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船北去闽船南，明清时期韩江航运的繁忙景象

翁方纲来到潮州，对潮州的风土民情、人文底蕴、饮食起居，大感新奇。这位历官内阁学士、左鸿胪寺卿的大官，是一位饱学之士，考据、金石、书法，样样精通。《清朝书画录》把他和刘墉、梁同书、王文治并称“翁、刘、梁、王”，亦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齐名，称“翁、刘、成、铁”。他六七十岁的时候，还能在灯下作细书，每过一岁，必用西瓜子，写下四个楷字。50岁后，写“万寿无疆”，60岁后，写“天子万年”，70岁后，变成写“天下太平”。最后一年元旦，写到第7粒西瓜子，眼睛疲劳，看不清物件了，不由感叹：“吾其衰也。”不久便去世。

翁方纲在四库馆任编修期间，常常与朱筠、钱大昕、桂馥、黄易、丁杰等人去琉璃厂书肆访书，一伙文人，优哉游哉，东逛西瞧，点评臧否，乐得其所。翁方纲的金石拓本，大多就是那个时候所得。有一次翁方纲与黄景仁同游陶然亭、窑台，还为陶然亭撰写过楹联，曰：“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 这副楹联，就悬挂在陶然亭正面的抱柱上。

翁方纲在潮州，不仅详察了潮州儒生学习、读书的风气以及府学书院，也顺带了解了潮州的经济民生、市井日常。潮州的航运、盐业，给他的印象殊深。他欣欣然写下了竹枝词，曰：“粤船北去闽船南，船船贩得潮州盐。西来水高风又急，不敢当心挂荡帆。”这样的图景，已然是宋明以来，潮州人日常生活的即景。

宋代以降，经韩江一水贯穿起来的的粤东、闽西南、赣南诸州府，已经发展起了一定的经济往来，物通有无，货畅其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米，就是其中的大宗。

原来，赣东南有一条古道，这条古道开启于秦汉时期，以鄱阳湖为起点，溯抚河至广昌，再融入到赣东南至闽西之间的交通孔道。宋元时期，随着闽西至粤东的交通逐渐开发，这条古道，遂又延伸到了粤东。

宋人因地制宜，在广昌登岸之后，又分为两路，可以到达潮州。一路是由广昌，经石城的驿前镇，步运到小松，再由小松用小船，运至大犹坪上岸，然后步运至福建长汀，再从长汀以小船，沿汀江运抵广东大埔，在大埔转换成大船，顺韩江运抵潮州。另一路由广昌，经头陂，步运至宁都东山坝，再自东山坝以大、小船，顺梅江、入贡江、转湘江，溯水而至会昌筠门岭，在筠门岭上岸，步运至福建武平的下坝，从下坝用小船运抵广东镇平（今蕉岭），在镇平转换成大船，顺韩江运至潮州。

长汀至韩江，和梅江至韩江，这两段是潮盐、潮粮入汀、入梅的通道。汀州在南宋绍定五年（1232），获准改运潮盐，梅江流域的梅、循二州，自古食用潮盐。汀、梅、循三州，皆处在大山之中，崇山峻岭，层峦叠嶂，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粮食产量之低，亘古未变。二宋交界，此处迎来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徙入，粮食开始出现短缺，急需从赣南和韩江三角洲，籴入稻米，弥补不足。像志书上所载云：“嘉应、镇平，不下三十万户，一岁所受，仅备三月，必仰结于潮州。”

古人曰：“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为了米、盐的运输之需，当地州府，多次组织疏浚汀江、梅江水道，凿石除礁，开拓纤夫拉纤小道，到了明代初期，汀、梅二江，运输条件已经相当成熟。

发源于福建武平洋石坝的石窟河，自北向南流入梅江。以前，河道布有阻流的巨石，舟楫不可渡也。明万历间，凿通之后，成为闽西南和赣南南下梅江的主要通道。史载：石窟河“为江西雩都（今于都）、兴国、会昌、宁都、瑞金，福建武平等埠运道”。贡江—羊角水—石窟河—梅江—韩江连成一线，自此，成为赣南、赣东出海的捷径。

江西泰和人，万历年间任潮州知府的郭子章，在一次巡视辖地的时候，就写过一首《隍夜宿》，诗云：

浐水驿前回，隍路已开。

海云随浪卷，竹月破窗来。

猿鹤时相狎，鳄鲸不用猜。

秋声飘岭树，归梦绕乡台。

诗中写到的浐水驿，即浐溪驿，在今丰顺县。从此驿往北，再过不远，便是大埔。明初在实行“海禁”的同时，对内又进行商路的开拓。当其时，广东对内的商路，分有东、西、北三条路，其中的东路，中转之地，便是当时潮州府大埔县的石上埠。史载：“凡潮、惠仕宦、商贾，赴京入闽及江浙，舟止此处输，络绎不绝。”有了韩江上游的疏浚与通航之便，明代以后，潮州，又成为了沿海与内地贸易的主要通道。

翁方纲的“粤船北去闽船南”，正是写出了明清之际，韩江航运的繁忙景象。有方家言，宋代之前，韩江流域各州各府的经济，仍是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而尚未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合作，又彼此相互依存的经济区。韩江浚通之后，流域四通八达，通江达海，各地方人，福至心灵，无师自通，理所当然晓得以地理地利所宜，自然而然、自发地实行生产分工，你做你的土纸、靛蓝、山货，我做我的蔗糖、苎布、干果，这样互通有无，各得所需。正如上游的食用潮米、潮盐，反过来，上中游山多林密，盛产杉木钢铁，沿海商人渔民造船，又赖之以成。

从嘉靖年间开始，闽、粤、赣三边区域内，以韩江流域为纽带，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一开始，贸易中心是在闽西南的汀州府，那是一个人们走熟了听熟了的地方。历次中原人南迁，由江西入福建，就都是走这个地方。慢慢，到了嘉靖后期，韩江流域的经济中心，逐渐下移到了潮州。其中，很大的因素，是潮州的地理位置优越，当闽广之冲，各色官民人等往来，无论趋广趋闽，皆以借道潮州为便。

早在宋乾道三年（1167），潮州郡守傅自修首次筑建凤水驿，在他亲撰的《凤水驿记》中，就曾道出潮州的地利之便，其曰：“潮居广府之极东，与闽岭比壤，凡游官于广者，闽士居十之八九。自闽之广，必达于潮。故潮虽为岭海小郡，而假道者无虚日。”

《汀龙会馆志》也曾记载，曰：“汀龙二州，密迩毗连，据闽之上游，下与潮属为邻，地壤相接，且鄞汀一水南流，直通潮郡，舟楫往来，众皆称便。凡商贾贩运，托业于斯者，歌乐土焉。”《长汀县志》亦载之，曰：“韩江纵贯，闽汀（长汀）、杭（上杭）、永（永定）之出产，必经邑境后而可水运。”

这样，明清时期的潮州城，俨然已经成为广东省的第二大商业中心，仅次于广州。汇编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的一则方志记载：“粤东，城之大者，自省会外，潮郡为大。” 当时，潮州城中，有所谓“不务正业”的居民10万户，“不务正业”，即对行商走贾之谓也。

不但官员、行商，喜欢从福建入粤、入潮，就是改朝换代的军队，走的也是这样的路线。明朝洪武元年（1368）二月，明兵取道水路，从福建进入广东，潮州路及所属的各县，同时归明。一心改弦更张的的明皇朝，第二年改潮州路为潮州府。也就在这一年，由通判张杰主持，把自东晋义熙九年（413）一直沿用至今的郡、州、路治，从金山脚下搬迁下来，择址在新街（今义安路头）新建知府署。

未久，新建的知府署即宣告落成。这座煌煌的崭新府署，坐北向南，就建在城央的平地，虽然不像原来的郡治那样，有后山可靠，有子城拱卫，有壕沟环绕，但气势、威仪，更胜一筹。地据城央和偏于一隅，还是大有不同。潮州府署共设有知事、同知、通判、推官、经历、照磨、检校等官廨。

慢慢，人们琢磨出了张杰堪舆功力的不凡。潮州城内，大街（今太平路）和西街（今上西平路），是两条南北走向的直街，在这两条直街之间，横亘的府巷（今昌黎路）、开元后巷和佘府街（今西马路）、开元前巷（今开元路），是三条东西走向的横街，三条横街正中，是新开辟的直街——新街（今义安路），新街从开元前巷，直直亘到府巷，这样三横加上一竖，就是个“王”字，顶上还有府署这一围庞大的建筑，就像“王”字顶上再加上一点，就是个“主”字。府署官衙，就是“主”字头上的这一点，这样执政治民，就先声夺人了。

改弦更张的事，紧锣密鼓，还做了不少。首先是改总管府为潮州卫，接着又把潮州城划为11个坊，分别命名为：承宣、宝善、澄清、制锦、甘露、华萼、春桂、名贤、顺昌、崇福、丛桂。到了雍正五年（1727），知县张士琏，又将原来的11坊，合并为7坊，这已经与现如今的街道区划，差不多了。城内7坊，曰：厚德坊（今北门直街及其东西诸巷）、和睦坊（今西门直街及其南北诸巷）、里仁坊（今府前街及其东西诸巷）、艮极坊（今竹木门街及英聚巷以北的大街部分）、生融坊（今东门直街及其南北诸巷）、长养坊（今竹木门街以南、大街东畔部分）、仁贤坊（今英聚巷以南、大街西畔部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广东布政使司和按察司，设岭东分巡道，驻潮州城。当其时，道台的行署，安置在金山前的宝善坊，清康熙二十年（1681），签事尚崇思，移置到城西南的名贤坊，权驻在明朝礼部尚书黄锦的别墅“西园”。

“西园”在第三街（今下西平路）灶巷尾偏南至芒巷一带，有池台行木之胜，改为道台衙门之后，其后面的街巷，就叫道后巷，或者道后。道台衙署沿用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成为粤东区委所在地，后来，又成为驻军部队的子弟学校八一学校。

永乐年间，岭东分巡道改为岭东分守道，这样，道员的职责，就从原来的偏于监察，调整到偏于行政。弘治十八年（1505），岭东分守道加兵备衔，这样，道台手中，又多了一些军事指挥权。崇祯六年（1633），当其时，鉴于倭患频仍、盗患不息，岭东分守道又添加海防兵备道关防，成为了全国极为少有的几个海防兵备道之一。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有心加大各地巡道、守道的权限。六月，裁去了岭东分守道，另设惠潮分巡道，仍驻潮州城。究其实，不论岭东分巡道、岭东分守道，协调的都是惠、潮两府，改为惠潮分巡道，协调的还是惠、潮两府，可谓换汤不换药。史上，这一段三几百年的时期，偌大的粤东、岭东，因为撤并了循州，撤并了梅州，就是潮、惠在主政运作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广东福建沿海海盗、倭寇肆虐，警报四起，海防骚动，人心惶惶，朝野震荡。山林深处，也是贼匪蠢蠢，聚众滋事，扰掠四方，不肯安宁。俟雍正十一年（1733），或许是为了减轻潮州、惠州两府的大山边地压力，好专心致志于海防，两府共割出了5个山区县，另设置嘉应州（今梅州），潮州割出的是程乡（今梅县）、平远、镇平（今蕉岭）3个县，惠州割出的是长乐（今五华）和兴宁两县。同时，改惠潮分巡道为惠潮嘉分巡兵备道，驻潮州城。

说起来，割地分县，并不是始于雍正，而是从古至今，一直没有间断，分分合合，从来都是常有的事。战乱频仍，人口流离，百业凋零，合并在所必然。岁岁平安，人烟辐辏，百业兴旺，拆分也是理所应该。托韩江水路的通达、韩江经济带的自然形成，到了明代成化年间，韩江三角洲和韩、榕、练三江平原，物产丰富，人畜两旺，百业兴盛，欣欣向荣。人口的繁衍和聚集，经济的丰饶和富足，让官府的管治有点跟不上了。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有时候会让官府感到尴尬、束手无策。从成化年间开始，潮州府便出现了一波前所未有的新置县。

成化十三年（1477），两广总督朱英，奏准朝廷，析海阳县太平乡的宣化、信宁，光德乡的州、清远、弦歌，怀德乡的秋溪、隆眼城、苏湾等8个都，新置了饶平县。为此，他亲自踏勘，最终确定弦歌都的下饶堡（今三饶镇）为县治。

明代县城的选址，有着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多从安全与否着眼。那时，人们并没有多少交通是否方便的考虑，谁都没有三天两头要上县城的情形，一般驿传，又可以用马。三饶位于群山簇拥之中，大金山在县治，其支为琴峰、将军山，远处，还有文峰、望海岭。连绵群山，将饶平县城拱卫，背面又有凤凰山作后倚，故而，饶平县城可谓是固若金汤。20世纪30年代，日军疯狂侵略中华大地，所到之处，惨无人道。原潮属各地县城，相继沦陷，然而却有一个例外，那便是饶平县城三饶，日寇始终有心无力，望而却步，不敢染指，也不能染指。

自饶平置县开始，就像河流放闸，再拦也拦不住了。 史载，嘉靖三年（1524），析潮阳县丰欢乡隆井都的三分之一，和惠来、西头、大坭三都，以及海丰县龙溪都，新置惠来县。因是滨海县，也为海防着想，县城选址在山水之间。两年之后，析置大埔。《明史·地理志》记载：“大埔， 嘉靖五年（1526），以饶平县大埔村置，析州、清远二都益之”。其时，从饶平析出州、清远两都，置大埔县，县治选址韩江左岸的茶阳，这是大山里边，一处高企岸畔的水路码头。

嘉靖四十二年（1563），析海阳县怀德乡的上外莆、中外莆、下外莆3个都，揭阳县延德乡的江、鳄浦、蓬洲3个都，饶平县的苏湾都，共7个都，置澄海县。澄海的置县，确切说，更是反映了韩江三角洲岸线外移的变化。入宋以来，由于韩三角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这片全国第7大的三角洲，吸引了无数的移民，至明代，潮州已出现了人多地少的难题。为解决移民的生活出路，当时的潮州府，便倡导在沿海的滩涂地围垦造田，置县，可以管理新增的滨海农田。

当然，当海防成为要务之时，澄海的地位就尤为突出。成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首部《澄海县志》，以及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澄海县志》，就记载曰：“澄邑居郡（潮州）东南境，山以是终，海以是始，山海之交，其形胜之大都乎。扼要害，据险阻，慎固封守，官其上者之责也。”又曰：“澄无崇冈岩洞为豺虎所凭依，鲸奔鲵跃，虞在大海。……其形胜远则石城虎跃，南澳龙翔，莲花（峰）作衣，衣襟带万顷；迩则神、龟、狮、凤诸峰枕其肩脑，东、南、西、北诸港环其嘴面。匪特沿海之重地，实属全潮之襟喉。”(www.xing528.com)

有人据之直言曰：“澄海无有高冈石洞可供盗贼盘踞，但海寇出没无常，忧患在于海上……（澄海）不仅是沿海要地，实际是全潮州的襟喉。”《澄海县志》还多处言明：澄海乃“全潮锁钥”。这也等于说，澄海是潮州府城的前哨，或者，更直接、直白一点，其作用就是拱卫潮州城的安全。“澄海”的寓意，确乎是不折不扣的“澄清海宇”、“澄靖海氛”，舍此，别无其他。

当初，澄海县城的选址，翻来覆去，选了不少的地方，最后，还是确定在原辟望巡检司旧址，有司认为，这是最恰当的。诚然，县城不比巡检司，在平原上修筑县城，必须有所规划。终于，在大莱芜岛建了炮台，扼守海口，韩江东溪（莲阳河）和西溪（外砂河），这两条直通潮州城的重要水道，有北港和南港军队把守，澄海的防务，也分成左营守备（驻蓬洲，即今浦）和右营守备（驻樟林），构成了左右两道防线。

与澄海同一年同一月置县的，还有普宁。当时，从潮阳县析出洋乌、水、黄坑3个都，新置普宁县。两年之后，第一任知县赵钺到任。当其时，新县初创，百废待兴，县署也无有着落，只好寄设在潮阳县贵屿的民舍，借厝厕身了好些年。至万历三年（1575），置县已经12年了，新任知县刘钝，方筑县城于厚屿（今洪阳），又11年后，县治才迁到厚屿。

与三饶一样，普宁县城的选址也是一个着眼于安全与否的绝佳例子。洪阳位于普宁北部，后山、崑山、黄举山、乌泥山、铁山众山矗立，形势险要，又是一个占据优越地理位置的古县城。

嘉靖四十三年（1564），新置平远县。崇祯六年（1633），又新置镇平县。至此，有明一代，潮州府共辖海阳、潮阳、揭阳、程乡、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平远、镇平11县。乾隆三年（1738），海阳县丰政都因距县治较远，地形险阻，官府管治不便，两广总督鄂弥达巡视潮州，遂奏请另置一县，其时，割海阳县光德乡的丰政都，与揭阳、大埔和嘉应的部分地区，合置丰顺县，隶属于潮州府。

明王临亨编撰的《粤剑编》，记载着他自己的一次行踪。万历二十九年（1601），来到潮州巡察的刑部主事王临亨，趁着月色，登上广济城楼，望着粼粼波光中似苍龙卧水的广济桥，慨然叹之曰：“粤税之大者，无过此桥。旧属制府，用以充饷，用以克饷，今为税使有矣。”王临亨慨叹潮州府以桥作为关卡，收缴盐税、各税，实属一种创见。过后不久，王临亨也到杭州赴任知府。

和信笔挥写散文、以文取胜的王临亨不同，诗人喜欢吟咏。继王安中、翁方纲之后，丘逢甲也曾作有七言律诗《广济桥》，讲到潮州的盐。诗曰：

垒洲廿四水西东，十八红船铁索中。

世变屡新潮汐改，驿程依旧粤闽通。

五州鱼菜行官帖，两岸莺花集妓篷。

莫怪桥名工附会，江山原已属韩公。

在“五州鱼菜行官帖”句下，诗人自注曰：“潮、嘉、汀、赣、宁，食盐皆由桥分运，故曰‘广济桥盐’。又，凡腌鱼曰鱼盐，腌菜曰菜盐，每鱼、菜出，为行盐旺月。”当时，有人形容鱼、菜出，广济桥行盐之多、之忙，说在浮船上撒下的白盐，就像给桥面铺上了一层白霜。

潮州人居家过日之热衷于腌制，也与盛产白盐有关。腌咸菜、腌贡菜、腌萝卜、腌橄榄、腌凉果……潮州人把各种腌制的水果，叫做凉果；把腌萝卜，叫做腌菜脯。咸菜、菜脯，好吃至极，令人难忘。潮州人命名，多取形象，像萝卜，在潮州叫做“菜头”，花生，叫做“地豆”。咸菜、菜脯等等杂咸，腌一次可以吃一整年，凉果，腌后也能卖一整年。

对于潮州来说，有盐就有腌制。早在汉代，南海郡就已经有盐官的记载。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一·潮州》，也曾记载曰：“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宋代的潮州盐，更增广规模。由于地方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盐利和盐税，因此对于盐产一行，倍加扶植青睐。《三阳图志》曾有记载云：“潮之为郡，海濒广斥，俗富鱼盐。宋设盐场凡三所，元因之。散工本钞以助亭户，立管勾职以督课。盐之为利，即可以给民食，而又可以供国家用矣。小江场，岁办盐七千八百二十四引。”《志》中说的三所盐场，即官府兴办的三所官营盐场，即小江盐场（今饶平黄冈、澄海樟林一带）、招收盐场（今潮阳区东）、隆井盐场（今潮阳区南），管辖着今东起饶平，西至惠来，沿海错错落落共27栅的盐业生产。

其时，盐场的规模之大，很令人咂舌。像潮阳河浦华里的宋代盐场，其遗址面积，广达1000余亩。官盐的产量，也大得惊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雍熙）四年（987）正月二十五日，潮州上言，有盐六十四万余石，岁又纳三万三千石，所支不过数百石。”

当其时，潮盐的运销地域，基本是按照韩江流域来划定的。《文献通考》载，宋雍熙四年（987）以前，“旧潮州有松口等四场，岁煮以给本州及循、梅二州”。

按照当时官府的规定，潮州盐主要供给潮州、梅州、循州，后来，还被批准销往汀州。而当时闽粤赣交界地区，也是潮州盐畅销的地区。王安石《虔州学记》称，汀州与赣州，为“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这里的食盐，原由官府统配福建盐与淮盐供应，运价既高，质量又低。闽粤赣交界各地人民，普遍喜食潮盐，于是大量汀州与赣州的商人，来潮州走私潮盐，“运潮以给民食，余则发卖江贩”。

踏入南宋，出现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盐户——锅户。所谓锅户，也就是称呼那些敢于尝试，敢于打破官营垄断的个体盐业生产者。自此，千余年来的盐业生产，有了亭户和锅户之分。亭户产的盐称为“正盐”，一粒不留，全部为官府无偿收取或者低价收购；锅户产的盐称“浮盐”，交税之后，即可自行贩卖。史书载之曰：“正盐出于亭户，归于公上；浮盐出于锅户，鬻之商贩。”

唐乾元元年（758），海阳县置盐亭驿，这是潮州开始有盐政机构之设。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在海阳小江，潮阳招收、隆井3个盐场，分别设置巡司，打理生产和调运；在松口、三河口、净口设置买纳场，收纳灶户盐斤，转销内地。元代潮州路扩充升格盐管机构，设置提举司，有提举一员，为从六品；小江、招收、隆井三大盐场，巡司改为管勾司，管勾司设有司令一员、司丞一员、管勾一员，专司打理产制和调运，品秩分别为从七品、从八品、从九品。明代潮州府的盐政，仍设提举司，管勾司则改为盐课司，天顺年间（1457—1464），以广济桥为盐船所必经之地，配地设管桥官，管理纳饷领引、盐场配运、掣放上桥等事项，并管理桥钞商100名。

黄梅岑《潮州街道掌故》云：

在过竹木门街不远的地方，从北向南，有一条“分司后巷”，一条“分司巷”。分司后巷，长124米，宽3.7米，原名“许厝巷”。相传明代御史许洪宥宅第于此，故名。分司巷一名“柱史巷”，巷长125米，宽4.1米，依乾隆《潮州古城地形图》注说，潮有盐务，原由府衙管理，后说“运同”于三河坝，专负责盐务，故此并建衙署于府城。不久，这个职位被裁撤，经明卫署办。清雍正四年（1726）裁改卫署，再设“运同”——清时于盐运使以下置分司“运同”或“运副”，运同即同知盐运使司事之简称——并搭住于此（柱史巷）办理。因当日盐运使分司运同于此，所以叫分司巷（此巷后面之巷由是叫分司后巷）。

黄梅岑把潮州人只知其然的两条巷名，细细道出其所以然，让人恍然大悟。原来，清初，潮州府曾在三河坝设置潮州盐运同署，总管潮桥7个盐场和29县的盐业运销。当其时，广东广西两广盐区约定俗成，在广州配商之盐，称省河之盐；在潮州配商之盐，称潮桥之盐。康熙年间，盐务一事，或由潮州知府兼任，或为专职运同，反反复复，朝令夕改，未有定制。

后来，裁来裁去，总觉得不妥，名不正，言不顺。雍正三年（1725），遂定为运同之设，秩从四品，并把运署，搬回到潮州府城。出任运同的官员，也由户部选荐，不归广东运司的调度管治。当其时有史载曰：“至若潮桥二十九埠，不在（两广盐区）六柜之列，特设运同，驻潮董理，为广东盐务一大分枝。”

清代的时候，潮州的盐业，已到鼎盛之期，原来的灶户煮盐法，已然淘汰，各盐场的产出，均为生盐而不是煮盐，也就是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晒盐法。这种方法，史书上载曰：

收晒之法，先耙沙，洒水晒之。晒令咸，实诸漏中，复用水灌其上，俾淋漓下注成卤。伺天气晴朗，挹埕格中，晒结成盐。向晚晒丁，次第耙收，归仓贮存。有溢于仓，则露积高阜，用草苫盖之。

这样收晒，既节省人工，更省俭燃料，所以不用去费心提倡，灶户盐民，纷纷采用。

北宋之时，哲宗元祐元年（1086），循州人李前，来到海阳县小江盐亭当亭长。当时还不叫盐场，而叫盐亭。小江盐亭在海阳县溪南狮子山下，李前甫一上任，即集合民夫，沿溪南狮子山下至程洋岗凤岭一线，开凿了一条运河，长20里，贯通韩江东溪和北溪。运河最窄处180米，宽处达380米，过仙门关、梅州关，沿相思堤曲折蜿蜒。开凿此河，耗时14年之久，至宋元符二年（1099）十月初十，才告拓通完成。李前高兴之余，作《开凿山尾溪记》一文，刻于石碑之上，又作诗一阕，也是刻于石碑之上，诗云：“筑堤凿井又通津，神宇盐亭喜鼎新。力小但能支五事，增光更俟后来人。” 山尾溪运河开通之后，小江盐亭所产的海盐，自此可以不经凤岭港，直接从韩江转入山尾溪运河，靠樟东港入海启运，销行全国。当其时，狮子山边商贾簇拥，成了集市，李前命名为“新市”，今称“仙市”。潮州府曾在此设一驿站，曰“小江驿”。也有专家断言，北宋王安中的《潮阳道中》，写的也是小江盐亭的灶户煮盐。

南宋之时，小江盐场每年的课利，都达到10万贯以上。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两广总督府又特在广济桥设立税厂，按一定税额，对往来的盐船抽税，作为军饷。其时，广济桥税厂的税收数额，总是高踞全省之冠。明潮州知府郭子章在《潮中杂记》就载曰：“潮州盐饷，先年，岁计一万二千两，至隆庆六年（1572），增额一万八千余两。”其中，仅广济桥税厂的商税银就有6000两，谷税银4000两。清张之洞的《抱冰堂弟子记》也载曰：清代，“潮桥盐务定章优奖，行之一年，已加课三万；次年，旧课正杂十三万尽复”。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潮桥的盐税之利，让管财之人，也是笑口常开。民国时候，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周学熙，于民国四年（1915），在呈给总统徐世昌的报告书中就说：“潮桥地方为广东盐政的一大分支，居沿海八埠之一，产盐共分六场，行盐区域则有桥上大河小河及桥下各埠之分……”按周学熙的报告，光绪十五年（1889），潮桥的盐课正饷，已每年增至白银35万两；民国二年至五年（1913—1917），政府对潮桥则采取定额认饷、逐年递增的方法课税，第一年认饷74.4万元，第二年认饷81.6万元，第三年认饷94.5万元，再加借运闽盐出口课厘年约50万元，统计国课方面，因潮桥盐务而收入者，截至商包之末一年，已达140余万元。周学熙踌躇满志，在报告中云：“以视清季正饷数目，所增不可谓不巨。” 就是说对比清代潮州盐税的收入，所增何其多哉。

官方对于盐业的专卖管控，靠着发放那一纸盐引。宋代的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明清两代，盐引分为大引和小引，大引是一引300斤，小引是一引200斤。这是历朝发给盐商的行盐运销许可凭证。盐引还分为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销外路，短引销本路，长引一年期，短引一季度。每引单独一个号码，分正副两券，钤印后，从中间分成二券，正券交给商人，称为“引纸”，副券则为存根，称为“引根”。

运同管理潮盐，盐商行销潮盐，均独步江湖，与别的地方不同。盐商在潮州各盐场购盐之后，无论近在饶平、澄海，还是远到潮阳、惠来，自盐场出发后，经海运，都要直抵广济桥掣配，然后才可运赴各埠销售。桥以北供给嘉应州、汀州、赣州等21县的，称为“桥上埠”；桥以南供给本地8县的，称为“桥下埠”；获得户部颁发盐引的盐商，有100名以上，这些人称为“桥商”。这时，出现了一个放盐斤的镙秤的专有名词——“潮秤”，每杆秤可称重150斤，连皮络尾，可达160斤。

雍正三年（1725）起，实行运同与知府分管桥务，靠近府城的广济桥西段10墩、浮船9艘，归潮州知府管辖；广济桥东段13墩、浮船9艘，归潮州运同管治。在广济桥东岸，原来百窑村龙窑逶迤、柴火升腾的那些地方，如印子山、卧石岭、白窑村，还建有盐仓85间，作为桥上各埠配盐、转运、仓储的周转仓。在广济桥附近，驻扎有由运同分司指定的68支专业载运场盐的船队（1艘为1队），往返载运场盐，来广济桥东岸的盐仓。如此操作，既减少了盐场存盐的压力，桥上埠各路盐商，也无需自行到沿海各地调盐，只需在潮桥场，便可一次办妥手续，交接盐斤，运销到目的地，因此商人，亦无不称便。

这种以官资收购场盐，按计划疏运盐斤，也是有章可循。当时，按明朝的“纲盐制”，每号盐引，折盐300斤，或银6钱4厘，称为“窝本”，另须纳税银3两，缴公使（运输）银3两。运同分司还在广济桥上设置盘查馆一所，在江面和陆上查缉私盐。专门经销潮盐的商人，门路颇广，各有来头，不单单有当地的潮商，还有外来的广商、闽商。如广州商人，用东莞的“乌槽”船、新会的“横江”船，到潮州载盐，皆获10倍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