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潮州人的传承与影响

红头船出海，一发不可收拾，潮州人散布南洋各地，不仅贸易海运，行商买卖，他们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细察入微的行事做派，竟潜移默化，悄悄地改变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打燕窝制燕窝这种本领、技艺，就是南洋人跟潮州人学的。暹罗湾里，有一种叫做鳐的大鱼，形如锅盖，长着尾巴，每次咬钩之后，就丧心病狂，命都不要地四处游窜挣扎，三番五次地把渔舟拖得几欲翻船。末了体力耗尽，浑身酸软，无招可使，就趴在海沟里，一动不动，任渔人怎么收钓，就是钓不上来。原来，这鱼身上，自有天生的附着力，一旦咬钩之后，陡然就生出一股无可名状的疯狂劲，一旦附紧海底的礁石、珊瑚或者水草，任他李元霸、宇文成都再世，项羽、鲁达重生，力拔山兮气盖世，倒拔合抱垂杨柳，也别想能揪动它。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渔人无一例外，只能悻悻然剪断钓线，闷坐船头，无功而返。

潮州人有办法，他们教当地渔人，用另外一根钓绳绑住一个秤砣，再将这根绑着秤砣的绳子与钓到鳐鱼的钓绳拴在一起，让秤砣沿着钓绳慢慢沉下去。到底了，就一手收紧钓绳，将钓绳绷得紧紧的，另一手将秤砣绳一收一放，一收一放。在这收收放放之间，秤砣就一次一次地直击鳐鱼的鼻梁，让它晕眩难受，痛不欲生。如此反复再三不断持续地砸，鳐鱼伏不住了，痛彻肺腑地翻起筋斗，垂头丧气浮出海面，任渔人打捞返航。

大洋里的“龙兵过”，南洋人也是听了潮州人的解说，才明白过来。远洋浮海的人，都会遇到，洋面似乎是风平浪静，但水底下仿佛千军万马，呼啸奔腾、喧嚣躁动的气势，明显可感。水被搅动，眼前的海，一派墨染的凝重。先前还若隐若浮的鱼脊豚背，就跃动了，起跳了，先是一双海豚，破阵而出，腾空而起，它们滑翔而过，引发后面成群结队的海豚，如流矢飞石，抛砖掠燕，在海面穿梭腾越，翻滚翔滑，此出彼起。这些海上精灵，竖着身子腾起，横着身子砸下，就是为了震晕周围的鱼群。潮州人告诉南洋的土著，鱼群和马群、羊群一样，都有领头，将这些领头的鱼都砸晕了，降伏了，跟在后面的亿万鱼虾，就乱成了一团，不知何去何以，任凭海豚、鲸鱼，生吞活食。

潮州人在南洋无处不在，与南洋人和衷共济、休戚相关，已然水乳交融。曾有专家言：潮州“明代的瓷碗，改变了东南亚人民的饮食习惯；陶瓮改变了东南亚人民的殡葬方式，并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军持及书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无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有专家指出，婆罗洲的居民热衷于收藏陶瓮，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陶瓮被视为财产地位的象征，而其中的杜生族，还有着瓮崇拜。

韩江流域盛产陶缸、陶瓮，潮州生产缸缸瓮瓮的作坊，更是遍布四乡，挨家塞巷。潮州人日常生活喜爱腌制，腌咸菜、腌贡菜、腌菜脯、腌橄榄、腌凉果。咸菜、菜脯腌一次，吃一整年，凉果腌好后，卖一整年，卖到苏杭上海，也卖到南洋各埠。腌菜腌果，都用各种大陶缸，陶缸、陶瓮，销量巨大。到南洋的潮州人，理所当然也把这种血液里的生活习惯带过去，陶缸腌制，陶瓮装殓骨殖。

有眼光长远的潮州商人，不只把生意做在南洋，而且把船头掉向华北、江南。方志载曰：“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至于巨商，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称富室者，比比皆是”，“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来一往，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韩江闻见录》亦载曰：“南澳之地，正南出，入海无边际，未有道之者；凡船道，皆下西南行，上东北行。谚所云‘上至天津，下至马辰’是也。”马辰，是南加里曼丹一个港口城市。《历代宝案》也记载云：“林任等六名，系广东潮州府饶平县人，驾林福礼船只，通船共三十三人，于道光十年（1830）五月二十二日，装载糖货出口，六月二日于上海县贸易，共收棉花、米豆等物，十一月十一日开驾回籍。”《晏海渺论》记载云，嘉庆十六年（1811）六月，“澄海县界，客船六十余号，各装糖包，满载或三千包，或四千包，连船身计，一船值银数万，将往苏州、上海等处”。仅此一行，价值即达白银上百万两。

有学者言，江南之人，习尚食甜，以糖为佐料，作佳肴，像淮扬菜、苏锡菜、苏帮菜、杭帮菜，都是偏甜，又喜制作各种甜食、蜜饯等，就连染丝上色，也需用糖，其用糖量之多，可谓巨大。江南自己不产糖，日常所需，都必须从福建、广东输入。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之乱时，江西道梗，江南“糖价骤贵”，三藩平定之后，“广糖大至”，价格回落。可以说，广糖、福糖，直接影响到江南人的生活。

史载，康熙开海后，“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乾隆一朝，广东糖占由乍浦入口糖的三分之二；道光时，江南乃至以北数省，所需食糖，都是由闽粤洋船运到上海之后，再行转卖。广东所出之糖，主要产自潮州，尤以潮州的海阳、揭阳、潮阳、澄海四县为最。

乾隆年间的潮阳知县李文藻，对本县所产的黄糖、白糖，相当自视，曾赋《劝农》诗曰：“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其时，潮阳所产的黄糖、白糖，“商船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揭阳所产白糖特佳，时人称赞曰：“棉湖所出者，白而香，江苏人重之”，且“江南染丝必需”。到光绪之时，潮州“每年运出糖包多至数十万，遂为出口货物一大宗”。而清中期的江南，人口已有2000多万，每年输入的糖，多至上亿斤。

也总是有灵光乍现、嗅觉锐敏、眼光独到，善于在日常那些不起眼的事物中，捕捉到商机的潮州人。隆津港开港以后，潮阳沙陇有一姓郑的商户，专门收购家家户户都在种、都在磨的番薯粉，用红头船载往苏杭上海，供纱布厂浆纱，以此而致巨富。

潮州商人财势力足之后，就在江南的中心苏州，建潮州会馆。当其时，江南还未拆分成江苏、安徽，上海也只是松江府下属的上海县。苏州潮州会馆起初是在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兴建于南直隶金陵（今南京），康熙二十一年（1682）移至苏州阊门外北濠，后来，“潮人之仕宦商贾，往来吴阊者，踵相接”，会馆太小，不敷使用。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新选址于苏州上塘街义慈巷西首兴建新馆，历9年方告建成，今门牌号为上塘街278-1号，仍存在。会馆建成之后，潮商欢欣雀跃，发自肺腑，乃曰：“凡我潮之懋迁于吴下者，日新月盛。”

会馆头门朝北，外墙高约10米，面阔15米，两侧呈八字形，门墙两边起点相距28米，实在壮观。外墙通体以磨细青色方砖斜角贴面，组成菱形图案，秀逸豪放与庄严典雅，两相兼具，肃穆而又灵动。墙开石库门三，一大两小，中匾“潮州会馆”，下有吉祥人物缠枝花纹砖雕衬托，左匾“河清”，右匾“海晏”，三匾均为阳刻隶书砖雕。大门左右，伫立着两只从潮州运来的一人高的大石狮，石狮以油麻石精雕而成。入门过道之后，即为戏台，戏台朝南，进深6米，飞檐相错，精雕细刻，美轮美奂，无与伦比，其歇山顶、垂莲柱、八角形藻井、镂雕额枋，大气而又精致。

会馆主要由七县组成，首海阳、次澄海、次潮阳、次饶平、次惠来、次普宁、次揭阳，管理上也由七邑轮举，三年一更。主持馆务的专人，称为董事，任期三年。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68年间，苏州潮州会馆所置的房产不动产，共计有房子、商铺18处，还有多处放租收银的田亩，产业时值，约达30665两银子，其中有一处房产，竟置办在了北京。当其时，苏州潮州会馆的产业，在苏州近百所会馆中，占第2位，而就地方府一级会馆来说，潮州会馆的产业，则是首屈一指。

据苏州《潮州会馆记》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和二十二年（1757），皇帝两次南巡，途经苏州上塘街，均允许潮州会馆设立香案，跪接圣驾于会馆门外。乾隆对潮商也恩礼有加，《会馆记》载之曰：“天颜温霁，赏赐彩缎二十匹。”

不只潮州商人出资支持会馆，潮籍官宦，也鼎力玉成。史载，北京潮州会馆分称南、北、西三馆，共有六处，其中三处为主产，余属附产。

潮州会馆北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延寿寺100号（今宣武区延寿街12号），这是潮籍京官陈时谦，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捐献1000两银子，会同族人陈芝，以苏州潮州会馆的名义所购建。嘉庆《澄海县志》有载，陈时谦“历署广信、南康二府，皆有惠政，循良懋著，以报最引见，回任候升。其在都门日，见外廊营潮州会馆湫隘，捐金千余两，与孝廉陈芝，择地构屋于前门外延寿寺街。自是公车选人，至如归焉。高风义举，至今七邑，犹啧啧称道勿衰”。

苏州《潮州会馆记》也记载曰：“乾隆三十四年（1769），契买京都张素亭房屋一所，价银一千两，坐落京都琉璃厂延寿街北头，坐东朝西，门面前后地基计六进，门口有‘潮州新馆’匾额。”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福建耿精忠，与云南吴三桂、广东尚之信一起，宣布叛离清廷。四月，潮州镇总兵刘进忠，即密派部下杨希震前往福州，与耿精忠联系，要求其派闽兵入潮，并决定潮州府11个县同时举事，归附耿精忠。

而其时，清廷派有11岁的续顺公沈瑞与副都统邓光明，统率旗兵，驻扎潮州。当时旗、汉双方有约定，沈、邓的旗兵驻城南，刘进忠的汉兵据城北，城中立栅为界。

四月二十一日，正逢刘进忠的父亲生日，沈瑞、邓光明与刘进忠的中军李成功、参将张善继密谋，决定在这一日，先向刘进忠出击。然而，李、张二人谋袭不成，被刘进忠捉拿，沈、邓即指挥旗兵，与刘进忠在城内激烈巷战。

激战之中，刘进忠在羊玉巷口的四狮亭前翻身坠于马下，邓光明追上，将左手铁链，望刘进忠打下，却打在了石狮的头顶，石狮的狮耳，被打去了一只。从此潮州也留下一句歇后语，曰：四狮亭石狮——独耳。

刘进忠逃过一劫，杨希震从漳州请来的援兵又赶到，沈、邓旗兵势单力薄，退出府城。比之沈瑞、邓光明的审时度势，知进知退，广东巡抚刘秉权，却孤忠勇猛，带兵攻打潮州两个月，就因劳累过度，病死军中。

刘进忠反清，不久就被潮州人写成了白话长篇历史小说《三春梦》，当时作为禁书，作者不敢具名，书为手抄，直到民国初，才有石印本。这是潮州现存最早的一部白话文小说，章回体，三十三回。“三春梦”是匿名作者的一个比喻性命名，刘进忠反清，前后恰好三年，三春与三年相合。“梦”至少寓托了作者的三层含意：其一，此次起义，对于潮州人民，是一个糊涂梦，三年过去，潮州面目依旧；其二，对于刘进忠，是一个荒唐梦，他因此而死于九泉之下；其三，对于潮州通判严三春，是一个噩梦，他梦中上天堂，醒来却下地狱。

在潮州人的感觉中，刘进忠反清的震撼，以及邑人黄仁勇高中武状元的惊喜，都不及太平军所带来的震惊。

嘉庆元年（1796），爱新觉罗·颙琰登基，海阳莆东（今潮安古巷孚中）人黄仁勇，考中恩科武进士第一名，状元及第。黄仁勇乃读书人出身，家境贫寒，12岁时才进入本乡私塾读书，但寒门出贵子，黄仁勇穷而不卑，勤学不辍，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得中文秀才。其岳父慧眼识人，见女婿身高力大，英姿飒爽，膂力能举300余斤，料定日后必有所成，便劝他修文习武，以证正果。果然，历十来年孜孜不倦，以文辅武，乾隆五十七年（1792），即考中武举人第37名，四年后嘉庆登基特开恩科，黄仁勇在会试中又考中第2名，殿试时，颙琰喜爱他的文武双全，特钦点他为武状元。

太平军虽然未到潮州，但其声威势焰，震荡四方。道光三十年（1850），于前一年五月因病奏请开缺，六月十七日回乡调治的林则徐，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带兵前往广西围剿太平军。史载，林则徐“叠次宣召”，仍不回京，九月十三日，爱新觉罗·旻宁下诏，诏曰：着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驰赴广西会剿……星驰就道……毋违朕命”。十月初一，卧病的林则徐在家中接到这道措辞严厉的圣旨，第二天即抱病启程，途经潮州。

林则徐何等人也！潮州百姓，夹道迎迓，争相目睹这位平躺在轿里，日进百里的心仪之人。潮州知府吴均，何其幸也，有幸拜会了这位壮志凌云、家国为重的榜样之人。《清史稿》记载，林则徐“行次潮州，病卒”。 《潮州市志·大事记》记载：“十月，林则徐从福建家乡抱病出发上任，途经潮州，会见潮州知府吴均。 ”

十月十九日，林则徐来到潮州普宁县城洪阳，下榻在城隍庙附近、作为此次行馆的文昌阁后座东侧厢房，因沿途劳顿，旧病加剧，积劳日久，不能恢复，一代伟人，遂在十一月间一个早晨，病逝于潮州。至今，在潮州开元寺里，仍张挂着林则徐手书的一副对联，其上联曰“敬能慑身，勤无废事”，下联曰“谦以养德，俭以济人”。

太平军虽然远离潮州，但他们的消息，依然不时传来。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在上杭、武平、瑞金等地与清军激战，太平军被杀无数，尸体从韩江上游，流经潮州出海。史载，自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尸体总计不下3000具。(www.xing528.com)

以前是风声鹤唳，这次，太平军真的来了，太平军真正来到潮州是咸丰九年（1859）。正月，骁勇善战的翼王石达开，派出所部一支军队，从福建、江西进入广东，进攻潮州大埔，二十七日，大埔陷落。二月初二，太平军退出，挥师南下，逼近饶平，过后，复又进军攻打大埔三河坝。同治三年（1864）九月，太平军陆顺德部，又攻陷大埔，并从福建方面，挺进饶平的边境柏嵩关。潮州总兵出动黄冈协的驻防部队前往抵御，双方交锋几十次，太平军的谍报人员也潜入潮阳一带策反，引起当局的极大震惊，潮州府城以及各县，再一次加强戒备。翌年二月，太平军丁太阳部，又从福建四面攻打饶平，广东布政使李福泰带兵前往围剿，队伍驻扎在潮州。四月到十月，太平军汪海洋部10多万人，以及丁太阳的人马，多次攻打饶平和大埔，闽浙总督左宗棠，也施以援手，亲自带兵驻扎在饶平、诏安闽粤交界的汾水关，并会同浙江提督鲍超，分兵布防大埔三河坝，扼守太平军从大埔、饶平攻打潮州府城的通道。

当其时，山雨欲来，天象怪异。史载，“道光五年（1825）八月，出现彗星，长一丈多，十月以后消失”；又曰，“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彗星出现在西方，一个月后才消失”。彗星总是拖着长长的尾巴，像一把扫帚，闲庭信步，掠天而过，潮州人以形象称之“扫帚星”。以“扫帚”名之，总之是和晦气连在一起，令人隐隐生出不安、不祥之忧虑。当时，和彗星、和太平军一样，同样让人忧心的还有洋人。

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已经有鸦片贩子和外国船只，在潮州洋面和南澳岛游弋寄泊，道光四年（1824），闽浙总督赵慎畛，向朝廷奏告，其曰：

本年春夏之交，准据水师提督来函，及各属禀报，有夹板夷船三只，在金门、铜山、南澳一带洋面寄碇，兵船向其查询，言语不通。……并准两广督臣阮元咨开，此项夷船，系由小吕宋等国驶来，希冀贩售鸦片，业经通饬查禁等情。

这份奏折，说明当时西方鸦片贩子，已经通过菲律宾等地，来到广东、福建沿海贩售鸦片，而南澳，则是他们的活动地点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间谍船沿中国海岸线进行侦察活动，其航行的第一站，就是南澳岛。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在给公司的报告里写道：

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驻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队532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可怀疑的。……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

可见，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已掌握得相当仔细。此后，闭着眼睛也摸得一清二楚的南澳岛，遂成了外国鸦片趸船的停泊地，“作为供应与伶仃岛联系的双桅帆船的存贮站”。通常，鸦片贩子是从澳门私运鸦片来到这里，由此转售潮州、闽南一带，或者再转到北方，或运销闽浙沿海。

道光十七年（1837），有一个叫亨德的美国人，曾作为美国旗昌洋行的职员，乘船到南澳从事鸦片交易，他这次运到南澳的鸦片，有300箱。他在自己所著的《广州番禺录》里写道：他所乘坐的“玫瑰”号船，在南澳岛内部抛锚，靠近两艘英国的双桅帆船，船名叫“奥米卡”号和“芬德来总督”号。他的船到达南澳不久，就有挂着“副总”旗号的当地清朝官船，前来他的船上，名为进行检查，实为接受贿赂。等到清朝官船离去之后，中国的买货者，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登上“玫瑰”号船，在惊人的短时间内，从“玫瑰”号上购得鸦片，搬到他们自己的船上。

自从洋人的双桅帆船游弋在潮州这片洋面上，洋人就再也不会舍弃这片宝石般蔚蓝的大洋了。他们处心积虑的，就是怎么好好利用这片大洋、掌控这片大洋。咸丰八年（1858），彗星又出现了，一个多月以后才消失。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从此渐渐改变了潮州的格局。六月十八日，中美《天津条约》，六月二十六日，中英《天津条约》，六月二十七日，中法《天津条约》，三个条约分别签署。关于在潮州开埠通商的条文，也分别载入了这3个《天津条约》之中。

最先签署的中美《天津条约》，其第十四款条文曰：

大合众国民人，嗣后均准挈眷赴广东之广州、潮州，福建之厦门、福州、台湾，浙江之宁波，江苏之上海，并嗣后与大合众国或他固定立条约准开各港口市镇，在彼居住贸易，任其船只装载货物，于以上所立各港互相往来。

又8天后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其第十一款条文曰：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已有江宁（今南京）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埴茔等事，并另有取益去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再1天后签署的中法《天津条约》，其第六款条文曰：“

中国多添数港，准令通商，屡试屡验，实为近时切要，因此议定，将广东之琼州、潮州，福建之台湾、淡水，山东之登州，江南之江宁六口，与通商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准令通市无异。

据此，美、英、法三国，可以说都已获得在潮州开埠通商的权利。然而，当时还约定，中美、中英、中法3个《天津条约》，都还需要互换批准书后，方能生效。换约时间定于1年后，即咸丰九年（1859）六月。

孰料，到了约定的换约之时，清廷与英、法战火再起，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皆未能如期互换批准书，条约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包括潮州开埠通商，自然也就不能生效。唯有美国公使华若翰，在英、法军队自大沽口退走后，按照清廷要求，从北塘经天津入京，并在回程中，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十六日，在北塘与大清代表、直隶总督恒福，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于是，美国先于英、法享有《天津条约》所规定的各项特权。

当中美《天津条约》互换之时，清廷考虑到各口通商事宜，并不止涉及美国一家，而此时英、法条约尚未议定，未便两歧，因此提出，该约有关条款，须暂缓实施，应俟英、法两国一律定议之后，再开新章。华若翰当场表示应允，然而从北塘回到上海后却反悔，提出条约已经易换，决当遵行。并且提出，不仅原开的五口贸易，须照《天津条约》所订新章完纳船钞，而新开之潮州、台湾两口，亦请迅定早期开港，好让其领事官即往莅事。清廷指派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华若翰展开谈判。几经交涉，华若翰始终坚持其要求。

咸丰九年十月十五日（1859年11月9日），清廷寄谕何桂清，说同意华若翰的要求，其谕曰：

潮州、台湾两处，各国私自贸易，已越3年，此次米酋恳请先行开市，亦因贸易已久，欲掩其私开之迹，尚属心存恭顺，自未便执意阻止。俟何桂清与该夷会晤后，妥为筹议，具奏到日，再将潮州、台湾开市，并先完船只吨钞事宜，降旨明白宣示。此外如该夷别有要求，仍应据理驳斥，毋得率行允许。

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1859年11月15日），清廷再次发下上谕，其谕曰：

何桂清在昆山，与米利坚使臣华若翰会晤，该使臣以宣示条约等三事为请，此外各条，及上海善后章程税则，均照前议缓办。经该大臣与该使臣要约明白，该使臣惟求恩膏速沛，俾永久相安，情词尚属恭顺。加恩着照所请，所有潮州、台湾两口，准米国先行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其余新章税则等项，展缓举行。该大臣即行文各海口，一体遵照办理。

这样，美国终于取得在潮州先行开市的权利。

爱新觉罗·奕詝首肯潮州对美先行开市之后，即谕令何桂清，咨会广东方面官员，就潮州开埠一事作出具体安排。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初，两广总督劳崇光，与何桂清会衔奏报咸丰帝奕詝，言潮州开埠的安排，一是拟将潮州税务归并粤海关监督划一办理，因为潮州原来设有税口，既由海关管理有年，一切事宜可以驾轻就熟，自应归并粤海关，援照广州大关征收夷税章程办理，毋庸另议更张，以归划一；二是决定于潮州开市伊始，添委妥员，前往督率稽查，俾昭慎重，具体人选是曾任粤盈库大使、熟悉关务的陵水县知县俞思益。此后，潮州开埠的各项事务，即按这个安排进行。美使华若翰，也由上海来到广州，与劳崇光商议开关事宜，华若翰派遣美国驻广州领事裨烈理，为署理潮州领事，也赴潮抵任。

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1860年1月1日），潮州如期对美开市。海关潮州新关设于潮州外港汕头，正式名称曰“潮海关”。这也是汕头开埠之始。参加潮州开埠设关筹备工作的，有同知衔、陵水县知县俞思益，潮州通判林朝阳，美国署理潮州领事裨烈理，还有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由是，潮州新关，成了继上海、广州之后，第3个建立这种由外籍税务司控制的“新关”之处所。

潮州开埠之后，担任潮海关首任税务司的，乃是美国人华为士，其兄，便是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华若翰让他来担任潮州新关的首任税务司，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当其时，潮州对美一国先行开市的局面，实际上并未能维持多久，英、法等国很快就接踵而至。其实，何桂清早在他奏请清廷批准美国在潮州先行开市时，就已经预料到，英、法两国会利用同中国已签订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援一体均沾之例”，“相率前往”。当时，他的态度是：如若英、法提出这一要求，“臣自不便拒绝”；“若该酋等并无照会前来，则仍置之不议，以免迹涉求和”。

等到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1860年1月1日）潮州开埠之时，英、法两国，果然向劳崇光提出要求，曰：“援例请在潮州开市。” 劳崇光把英、法两国的要求奏报奕詝，其曰：“察其意甚坚，而其词尚顺，合无仰恳天恩准其一体照办，以示羁縻。” 奕詝对此奏请，并未作明确答复，算是加以默认。于是，潮州在开埠后不久，亦对英、法等国开放。

咸丰十年五月（1860年6月至7月间），英国并派遣坚佐治，为首任驻潮州府领事，抵达潮州外港汕头。而这时，中国与英、法间的战事，仍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