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浙江、广东红头船在潮州海港频繁出海

潮州陷落于清军之手，这样，郑成功攻打起潮州来，顺带征粮、征饷，就更加名正言顺，师出有名，无所顾忌。单顺治十七年（1660），郑成功就两次征潮。先是三月，郑成功指挥1000余艘巨舰，停泊于揭阳炮台外，并带兵攻打潮州沿海各县，十一月，又回头再次攻打潮州城。这让潮州镇总兵黄应杰，穷于应对。

康熙元年（1662），为了防御郑成功的进攻，爱新觉罗·玄烨下令在潮州实行海禁。皇帝新登基，冀望令行禁止，特派出吏部侍郎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平南王尚可喜、镇海将军王光国、协镇广东将军沈永忠和提督杨遇明等一干大员，王公贵胄、一品二品，浩浩荡荡，到潮州巡勘海疆，在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澄海等滨海地带，筑小堤作为海界，建墩台73座以为瞭望，并迁沿海各县居民，入内地50里居住。

有史家言，这一段时期清朝的海禁，根本不是禁贸易、禁通商，纯粹是出于军事的需要。郑成功的海师，让他们坐立不安，烦恼丛生。潮州这块“肥肉”，又常常让郑成功馋涎欲滴，时不时就来一次。

康熙三年（1664）三月，玄烨又派吏部尚书伊里布、兵部侍郎硕图，偕藩院将军、提督等，再次到潮州巡勘沿海边界，增筑墩台，并再徙边界居民入内地50里。这次迁界，范围之大，涉及潮州城周边的龙溪（今庵埠）、上莆（今彩塘）、东莆（今金石、沙溪）、南桂（今东凤）四都和秋溪（今铁铺、官塘、磷溪）、江东、水南三都的一部分。史书记载，迁界内的民众，流离失所，辗转他乡，有的沿街行乞，有的老死病亡于迁徙途中，一派凄凉惨绝景象。康熙五年（1666），海氛仍炽，其焰旺旺，玄烨一时别无他计，干脆撤销澄海县，并入海阳县，直至康熙八年（1669），才又恢复。

坊间相传，这一年，盐价似山洪暴涨，贵得如爬梯登高。由于迁海划界，原潮州府的盐埕，都被刈在界外，城内及邻近各县，食盐来源几乎断绝，一时间盐价腾涨，不好收拾，民众只好节盐淡食。有的人，竟汲取潮水或用卤草，烧煎取盐食用。这次海禁，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收复台湾之后，准许澄海、南澳等地居民回原籍耕作，准许对外贸易，海禁才告解除。

康熙开海的标志，就是在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南（今江苏、安徽）的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其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这四大海关，总领各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口岸。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在潮州设立第三总口，即潮州总口，下辖有双溪口、溪东口、汕头口、潮阳口、后溪口、海门口、达濠口、澄海口、卡路口、南洋口、府馆口、东陇口、樟林口、黄冈口、马塘口、北炮台口。

总口驻在海阳县庵埠寨水吼桥边（今万和路1号），潮州总口亦称庵埠总口、庵埠海关。当其时，总口实行分头银，即关税承包，每年约征银33000两。但是，让人宽心柔性的日子仅仅过了30多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玄烨又来了，开海的政策，又缓缓地收紧、收缩，这一次实行的是南洋禁海。就全国而言，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是南洋乃潮州的传统贸易目的地呀。这样的海禁，导致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中。其给潮州带来的灾难，由此可见一斑。有专家直言：“海禁给潮州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生产、贸易受到严重破坏。”

雍正即位之后，头疼的，竟然是缺钱少粮。他曾经有言曰：“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雍正继位，面临的首要问题，纯粹得他自己都吃惊，就是赚钱。雍正元年（1723）夏天，爱新觉罗·胤禛作出了一个决定，皇帝诏曰：“着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 并且规定：“福建船用绿油漆饰，红色钩字；浙江船用白油漆饰，绿色钩字；广东船用红油漆饰，青色钩字；江南（今江苏、安徽）船用青油漆饰，白色钩字”。于是乎，所谓福建绿头船、浙江白头船、广东红头船、江南青头船的称呼，便在民间叫将开来。也就在这一年，广州海关监督，在分头银之外，又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名叫“缴送”，并将这些税收，源源不断收归国库，没过多久，海上贸易的金银，如同潮水般涌了进来，一时之间，俨然成了国富民强的重要财政资源。

米缺粮贵，也是摆在雍正面前的紧迫问题，向来繁华富庶的江南、华南，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尤其是粤、闽，“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狭，产谷稀少”。史书记载曰：当其时，“广东米价腾贵，每石卖至一两八九钱至二两不等”，“广东一岁所产米石，即丰收之年，仅足支半年有余之粮”。同样，福建的官员，也在抱怨：“本地所产，不敷食用。”

雍正二年（1724），一艘载有大米的暹罗贡船，来到粤海关，言准备运米到广州贩售。雍正获悉之后，倍加欣慰，不仅宽恕了那些迁居海外的华人，且许可他们继续运载大米，听其贩卖，还亲自规定：“米谷不必上税，着为例。”

以前，渡海去而不返的潮州人，大都留在了南洋，现在，他们装载着暹罗的大米及其他的货物，向北归来。商船载米回国，同船所载的其他商品，如苏木、铅、锡、药材、香料，还可以享受关税上的折扣，这使船户们赚取了更大更丰厚的回报，真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史书有载，对于暹罗贩米的贸易，“商民尤为踊跃，每一洋船回，各带二三千石不等”。

潮州海港众多，有红头船出海者，不下十数，如潮阳隆津港，有船64艘，南澳几处港口、庵埠港、海门港、达濠港、甲子港、澄海南港，也都有红头船。然举大者莫如饶平的柘林和澄海的樟林，红头船出海，也以这两处海港为最。史书记载，雍正年间，在柘林港从事海上贸易的红头船，有300—400艘，经营红头船的船主有24家，大商户有300多家，居民达2万多人，有40多个姓氏，单新盖的宗祠，就有19座；海港内商贾辐辏，众船云集，帆樯林立，舳舻相接，千帆竞发，人潮涌动。行船人都信奉妈祖，每年的妈祖诞日，更是闹热非凡。有一年，竟延请了20多班戏班，同时搭台做戏。从柘林湾内的西澳岛，到岸上的新街，海上距离约4里，其间的海舶，一艘接着一艘，俨然浮桥，西澳的岛民，居然可以通过船舶，步行到新街看戏，堪称奇观。

饶平高堂乡有一姓吴的红头船商人，在柘林港有10艘大包帆的船队从事海贩，其获利之溥，令人咂舌。他及船队的人在高堂乡盖了72座祠堂，占地1亩以上的大厝54座，2—4亩的大厝19座，让人见识了红头船时代的繁盛。

樟林港的红头船，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已拥有数十支远洋船队，而每支船队，有船几十至上百艘，这样，就共有红头船千余艘，出口有陶瓷、红糖、茶叶、靛蓝、樟脑、渔网等，进口则大米、豆类、胡椒、名贵木材、金银珠宝、钻石首饰、象牙玳瑁、西药洋货等。当其时，有所谓的“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乃濒海之一大都会”之称。

樟林港最繁盛的时期，当推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这大约70年的时间里，这里形成了八街六社的商贸格局。所谓八街，指的是港埠中心的仙桥、长发、古新、广盛、顺兴、洽兴、永兴、商园8条街，六社是围绕这8条街的东、西、南、北、塘西、新陇6个村社。其中，仙桥街、长发街最繁荣，民谣有云：“金仙桥，银长发，天上神仙府，地上樟林街。”

有人归功于天降祥瑞，吉兆连延。也是，雍正七年（1729），春降瑞雪之后，农历十月十五日，天气晴朗，当夜，整个潮州府五彩云环抱月亮，光华灿烂，人们又惊讶又高兴，这样的天象，亘古未见。果然，这一年的年冬（晚稻），大获丰收。第二年，潮州府粮食的收成，又是大丰收的年景，每斗米，才卖银子5分。

当然，这样的米价，就像昙花、烟花一样，耀眼一瞬而已。

嘉庆初年（1796），樟林又因港口兴旺，增建了新兴街等3条街道和许多铺屋，这些街道铺屋，各营其业，有海产、渔网、打铁、打石、染织、糖房、火砻、豆行、米行、屠宰、中草药材、当铺、洋货等等。其时，广东仅在潮州樟林一地征得的税银，就占全省总税收的五分之一。

坊间相传，昔日樟林港口有一处胜景，曰“仙人翻册”。讲的是从远处看去，帆随船转而变化的景象。当时，海船满帆乘风入港而来，因航道转向，船和帆也必须随着转向，远看犹如仙人无形的手，在一页一页地翻动书册，妙不可言。(www.xing528.com)

红头船上，除了常规的大宗出口货物，还有大量的土特产品，如铁器。清代潮州乃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所产之铁，质量上乘，而当其时，暹罗长期与缅甸对峙，对铁器等军需物资有较大需求。暹罗王郑信，就曾派人通过官方渠道，到家乡潮州采购大量的硫黄和铁锅。《粤海关志》记载潮州溪东、达濠等港口，每年有大量的铁锅销往海南岛。潮州红头船商人上报销往海南，为的是免关税，实际上这些铁器，大多是销往暹罗。

潮州的大量建筑材料，也是暹罗急需。暹缅战后，暹罗重建，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潮州红头船商人，乃将大量的砖瓦、琉璃瓦等，源源不断地输往暹罗。暹罗人喜欢潮州石雕，各大寺院也摆设潮州石雕，于是红头船商人从潮州往暹罗时，往往购买石雕压舱。潮州输往暹罗的商品，还有书籍、纸张。清代福建汀州已是著名的造纸中心和印刷中心，汀州的纸张和书籍，也多是由潮州销往海外，除了日本，暹罗也是较大的中国纸张书籍市场。

樟林的林五，是著名的红头船商人。他的先祖于康熙三年（1664），来到樟林风伯庙一带，搭寮捕鱼，到林五的祖父林淑滋时，已经家业有成。当时正值雍、乾之交，红头船贸易勃然兴起，林淑滋当机立断，弃渔而从事海贩。嘉庆二年（1797），刚刚中举的林五，弃儒从商，经营家族的振发行。他参与红头船远洋航行，亲自到南洋各地，从事商贸，其振发行的红头船，一年间往返暹罗两次，将潮州陶瓷、咸菜、菜脯等土产，运往南洋诸港。这是一种独到的眼光。当其时，在暹罗的潮州人约有300万，马来亚、爪哇（今印尼）各有约80万人，星洲（今新加坡）约50万人，安南（今越南）、缅甸、高棉（今柬埔寨）、寮国（今老挝）、苏禄群岛（今菲律宾）加起来也有300多万人。咸菜、菜脯，这些不烂不臭，别人瞧不起、不想去做的生意，又恰恰是家乡口味，聊慰思乡之情的家常小菜，该有多大的需求量。振发行，拥有“万昌”、“万盛”、“万隆”3艘特大的红头船，其“万昌”号还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洋船，200年后，樟林人还把“万昌”的中桅，当作高大的象征。

程洋冈的蔡彦，是成记、加合红头船、红糖联合企业的创始人。他的父辈自从运营“蔡万盛”洋船业发达后，也于嘉庆后期，举家迁移到樟林来。蔡彦有一个创举，他创立了隆成号船垄，前后往暹罗订造了红头船近100艘，给船户们使用，彼此之间约定，若5年内，船遇风险沉没，则一笔勾销，若5年内平安行驶，则本利一并归还，时称红头船债。

红头船商人与糖商也是密不可分。清代潮州四大富商之一的棉湖富商郭来，既是糖商，又是红头船商人。郭来的蔗糖生意，从康熙年间，就已经起步，到雍正初年，已形成相当规模，他从周边以及市集收购红糖，再用糖漏，过滤成赤砂糖，然后加工装包北运。郭来设有4个收购店、13个货栈，加工场有几百名工人，每年收购和加工的红糖，约有几万担。他加入红头船海贩以后，即拥有一支自己的船队，向苏杭、上海、南京以及日本、朝鲜、南洋等地，贩运赤砂糖。

当其时，亦有潮州糖商，从糖蔗中，压榨加工出一种膏巴糖，这是一种黑糊糊的、黏黏的、膏状的半成品糖。糖商们把膏巴糖简单包装，即可以上舱，发运往行销地。到达行销地后，再在当地重新加工成白糖。这样节俭省却的包装、搬运、装卸、人工、物料等料工费，一年下来，数额颇巨。潮州有句俗话，“细数畏算盘”，就是说哪怕钱银再少、数目再细小，累积起来，算盘一加，也是大数。从潮州运往江浙沪、南洋诸国等潮糖行销区，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加工后的白糖，品相口感俱佳，上海人美滋滋地叫它“糖霜”。膏巴糖之举，在整个华南蔗糖产区，只有潮州一地才有。

道光二十年（1840），隆都前溪人陈焕荣，在香港自营货运经商，成为当年樟林港最著名的红头船主，人称他“船主佛”。他在香港创办的乾泰隆，是华人在港最早开设的老商号之一，主营是转口贸易代理，即把中国的大豆、食油、杂粮、蔗糖等出口到东南亚和南洋诸岛，又把东南亚和南洋诸岛的大米、海味、木材等转口到中国和日本。货物由南北各国客商提供，乾泰隆负责联系买主和发货转运，收取2%的佣金。这种生意，有一个好处，本钱不用太大，营业额却可以做得很大。但也有一个弱处，只赚佣金，利润薄，要做好、有赚头，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大笔生意。陈焕荣人缘好、信誉高，客户接连上门，生意应接不暇，一派兴隆。

有红头船商人，把市场，拓展到安南。从安南运回大米，也是一条途径。史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澄海民人杨利彩运回洋米2700石，监生蔡志贵运回洋米2200石，民人蔡启合运回洋米2200石，林合万运回洋米1800石、谷500石，蔡嘉运回洋米2600石，姚峻合运回洋米2200石，陈元裕运回洋米2200石。至嘉庆、道光年间，潮州与安南之间的贸易日益兴旺，潮州红头船多在安南贸易，甚至有超越中暹贸易的势头。

也有红头船商人抄近路，到台湾运大米，从柘林到台湾高雄，相距只有160海里。潮州人称台湾米为“大员米”，并且用“大员米食不够”，来讽刺某个人阅历肤浅，幼稚无知。“大员”，是闽南话“台湾”的发音。而潮州人用“溜过乌水”，夸喻某个人经过风浪，处事老到。“乌水”是指台湾海峡的黑水沟。“溜过”即是“渡过”。至今，台湾还有一处街市，命名潮州镇，是屏东县的一个镇。

自从红头船可以出海，潮州人专营、特营的天分，就发挥得淋漓尽致。潮州盛产荔枝，隆都一陈姓庄家，就打起了转销荔枝的念头。荔枝远销，难就难在保鲜，隔上三天四天，果壳就由鲜红变黑，水分蒸发，干硬瘪瘦，品相难看，味也变了。他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主意，将重点放在了荔枝的保洁灭菌，每一颗荔枝，都得仔细挑选，去掉残次劣质之品，然后用盐水洗涤去污，晾干灭菌，再行装瓮。瓮中盛有浓度调配适当的盐水，荔枝浸泡在盐水之中，经过一两个月，仍然鲜艳如初，口感绝佳。盐水荔枝一经进入东南亚与南洋，即打开销路，盛况不衰。

雍、乾开海之后，造船的材料，遂深感紧缺。此前，清廷和郑氏对峙，都加紧督造战船，沿江沿海的造船巨木，消耗殆尽。而造船所需之大量巨木，“非数百年之木不中程”，至少，也要生长60年到80年。一方面是木材紧张，一方面是开海以后，新一轮造船活动勃然高涨，需要更多的木材供应，其结果，便是木价与船价，双双上涨。史载，清初，大木“一株值价不过数两”，到乾隆时，桅木已涨到“一根需价四五百金”。《论南洋事宜》亦有记载曰：康熙年间，“打造洋船，每只需要用数千金或千余金”，雍正时，“内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小者二三千金”。

这个时候，从南洋海贩回来的船户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他们看到，暹罗“从海口到国城，溪长二千四百里”，“夹岸大树茂林”，而且木质坚实，适宜造船。在广南这里，出产一种高达8丈，通体无节的桅木和盐舵木。在吕宋群岛，“树木约4200种，高约50丈，便于建船、屋”。在苏禄，林木高大，木材众多，铁力木尤为丰富。在婆罗洲北岸，也有不少松木，堪作大桅。这令中国商人欣喜不已。

暹罗的木材充裕且价格低廉，商机饱满，这让商人们心痒难耐，按捺不住。朝廷虽然意见难以捉摸，但闽粤沿海之人，搏风击浪，向来不乏冒险精神。第一个见诸记载的是乾隆九年（1744），福建龙溪人林捷亨、谢冬发等，陆续从海外造船载米，回来厦门。商人们这一大胆的突破，地方官员，予以默许。

潮州红头船商人，在暹罗的深山老林中，物色到可以做龙骨的楠木，可以做大桅的松木，可以做底板的柚木，可是峡高途远，消耗巨大。他们干脆就把船厂拆分为两部分，把粗加工厂设在高山上，就地取楠木造龙骨，取柚木造底材，形成大型帆船的粗坯，让船工顺流驾驶而下，进入下游的深加工厂，再行完善。这一招真妙极了，既节约了木材的损耗和搬运费用，又绝大地提高了效益效率。

红头船造好之后，潮州商人不仅遵照规定，在船头两侧刷红漆，而且别出心裁，在两侧红油上又画了黑油圆圈，如同鸡目一样。按民间的说法，船上有眼，才不致迷失航道。船头画上了黑圆圈，整条船看起来，就像一只晨鸣中的大公鸡，英姿勃勃，威风凛凛，广州人把这种与众不同、观感另类的红头船，称为鸡目船。

画鸡目是为了醒目、精神、昂首，船内也要各出奇招，彰显个性，打扮得雅致有范，粗犷又不失文气。樟林北社“和春” 号洋船，舱内显眼之处，就挂上冠首嵌字长联，其上联曰“和之璧，隋之珠，璧合珠联歌满载”，下联曰“春自南，秋自北，南来北至庆荣归”。

潮州人还想出办法，既不违反规定，又能多挂风帆。他们在三桅的中桅上，高挂巨帆，上面再加叠帆，加上船头、船尾每桅各有一帆，这样遇上好风，四帆齐张，船行如飞。为了使船牢靠长久，造船使用铜钉，不用铁钉，铁钉容易生锈。作为船碇的大铁锚，甚至有3000多斤重，比起早先的石锚、木锚，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