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1384)的十二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在潮州府城熊熊燃烧,这是有史以来所记载的一次最大的失火。城中许多重要的建筑物,如官署、粮仓、兵库,还有民房,都陷入火海。锣声四起,满城丁壮,倾城而出。怎奈腊月寒冬,风高物燥,仓粮、兵器、图书、典籍,火舌吞噬,皆化为灰烬,焚荡无遗。
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海阳县三饶(今饶平三饶)人饶隆海,以为明朝刚刚抵潮,根基未稳,有机可乘,在洪武十四年(1381),与程乡县的县吏陈伏相约,以陈伏为内应,饶隆海带领三饶民众,聚啸而起,旋风般打了程乡县一个不备,攻入程乡。饶隆海坐帐升堂,自称“万户侯”,过了几天惬意的日子。
八月,位列明朝开国功臣第二十一、封南雄侯的庐州(今安徽合肥)人赵庸,来到潮州,率领潮州卫官兵,就地出击,前往弹压。不费吹灰之力,即擒获饶隆海等150人,斩首40余级,其余协从民众,无不接受招安。这一仗,雷厉风行,速战速决,彰显了潮州卫官兵的骁勇善战,也凸显了潮州卫广东第一卫的实力。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二年,潮州又起人祸,其载云:“洪武十五年(1382)春正月,潮州府海阳县民曹名用,聚众三百余人,杀掠良民,南雄侯赵庸,调潮州卫指挥签事詹继,率兵捕之,追至昆仑山黄莺畲,擒民用并其党,悉诛之。”
潮州卫的戍边守土,保一方平安,平定这些伺机而起的盗患匪祸,声名赫赫,功不可没。究其实,广东的驻军各卫,循例,均是按照驻防的重要与否来布防设置。《明朝时期广东历史大事记》载曰:“先是,洪武三年(1370)置潮州卫;五年(1372)置海南卫、雷州卫、广州左卫、广州右卫。此后直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陆续增置南海卫、肇庆卫、清远卫、惠州卫、碣石卫、广州前卫、广州后卫、广海卫、神电卫、廉州卫。广东共15卫。”
永乐五年(1407),潮州卫的一个举措,让潮州人更加感到宽慰和释然。这一年的十一月,在潮州卫卫卒谢辅等人的招抚下,凤凰山上的畲族头领雷文用,率领140户畲民,前来潮州府城,向官府归顺,心甘情愿接受官府的管治。那一刻潮州城张灯结彩,鸣放鞭炮,畲歌潮调、南戏北曲,搭台唱起,不亦乐乎。
南戏和北曲,就是潮州戏的源头。这是潮州卫、碣石卫的官兵驻屯期间,从浙、赣、中州,请戏班过来做戏,带过来的。史载,潮州卫、碣石卫的官兵,大多是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人氏,按照卫所军户制度,他们携家带眷,一家妻儿老少,背井离乡,落地生根,布防落户于潮州海防一线,年长日久,思念故乡,思念乡音,乡情涌动,心浮气躁,寝食不宁,辗转难安。指挥使感同身受,发自内心体恤军士、户丁、家眷,节庆之日,往往差人前往浙、赣、皖,请来南戏北曲戏班,在旷埕广场,搭台做戏,日夜连轴,慰藉乡愁。
地处碣石卫捷胜所的洪氏家族,其《洪氏族谱》在雍正十一年(1733)有一则记载,曰:“洪武十三年(1380),所城内外社,约信众议建城隍庙,加筑前戏台……复将业地赠送之。越年,庙台落成,隍爷进庙,演戏庆祝。”这里的“洪武十三年”,估计有误。这也是当地较大、做戏较频繁的戏台,称为“大棚脚”,每年演戏的台数,达200场之多。台下左右,要设8个剧评座位,备文房四宝,供文士评戏,使演出不敢苟且。
潮州卫大城所,城隍庙前也有戏台,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军士兵卒,听南词、迷北曲之外,端午时分,想起故乡水花溅起,龙舟竞渡,不禁黯然。所城外海水连天,所城内却只有井水一味,举目望去,无池无塘、无溪无河,纵想回味一番故土划龙舟的乐趣,也无用武之地,可奈之何。
后来,他们心有不甘,朝思暮想,想出了一着妙着——游旱龙。明《东里志》已有记载,云:“大城所结彩为龙舟,或以彩纸糊之,各扮故事,演戏竟日。”这些军户丁壮眷属,每年端午节前,便用竹片、竹篾,扎制成龙舟的骨架,再用粉红、大红、赤褐、青色、黄色、紫色彩纸,糊成6条龙舟,分别代表大城所中,城隍庙、关圣帝庙、五显爷庙、天后宫、鹤松庙等社庙。
大城所的游旱龙,乃全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农历五月初一,直至五月初六,是旱龙出游的日子。游龙队伍,自本庙始出,有老辈尊长一位,在前头引路,泼石榴花水,潮州人曰“泼红花水”,此乃寓意驱魔降妖、顺遂吉祥,再鸣锣13声开道,接下来鼓乐齐鸣,扮演戏出故事。本社少年,肩扛锦绣标旗,壮年男子,手扛结彩龙舟,后生青年,肩抬神像、香几,老辈尊长,殿后助阵。旱龙龙角翘翘,龙眼碌碌,抬头摆尾,威严神武,游龙队伍浩浩荡荡,声威赫赫,所到之处,军民夹道喝彩。
龙舟队在所城中穿街过巷,每到城门和千户、百户衙门,都要点放地炮3响。初一、初四、初六,龙舟游到西门之外,初二这天,龙舟游到北门之外,初三是日,龙舟又游到南门之外。东门之外不去,东门外是汪洋大海。龙舟出城门后,彩龙部件和绣球,则任由尾随的眷属小孩,一哄而上,撕抢回家,插在门牕户扇,谓之:插吉祥。初五是端阳正日,游旱龙又会有所不同,纸龙舟会挨家挨厝,上门上户。这时各家各户都要开门纳吉,迎接龙舟的到来,并在司命公(灶神)前搢香祷告,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合境平安、事事顺遂。
这些军户戍卒聘请来的南北戏班,虽然咿咿呀呀,唱的戏文唱词,潮州人听不明白,但那行腔台步,妆彩扮相,举手投足,着实迷人,也让潮州人如痴如醉,跟着入迷。明人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经记载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这令人明了,至晚到明代嘉靖年间,弋阳腔已经流入闽广,流入潮州,唱响官府、民间;乾隆《潮州府志》也曾记叙云:“凡乡社演剧,多者相夸耀。所演传奇,皆习南音而操土风,聚观昼夜忘倦。”
五百多年后,世人有幸得睹“习南音而操土风”的梨园行实例。1975年12月22日,人们在潮州凤塘西山溪排涝整治工地,在靠近鹤陇山的书图村园地挖掘时,发现地表下2米深处,有两座并列的墓葬,墓圹东南向,墓碑及地面建筑和封土堆均不存在,只有密封的贝灰墓室,极其坚固。第二日,炸开右侧的男墓,墓盖为3层的贝灰沙夯合而成,每层30—40厘米,墓室设有墓志,有木椁,椁内再置放用梨木制作的棺木。棺内别的物品且不说,就说墓主颅下,枕垫着1个褐色苎布包裹,打开来,竟是一个比8开纸稍大的对折草纸本子,长39厘米、宽26厘米,封面左上角朱书“迎春集”3个字,首页题名《刘必希金钗记》。
这是迄今已知,潮州戏最早的一个写本,潮州方言入戏,此剧已见端倪,且运用自如,生动贴切。全剧共占75个对折页,150面,用楷书和行书竖写,末页标明“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必希金钗记卷终下”。在写本第四出左边装订线旁边,有一行文字,写着“宣德六年(1431)九月十九日”,又在末页写着:“宣德七年(1432)六月□日,在胜寺梨园置立。”据此,有专家断言,这不是某个文人雅士的书斋珍藏秘玩之物,而是戏班适时穿插改编增订的演出本子。
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三年五载,时兴和新鲜过后,人们对采用中州官话,并非乡音方言演出的戏曲,自然产生了倦怠。虽然外来的达官贵人依然激赏不已,酬神宴饮多加延请,但民间已然兴趣不再了。乾隆《潮州府志》在那则记叙之后,接着又补上一笔,其曰:“若唱昆腔,人人厌听,辄散去。”
可见这是一场语言影响文化的拉锯,走马入潮的外地官员、四海融通的行商巨贾,自然爱听外江戏。乾隆年间在潮州做官的江西临川人乐钧,在其《韩江榷歌一百首》中吟曰:“马锣喧击杂胡琴,楚调秦腔间土音。昨夜随郎看影戏,月中遗落凤头簪。”李宁圃的《程江竹枝词》也吟曰:“江上萧萧暮雨时,家家篷底理哀丝。怪他楚调兼潮调,半唱消魂绝妙词。”程江即韩江的一段,楚调即湖北的皮黄调,秦腔即乱弹调,潮调即潮州戏,其声腔,称为潮腔。
潮州人所称呼的外江戏,即现如今的广东汉剧,此是花部乱弹中的一个分支,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雍乾年间(1730年前后),随着徽班的兴起而南下流入潮梅。一向以来,潮州人通称外省人为外江人,沿此称呼,来自于外省的戏,便也称之为外江戏。
其实,外江之名,也并非潮州人独创。早在乾隆末年,扬州盐商江春于扬州成立的“春台班”,亦曾号称“外江班”。然而,外江戏之所以称为汉剧,最早见诸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埔人、晚清秀才钱热储所著的《汉剧提纲》一书。书中有曰:“何谓汉剧?即吾潮梅人所称外江戏也。外江戏何以称汉剧?因此种戏剧创于汉口之故也。”同一年,由钱热储等人提议,将外江戏改名为汉剧,自此遂改称至今。然民间仍按习惯,称其为外江戏。
而当其时,普宁人方耀,老于官场之道,颇晓得进退,他在府中蓄养外江戏班“老喜天香班”,以应酬外地官员的娱乐之需。民间却不听这一套,他们沉迷于《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这些戏出,都是出自嘉靖、万历年间,用地方人物故事编剧,用潮调、潮腔演出,长盛不衰。
潮州人津津乐道于演身边事、身边人的《荔镜记》、《苏六娘》,耽于礼教的夫子们,却惧怕它们会伤风败俗,而不能作为潮调发展中一种过渡形式去理解它。嘉靖十四年(1535),主持编撰《广东通志》的广东监察御史戴璟,作《正风条约》,禁“潮俗以乡音搬演戏文”。其第十一条,禁淫戏。该条曰:“访得潮属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挑男淫心,故一夜而奔者不下数女。富家大族,恬不知耻,且又蓄养戏子,致生他丑。此俗诚为鄙俚,伤化实甚……”(www.xing528.com)
苏六娘与郭继春的相悦恋爱,与《荔镜记》中的陈三五娘一样,为潮州坊间所传颂。现在已知最早的《苏六娘》戏文,乃万历年间刊刻,写家住揭阳荔浦的苏六娘,与潮阳西胪人郭继春相爱,以身相许,并以金钗罗帕为记。苏家却把六娘,许给了潮州府师爷之子杨子良。六娘不从,继春也相思病重,卧榻不起;六娘闻讯,割股煮药以治,经婢女桃花相助,两人又得以私会;因杨家逼婚日紧,六娘苦无良策,抑郁而死,继春得讯,亦自缢殉情;六娘与继春死后,阴魂去见阎王,阎王感其情真,准其返回阳间,结为夫妇。
而在当地民间,则有传说,言两人触犯乡规族法,被缚入猪笼,沉于榕江,其尸逆流,直至双溪嘴。外姓赞苏六娘为坚贞,本族诬苏六娘为淫妇,戏班演出本事,自然免不了与苏姓后人的纠纷。坊间曾相传,有戏班到某苏姓的乡里演出,一时不察,加演了《苏六娘》,该乡族老羞怒,命乡里人冲上戏棚,烧毁戏服,扣留戏箱,并要戏班赔礼。戏班不服,诉诸官府,县官升堂,听了双方的诉辩之后,心中明了,当堂具判,其判曰:“荔浦荔浦苏,×乡×乡苏;苏秦东坡你不认,却认六娘做祖姑。”遂判戏班无错。
苏六娘家住的荔浦村,相去二里许地处,有一座山,名曰“桃山”,今属揭阳揭东炮台新市。桃山山色秀丽、阿娜多姿,荔浦村寨门,正对着桃山。民谣相传曰:“桃花山,映面堂,必定生出美女郎。”往来者都说,寨门所向,村中必出美女。后来,果然出了美女苏六娘,又演绎了一出悲剧故事。村中族老,为使乡里勿再生出此等桃色故事,遂将面对桃山的寨门封堵。
岁月悠悠,这个寨门在封闭了500年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荔浦村所在的揭阳炮台新市,为破除迷信,开拓交通,方便群众,也为了苏六娘爱情的坚贞,终于把寨门重新打开。苏六娘的戏出,一直演到了今天。
对于潮州这方土地,任他昆腔、西秦、弋阳、皮黄怎么流转,潮州人淡然笃定,一心发展自己的地方戏。二弦、椰胡,深波(低音锣)、号头,这些管弦打击乐器,都是别人家所无有的。号头俗称“呋嘟橱”,属潮调乐器,但一般不参与伴奏,在演出中,有特殊作用——吹上棚号。在乡间演出,戏出台前,先要打一段很长的锣鼓,叫上棚鼓,上棚鼓快收煞时,便由头盔师父,吹起一阵号头,四乡六里的民众,听到号头声声,晓得戏要上棚了,便川流而出,聚拢起来。演武戏,也一定要吹号头,助威生势,营造古战场气氛。
观众拥堵棚下,流连忘返,不肯归家,既听唱,亦看做。彩罗衣(花旦)扮相俊俏,做工丰富,走路小跑小跳,出手快去快收,说话颠脚顿足,对白掩嘴转睛,十分小巧可爱。丑行分工细密,表演推陈出新,个个争奇斗艳,人人各擅其招,最是百看不厌。潮丑分有10类,曰:项衫丑、官袍丑、踢鞋丑、女丑、武丑、裘头丑、褛衣丑、长衫丑、老丑、小丑。在戏台形体身段,10丑皆遵循蹲、缩、小的共同特征,也就是低矮、收缩、短小,有些动作,模仿动物,有些动作,模拟皮影、木偶。状动物,取其灵巧;摹影戏,用其机械。唱腔用豆沙喉的“痰火声”,和低8度的“双拗实”,用小调,行反腔,或者悲调喜用,十分特别。
武戏也是人们爱看的大戏。演出武戏剧目,金鼓齐鸣,群情激昂,人头攒动,彩声如雷。《秦琼倒铜旗》,众将都穿袍甲,有坐骑,打起来显威武,好排场,有气势。戏中每一柱旗杆,都要4名勇将把守,4柱旗杆,便得16名守将,破铜旗阵时,藤牌兵冒死要斩秦琼的马足,团团包围了秦琼,秦琼拍马踏过藤牌兵,场面精彩绝伦。这类戏原来是唱昆曲或者高腔,后来唱词不唱,只吹奏音乐曲牌,演员也不用开腔,只须全神表演和武打。
《方世玉打擂》,则以短打为主,也有用刀、枪、棍、棒,这出戏重功夫,重气力,重实用。据老艺人说,光拳花便有108种,许多武打动作,便是从这100多套中变化出来。这些拳术,在民间也有流传,台下的观众,便一面看戏,一面评论台上打拳的功夫。个别演员,台上做戏、台下卖武,成为了江湖人物。
《张飞战马超》是长短打并用。张飞与马超,开头是在马上厮杀,后来挑灯夜战,双方各自下马作战,张飞甚至赤膊空拳上阵。坊间相传,有一次,一个戏班演出《张飞战马超》,演张飞的是个戏艺精湛的武净,由于天热,武净画了脸谱,上了妆彩,穿了铠甲,暂且未戴挂髯。看离出台还有点点儿时间,他便坐着打盹。忽然锣声咚咚响,有人推醒他,说:“该上场了。”武净惊醒,匆忙间操起丈八蛇矛,飞奔出场。马超问:“来者何人?报名受死!”张飞应:“我乃张——”一捋胡须,吓了一跳,下巴光溜溜的,竟然忘了戴上挂髯。情急之下,赶忙改口,曰:“张飞之子‘张样’是也。”马超一愣,怎么台词变了?抬眼一看,立即明白,随时接上台词,大叫:“本将军不斩无名小卒,快去叫你父来受死。”“张样”说:“呀呸,你先能敌我三个回合,方能会我父亲!”于是双方交战三个回合,“张样”这才嚷道:“呀呀呀,来者果然厉害,叫我父亲来也!”回马就走,奔进后台,戴上挂髯,旋又出台,大叫:“来者休要猖狂,张飞来也!”
“张样”,是潮州民间熟语,在潮州话里是“装模做样”的意思。台上两个贤人,把这失误弥补得自然顺当,天衣无缝,台下的观众寻味许久,等反应过来,明白就里,遂都哈哈大笑,大笑哈哈,曰:“老老戏,唔知(不知)挂须。”从此之后,“老老戏唔知挂须”,成了坊间又一流行的熟语。
康熙年间,漳浦人蓝鼎元,尝作《潮州风俗考》,其中曾有描写,云:“迎神赛会,一年且居其半。梨园婆娑,无日无之。放灯结彩,火树银花,举国喧阗,昼夜无间。拥木偶以游于道,饰人物肖古图画,穷工极巧,即以夸于中原可也。”接着笔锋再转,跟进一步,又云:“也好酣歌,新声度曲,金宵月夜,傅粉嬉游,咿咿呜呜,杂以丝竹管弦,和之南音土风声调。”一个迎神赛会、做戏酬神、万众瞩目的闹热盛况,就捧在众人面前。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也曾云:“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潮音似闽,多有声而无其字,有一字而演为二三字。其歌轻婉,闽广相半,中有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曹好之,以为新调者。”乾隆时四川人李调元,也曾作《南越笔记》,其中“潮州戏”条,就颇与《广东新语》相同。清初漳浦人蔡奭撰的《官音汇解释义》,其卷上《戏耍音乐》更有载明,其曰:
做正音,唱官腔。
做白字,唱泉腔。
做大班,唱昆腔。
做潮调,唱潮腔。
行家据此推测,潮剧一脉,在明代称为潮调,其声腔称为潮腔;明末清初,因此唱腔吸收了青阳腔的滚唱形式,形成新腔,曾一度称为泉潮雅调;入清之后,称为潮音戏、潮州戏,在民间,亦称为白字戏;1949年以后,采用全国地方戏曲剧种统一的称谓,遂称为潮剧。
就在称为潮剧不久,1953年,潮剧界曾发起一次收集旧剧目和传统艺术的运动。这次收集旧剧目的接触面很广,除粤东行署各潮剧团所属的艺人外,还面向散居在城乡的潮剧艺人、纸影班艺人、唱潮州歌册的妇女、社会人士、旧书摊、废品收购站,收集的时间持续了三四年。一直到1957年,共收集到2000多个旧剧本,许多古老的剧目,甚至300年以上的老剧目,也被挖掘出来。这是业已见到本子的确切数字,还不包括海外、闽南各地的潮剧班子保存和上演的剧本数目。而在上海图书馆的音响资料室,也保存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上海录制的潮剧唱片剧目232个,其中有110多个,是这2000多个旧剧本中之所无。
潮音之盛,引人瞩目。创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的《岭东日报》,当年十一月十三日就曾有报道,其文曰:“潮州梨园有外江、潮音之分。外江除四大班之外,继起寥寥,而潮音则日新月盛,几有二百余班之多。”有戏班者二百余班,此乃潮音戏最鼎盛的时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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