呼应灵通”。他在南京润德里成立了江南官电局，设立了电话交换所，名称就叫“德律风总汇处”。在这之后不久，包括鲁迅在内的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联名给家乡写回信，信中写到“电话”时，特意注释道：“以电器传达话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电话”一词是日造（译）汉语，慢慢的电话就叫开了。

潮州的电话是国内比较早开通的，比电话更早开通的是电报，光绪九年（1883），就已经在潮州地区落地。其时，国内的电报干线有津沪线、苏浙闽粤线（亦称沪粤线）。光绪七年（1881）四月，津沪电报干线架设，人们充满期盼，翘首以待，仅七八个月功夫，全长3075里的津沪电报线路，于十二月就架设完成且投入使用。

隔年（光绪八年，1882），长达6000多里的苏浙闽粤线，就多地开工。潮州府抓住架设上海通广州的电报线路途经汕头的机遇，未雨绸缪，出手快捷，于光绪九年（1883）在汕头衣锦坊设立电报局。当时，衣锦坊电报局里，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长辫子的潮州电报人，操作着韦斯登重锤式波纹电报机的场景，让人既新鲜、好奇，又觉得不大搭配，忍俊不禁。

中国人的汉字，与洋人的洋文字母不同，他们的摩斯编码，汉字完全使用不上，这让引进电报，等着使用的官商人等，焦急难耐、无可奈何。同治十二年（1873），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冥思经日，忽有所悟，他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法，挑选了6800多个常用汉字，用每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汉字，编成了第一部汉字电码本——《电报新书》。这种编码方式经过了好多次改良，遂成为了中国通用的“四码电报”。

“四码电报”里颇有难度的日期编码，是同治七年（1868）状元、苏州人洪钧发明的。光绪十三至十六年（1887—1890），洪钧出使俄、德、奥、荷四国，他运用游历得来的知识，用地支的子、丑、寅、卯等12个字，代替月份，用《平水韵》中韵目的东、冬、江等31个字，代替日期，比如子东就是1月1日，寅江就是3月3日。其时，电报在汕头落地以后，收费非一般人所付得起，光绪九年（1883）之时，一封电报一般以25或30字起算，收银3毫，以后，每个字的费用是银元1毫，当其时，1毫可以买大米16斤，或者鸡蛋30个。

本来，五月节，扒龙舟，是人们每年必需的热闹。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端午节，韩江上赛龙舟，人们一如旧例，蜂拥而来，聚集观看，场面火爆。没想到，靠近城门的广济桥西岸第3墩，栏杆突然折断，桥上倚栏观赏的民众，收脚不住，纷纷掉落，一时淹死几十人。

比落水溺毙更可怖的是鼠疫，这一年四月，潮州城内城外，鼠疫流行，米价大涨。偏偏桑浦山又狼虎成群出没，东莆（今金石）、上莆（今彩塘）附近各乡，中午以后，都关门闭户，路上行人绝迹。第二年四五月，鼠疫继续流行，龙溪（今庵埠）特别严重，仅茂龙一村，便死了好几百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间，鼠疫依然流行不歇，大有蔓延之势，但人们的心思，都不在这里了。正月二十五日之夜，戌时，盗贼窜入金山顶火药库，盗窃火药，心慌再加上仓促，误引火药爆炸。一时间天崩地陷，山摇地动，烈焰冲天，震动传达200多里，北至大埔三河，东南达澄海等地，均有震感。附近民房倒塌几十间，压死居民17人，伤者无计，马发墓前，地裂数尺，守管金山机器局的武弁父子，同时丧生。这样的惨案发生，谁还有心去关注鼠疫？

电报、电话、轮船的便捷，让潮州人有目共睹，火车的好处，他们也时有所闻。自从雍正七年（1729），潮州商人雇工在古巷锡坑山和厚婆坳等地开采锡矿、钨矿，潮州人就明白，一种与以往农业、手工业不同的劳作、实业，正在走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华侨富商张弼士，被委任为闽广农工路矿大臣，他上书《招徕侨商兴办铁轨支路》，奏请清廷允许招商兴办支线铁路。其时，路权的争夺，已然十分激烈，几条草创在即，还未上马的干线，路权竟然大部分攥在外商手里，民间的保路风潮，也时有发生，这些都让朝廷如鲠在喉，忧心不已。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美、日一些机构，就一直不肯罢休，力图修筑潮汕铁路，奈均未获得清廷同意。

鉴于此，张弼士一直专诚慎重，几经酝酿，力邀好友、梅县松口人、爪哇苏门答腊华侨张煜南回国，商讨在韩江下游，兴建连接潮州与汕头的潮汕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张煜南（号榕轩）与其弟张鸿南（号耀轩）出面，上书向清廷提出筑造潮汕铁路的申请。当其时，铁路方兴未艾。新兴的汕头港和潮州府的腹地，乃至嘉应、闽西南、赣南的广袤区域，人流物流，都可以纳入其中接驳，其益处显而易见。清廷工部和矿务铁路总局还给出了意见，希望预备日后将铁路从潮州延伸到梅县。

慈禧亲自召见张煜南问询，听其条陈，并诏复准许修建潮汕铁路，潮汕铁路有限公司即奉准成立。在潮汕铁路有限公司立案章程中，有专门声明，资金全为华资，不得暗招洋股，要使路权，全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达到“立权在我，利不外溢”的宗旨，并与清廷签订50年后收归国有的条约。

其时，张煜南曾上书曰：“方今国家举行新政，首先铁路为大宗”，汕头“为潮州咽喉要隘”，可“招香港、南洋各华商及洋籍人集股开铁路，名曰潮汕有限公司”。后来，洋籍人集股遭到反对。因为当时，全国各大铁路均系筹借外款修建，路权尽失。对此，朝廷希望，“其小枝分路，若有华商集股兴办，亦足以保持利权之一助”，且认为，“此路本轻利重，华商不难自力”。

当年，潮汕铁路有限公司于香港永乐西街吴源兴南北行设立港局，负责招募股款，不久转设于汕头埠至安街，督办张煜南被朝廷赐予二品顶戴花翎、候补四品京堂，算是与道台平级。

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清廷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向张煜南介绍推荐詹天佑任潮汕铁路设计师，因其时詹天佑任职于山海关外的铁路总局，张煜南即向詹天佑的上司、直隶总督兼铁路督办大臣袁世凯，面商借用詹天佑，得到袁世凯的同意后不久，詹天佑即莅汕勘测设计铁路路线。带着张煜南安排的几位助手，他们从汕头出发，一路向着潮州城推进。詹天佑长年在铁路一线工作，耳濡目染，亲身接触，熟悉和深知老百姓对铁路线的设计非常敏感，尤其是房屋拆迁、祖坟迁移，事涉财产更涉风水，如若处理不妥，则可能引起百姓的不安与仇恨。当年铁路初入中国，就遇到这个问题。

詹天佑在与助手们的接触中，了解并洞悉潮州人的家族观念很重，所以在规划和设计铁路线时，尽可能地避开百姓的聚居区和坟墓集中处。经过两个多月的勘测，于五月间将全部路线测量完毕。从地形、水陆、居民关系诸方面综合论证，詹天佑认为，循韩江沿护堤路建铁路效益更加全面。他将全部工程包括路轨、桥梁、月台、机车、车厢、扳道、指示灯等的图纸、说明和预算，交给英国人的怡和洋行估价，整条铁路的造价，计需180万至190万元。其时这条路线，称为乙线。

福建安溪人、落籍台湾的商人林丽生，是铁路公司的倡建总理兼总司理，他与日本人爱久泽直哉乃老相识，其时他把勘测路线和建筑铁路的全部工程设备，介绍给爱久泽直哉承办，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以公司的名义，与爱久泽直哉订立了草约。随后于四月间，爱久泽直哉派出日本工程师佐藤谦之辅等23人来汕，选定了一条穿越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多农田与坟墓的路线，这条路线，称为甲线。比之詹天佑的乙线，甲线短了几公里，预算仅需180多万元，约比乙线便宜10万元。

线路短、造价低，又有草约在先，公司遂决定由爱久泽直哉以100万元的工程造价，承建潮汕铁路。可惜，事与愿违。此线路虽造价较为便宜，但要通过众多人烟稠密的乡村，穿过农民赖以生存的农田，驶过人们慎终追远的祖墓，这些对当地风俗民情未加以考虑的做法，当为日后铁路的修建，留下隐患，埋下祸根。

光绪三十年八月（1904年9月28日），潮汕铁路正式开工兴建。按照日本人设计的线路，筑路过程，果然如詹天佑所预料，遭到了当地百姓的反对，并且引发了人命案。其施工过程中，日本三五公司故意扩大路基，损坏沿线田园，在迁房移坟上未处理好，加上日本铁路工人往返践踏于村落间，引起沿线农民的怀疑与反对。尤其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铁路施工至海阳与澄海交界的葫芦市时，日本人考虑到要在人口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龙溪都（今庵埠）设站，遂改变原来的筑路计划，决定舍直取弯，使铁路从龙溪中心穿过。这样，修筑路基时，势必毁坏龙溪两大姓陈姓马陇村和杨姓文里村的大片田园和墓地，同时把文里村一分为二，一时民怨鼎沸。文里村70多岁的乡绅杨元荣，亲自往海阳县请愿上书，要求不得改变原计划，维持原路线。

正月二十一日，月浦村乡民与日本筑路的工程人员发生纠纷，葫芦市一带的数百名乡民，执旗持械，群情激昂地冲入葫芦市日工棚厂，当场殴伤日工1名、护勇3名。此时，适逢运料船抵达码头，船上的2名日本工人躲避不及，遂被乡民打死，乡民旋又将棚厂及办公处烧毁。马陇、文里二村的乡民，也闻讯而至，乘机将葫芦市长期勾结日本人的奸商陈顺和的家，抢劫一空。二十二日，龙溪都百姓示威罢市，抗议日本人不按计划路线筑路，有意破坏农田。

时称的“葫芦市事件”发生后，驻汕的日本代领事天野恭太郎立即向清廷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抚恤受难的日本员工。清廷大为震动，责令公司停工，并限期半个月内自行了结。两广总督岑春煊派洋务委员温宗尧、庄允懿莅汕查办。日本政府乘机向清廷提出要求，共5项，其中的“自此以后，铁路归日本经办，并由日本派兵保护”被拒绝。温宗尧、庄允懿应承负责惩凶、赔偿、抚恤。

在各方面强大的压力下，陈、杨二姓乡绅，便在穷人身上打主意，拟以每人1000银元的代价物色替死鬼。文里村的杨阿会，家境贫寒，生性软弱，便被物色为替死鬼。陈姓乡绅乘19岁的店员陈元贞半夜如厕，将其绑架，强迫去替死。杨元荣判监禁5年。赔偿日本人命及抚恤费26000银元，由马陇陈姓、文里杨姓各赔10000银元，月浦佘姓赔6000银元，并立约不再发生纠纷，事件方告结束，史称“潮汕铁路案”。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1月16日），铁路建成通车，总造价300多万元，竟比詹天佑的乙线增加了110万元。全线共设有9个车站，起点汕头厦岭，途经庵埠、华美、彩塘、鹳巢、浮洋、乌洋、枫溪，至潮州府城西门外七圣乡。路长39公里，沿线架设桥梁27座，采用中国铁路标准轨距1435毫米，单线，在彩塘站设会车双轨。铁轨购自英国，火车头由美国制造，其火车头重量51.5吨、锅炉压力12个大气压、火车头时速60公里，其余车辆、材料均向日本购买。初始有火车头3台、头等客车3台、二等客车3台、三等客车30台，有盖货车20台、无盖货车20台。铁路通车，反响之好，自在意料之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铁路公司又延筑潮州城至意溪支线3.1公里，全长扩至42.1公里，火车站10个。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广东省政府曾筹划从广州修一条接驳潮汕铁路的铁路线，二十六年（1937），又计划将潮汕铁路向北延伸经梅县至赣州，但由于“七七事变”，计划搁浅。

铁路建成之后，余绪并未停歇。当时铁路从初期的募股100万元，扩至300万元，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各认股100万元，林丽生80万元，吴理卿20万元，之后吴理卿的20万元由林丽生受买。然林丽生有日资背景，在募股时并未查悉。日本三五公司在获得了铁路全部工程承建权之后，日本媒介《支那杂志》公开大肆吹嘘，竟说潮汕铁路为日本投资兴建。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对此义愤填膺，多次电请清廷商部查究，潮州名士吴子寿、林少梅、萧永华、沈友七、朱商岩起而响应，以该公司掺有洋股，请求商部及邮传部查办。结果证据确凿。商部与张煜南等密商，由张煜南买回林丽生所持股份以保路权。但在日本暗中指使下，林丽生死不退股让股，经过多次交涉，直到光绪三十五年（1909）八月，双方才订立退股受股合约，其合约曰：“先由该公司付给林丽生利息32.5872万元，股款则由张鸿南分六次交还。林丽生所执的股票及其他一切合同、单据缴回该公司注销。”张氏兄弟为保路权，损失了32万多元，终将洋股事件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