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潮州城市管理机构及人口分析

依照元军的习惯，城市不能够有城墙。他们在草原上放牧、游牧惯了，天天面对高原阔土，远方旷野，一马平川。城墙，妨碍他们任性驰骋，率性往来，他们在这方有墙壁的天地里，觉得处处受制，心情抑郁，如禁牢笼，如坐针毡。城墙，改变了他们无数代人养成的粗犷生活。

在潮州归元的第5个年头（至元二十一年，1284），广东道宣慰使月的迷失，来到潮州招谕。下车伊始，他就遣散了原来不属于元军统领的军队，接着，又下令拆除潮州子城、外城全部城墙。短期之内，原来高古巍然，迓然有致，守家卫土，保一方平安的城墙，全然被拆掉扒毁。其他各地，大体也都是“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忽必烈和月的迷失们，以为遣散了归顺的军队，平掉了能守难攻的城垣，汉人就失去了反抗能力。潮州，又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元军也不是单纯的一味鲁莽。至元二十二年（1285），潮州路总管府在“城”内宝善坊首置录事司，这是管理城市民政的一个官署。元朝以前，不论哪个朝代，都是没有专门设立管理城市的机构的。直到金、元时期，这一机构才首次出现。史载：“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掌城中户民之事。……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侯、判官各一人；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1283），置达鲁花赤一员，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之事，典史一员。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附郭县。”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为了管理城市和市民，而专门设立的独立的机构。有专家言，此举“是我国中古时期建置城市的主要标志”。以前一座城垣，州治、县治都在里面，谁也不清楚是应该由刺史太守来管，还是由县令知县来管，而今明确，城域和民政、行政，都交给录事司管。有元一代，全国有123座城市先后设置了这个机构。

元代朝廷的思维，也有点不一样。至元二十六年（1289）夏四月，元廷又下令，禁止江南人民，挟带弓箭，违者一律充军。潮州城内，又引起了一番骚动。有传言说，10户人家，只允许共用1把菜刀，还让人抬着大磁铁，沿街行走，将私藏菜刀，吸将出来。也有传言，说是3户共用1把。种种传言，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共用菜刀，也纯是空穴来风，但已足够让人心惶恐，寝食难安。

《元史·刑法·禁令》载：“诸汉人持兵器者，禁之；汉人为军者，不禁。诸卖军器者，卖与应执把之人者，不禁。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柱杖者，禁之。”明文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你当了兵，就不禁。

不仅如此，庙里也不能用真兵器：“诸神庙仪仗，止以土木彩纸代之，用真兵器者，禁。”连官府的捕快弓手，也都防着：“诸打捕及捕盗巡马弓手、巡盐弓手，许执弓箭，余悉禁之”。弓手只能背弓囊箭，不能带刀佩剑，近身之战，如何应敌？

当然菜刀、镰刀、斧头、鱼叉之类，这些生产、生活工具，不在禁止之列。 曾经有人提出，要没收“两股铁禾叉”，后被刑部以“铁禾叉系农家必用之物，既非军器，难以禁止” 为由驳回。

在元朝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初，元军曾经凶悍、残暴，屠戮施虐，恶贯满盈，劣迹斑斑。等到坐稳了江山之后，元朝在管理百姓方面，却不但不再严苛，反而略显宽松，只要不造反，交赋税，别的爱管不管。也不爱搞大型基建项目，像修宫殿、筑长城，也不需要征发戍边人员，没有北方战事的压力，官员数量也少，且缺乏判案的积极性，坐马坐惯了，坐公堂反而很茫然，识字不多，连文字狱也懒得折腾。就连朱元璋在南京坐稳了龙庭之后，忍不住也与群臣感慨：“前朝，是以宽纵失天下。”

录事司设立之后，虽然人手不多，衙役署丁有限，倒也扎扎实实，做了不少实事。至元二十七年（1290），录事司在全城“大籍户”，就是进行户口大清查，城内各街各巷，各里各坊，所有人丁，无一遗漏，都必须一律登记入册。这一次籍户，汇总得3358户，以每户7人计，共23500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 。此时的城市人口，显然比宋代减少，这与战火蹂躏，和水东百窑村的衰落，都应有关系。

尽管城市人口减少了，全域人口，还是明显增加。有专家说，元代，潮州是广东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虽然饱经战火、离乱、杀戮，但潮州人久经风浪、多历兵燹，他们惯于自我康复、自我疗伤。战争的痕迹还未完全消除，仍然满目疮痍，遍地废墟，惨不忍睹，但这时城内的商铺、作坊、酒肆，就已经悄悄地迎来一批新的店东，他们心存忐忑，却手脚麻利，很快把灰烬清除干净，把街巷整理清楚，把屋宇修葺一新，然后不声不响，不张不扬，不疾不徐，宽心柔性，又营起业来。城市复苏，四面八方的人流，又熙熙涌来。

学者梁方仲，曾经对潮州唐、宋、元三代人口密度，做过统计，其结果是：唐代每平方公里1.2人，在全省27个州中，排第23位；北宋每平方公里4.5户，在全省23个州军中，排第5位；元代每平方公里27人，在全省23个路州军司中，排第3位。

也有学者以年为单位，做得更加详细。比如：唐天复元年（901），潮州人口数是80000人，人口密度是5.5人每平方公里；北宋元丰三年（1080），人口数是373410人，人口密度是25.2人每平方公里；南宋咸淳六年（1274），人口数是750000人，人口密度是50.6人每平方公里；元至正十年（1350），人口数是633240人，人口密度是42.7人每平方公里。兵火消弭，社会初定，就已经人来利往，潮州又开始忙碌在繁华的道路上。

城墙拆毁扒掉之后，刚开始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那种宽敞明亮，一望无际，让元军兴高采烈，长调悠然；城外三角洲平原无边无际的禾苗稻海，让他们恍如回到了熟悉的草原。他们沉浸在这种故土般无遮无拦、天高地远、满目葱绿的旷达之中。让他们醒悟过来的是洪水，原来，南方的河流并不是弱水河，不是鄂嫩河、疏勒河、额尔古纳河，不是高原上那些不用堤坝、不会泛滥的河流。

元大德年间（1297—1307），韩江溪洪多次暴涨泛滥，没有了沿江城墙的守护，潮州城内狼狈不堪，人们号天叫日，怨声载道。身处洪水围困之中的元军，焦头烂额，无处下手，无所适从。明白过来的潮州总管大中帖里，才不得不申报朝廷，沿韩江西岸，修复东城墙。史载，这段城墙称东城，也叫堤城。

其时，最大的一次洪患，发生在大德八年（1304）。九月，因为飓风、海溢，大潮顶托，韩江水泄不通，江水倒灌入城，城内民舍多处漂没，淹死数十近百人。最后，朝廷出面赈灾，全城发给2个月的户粮。

扒城墙、毁城基，令人居无宁日，夜不成寐，做这种世上所无、匪夷所思的事，已经让人记恨在心，恼怒不已。让城墙又四面合围，重新回到从前的，还是元军。

元朝末年，山寇、海盗四起，民变不断。在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尚未亲政的至元三年到至元六年（1337—1340）， 粤中乃至潮、漳一带，人民接连起义。先是至元三年（1337）正月，广东增城县民朱光卿率众起义，反对元朝统治，潮州、漳州民众，纷纷响应。至元四年（1338）六月，漳州路南胜县（今平和县）县民李志甫宣告反元，刘虎仔即在潮州举旗起义，与李志甫遥相呼应，闽粤间骤然出现了一股反对元朝统治的潮流。

同年，朝廷派江西行省右承燕帖木儿，和怀远将军王英，带兵前来潮州、漳州，镇压起义军。王英是山东益都（今青州）人，性格刚毅，膂力过人，又擅长骑射，善使双刀，人称刀王。当其时，王英已经致仕在家，平章政事伯撒里对身边的僚佐曰：“非刀王行，不能平此贼。其人虽老，可以义激。”《元史·王英传》也载曰：“乃使迎致之。……及贼平，英功居多。”虽然请了刀王王英复出，但潮、漳两州义军，势头正炽，与元军激烈战斗，达两年之久。至元六年（1340）三月，元军使用南胜人陈君用之计，从背后偷袭李志甫和刘虎仔，起义遂被扑灭。

元军这个时候痛定思痛，才深知潮州无城的巨大弊害。至正十二年（1352），山海盗寇再次生乱，广东帅府不得不下令全面修复潮州西、南、北三面城防，并派出帅府照磨彭本立，总揽修缮事宜，兴工修筑。照磨是元朝的官名，原来设置于中书省，秩正八品，职能是磨勘左右司钱谷出纳、营缮料理等事。地方官署如行中书省、宣慰司、廉访司、都转运盐使司以及诸路总管府，后来也都设有照磨，但多兼管案牍、刑狱等事，且多从属吏提拔升任。明初的潮州府志《潮州图经志》对此载曰： “至正壬辰（1352），因山海寇盗生发，广东帅府照磨彭本立总戎，始兴工修筑，潮民得堡障。”

此时，元朝业已楚歌四面，风雨飘摇，单靠修城，怎么挽救得了？有专家直言不讳，戳击要害，曰：“筑城工程浩大。元朝末年要‘兴工修筑’潮州城墙，难度很大。可能仅有简陋的堆积式工事。”元军也想不到，平城、修城，兜兜转转一大圈后，又回到原来，打落牙齿咽下去又吐出来，痛并羞辱的，是自己。

在韩江冲积平原的最南端，有一座传承千年的古村落——大牙村。这是一座与溪流和大海结伴的村庄，当它刚刚从海洋变为陆地，湿漉漉的水汽还未散走，水鸟对着这片陌生的湿地疑惑着不敢落脚，芒草和马鞍藤还未生长出来，就已经有人来到这里，捕鱼、安家。

大牙村古属海阳县，今称大衙村，隶属于汕头市龙湖区的外砂镇。这里地处韩江入海口外砂镇的最北端，三面环水，溪流汊河纵横，东面是外砂河的最上游，西面是新津河的最顶端，北面是韩江的主流梅溪河。村西面庙头洲留存有古渡口，称大牙渡，唐宋时期的古码头遗址，还完完整整地保存着，占地有10多亩，略呈梯子形，为江岸或者是海岸码头。1958年，在古码头东边的一侧，曾发掘到两根硕大的船桅杆。

宋元之交，以陈懿为首的潮州豪强兄弟，号称“五虎”、“陈五虎”，就是土生土长在这里的大牙人。这是盘踞在潮州海边、活跃于闽粤之间的一个庞大的海盗集团。史载：“陈懿，海阳人，与弟义、昱、勇、忠，皆以力雄于乡，谓之‘五虎’。德祐间，州檄懿为寨长，懿乃私置兵器，招集无赖，出入山海中，凡邑富家尽遭劫掠。”

陈五虎的身份是地方豪强，以海盗发家，拥有不少的丁勇和财富。于是在改朝换代、风雨飘摇、政局动荡不安之际，势必成为穷途末路之下，官府不得不借以倚重的人物。“德祐间，州檄懿为寨长”，这是水军寨的寨长。淳熙末年以后，摧锋军派生出两支水军，分驻在潮州和广州，史载：“水军驻扎在潮州揭阳宁福院侧，额二百人；广州驻军驻扎北门。”原本海盗出身的陈五虎，就已经拥有相当的兵力和财富，官方招安，封官许愿，如此一来，其更加嚣张无忌，扩充势力，任所欲为。

当张世杰又一次来到潮州，慰谕官民，招募民勇，一心攻打泉州，陈五虎投其所好，立即接受招降，获委任为都统。在勤王的旗帜下，凑合成所谓的诸畲兵，浩浩荡荡，前去讨伐蒲寿庚。南宋遗民邓光荐所作《文丞相传》记载曰：“初，陈懿兄弟五人，俱为剧盗，世杰招之攻闽，遂剧（据）潮州，叛附不常，潮人苦之。”这已是陈五虎第二次归宋。

至元十四年（1277）十月，元昭勇大将军、沿海招讨使哈剌䚟，带兵进逼潮阳，陈懿兄弟即改弦更张，投降元朝。《元史》记载：“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千降。”随后，得意洋洋的陈懿等，带领着七千“畲兵”，就加入到了攻打潮州城的元军大兵的行列。

雷霆霹雳，电光石火，无数不夜。城陷之后，五虎残忍狡诈的海盗本性暴露无遗，令人不齿。先是出其不意杀死了日后可能会向元朝邀功、争功的黄虎子，这是一个论功行赏，马上就会面对面的竞争人物；旋即又自称元帅，醉翁之意，乃在求封侯；再又欣然接受元朝的任命，为权知州事，岂知，一个“权”字，只是权且，只是临时、暂时、代理的意思；紧接着，便是在城中杀掠，女子、金帛，悉卷为己有。如此无耻妄为，难怪后来会天怒人怨。

文天祥屯兵潮州潮阳，已是权知州事的陈氏兄弟，又马上见风使舵，投诚于文天祥，“会信国公文天祥复梅州”。文天祥遂向宋廷奏乞，将陈懿除右骁卫将军、知潮州、兼管内安抚使。文天祥在潮阳时，地方乡绅赵嗣助和陈梦龙，倾囊襄助粮草军资，尤其是陈梦龙，散尽家资，起兵赴援。此外不少潮州豪强，也起兵响应文天祥的勤王招募，如明《东里志·境事志》载：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海阳县“大埕乡豪斧头老等，选集精锐，会于三山国王庙，将赴募潮阳；杀异议者，遂整众行”。方志旋又加以载明曰：“按，斧头老姓陈，忘其名，以武艺长于运斧，故名。”

而陈五虎，见元军张弘范来，又马上反水，“具海舟以济弘范，既济，使其弟弘正，以轻兵直指督帐”，遂使元军，在五坡岭追上了正在午饭的文天祥。潮州有方言熟语曰：“一样米粟，饲百样人。”与赵嗣助、陈梦龙、斧头老等潮州人相比，陈五虎不齿于人矣。(www.xing528.com)

天理昭彰。不讲忠义、不讲是非、首鼠两端、反复无常、一切唯自身利益为重的陈五虎家族，后来俱遭天谴。陈懿为其子陈广所杀，陈义谋逆被抓，供出陈昱、陈勇，三人皆处死于市，陈忠则病死在岳州。反观宋、元两朝，在兵戎对垒、兵力紧缺的情势下，借助地方土豪势力的加盟，来增大获胜机会的做法，也并没有得到后人的仿效。

在人们的印象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似乎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但有人也用“书生的骨头”，来褒赞书生的气节。宋末至元末100年间，在潮州滞留的书生，就足以端正人们对于书生的认知。

史载，宋末年间，布衣诗人、长溪（今福建福安）人谢翱，典尽家当招募乡兵数百人，追随文天祥抗元，来到潮州潮阳。抗元失败以后，谢翱将家人留在潮州，自己隐姓埋名，辗转潜入浙东，隐居于山林之间，与一帮南宋遗民，结“汐社”、“月泉吟社”，暗图恢复故国。宋亡之后，元人对谢翱追缉甚紧，然潮州人和潮州山水对谢翱家人的庇护，使谢翱无后顾之忧。环境险恶，危机重重，但他扶宋抗元的忠贞，仍然未改初衷。书生的一首首诗词，犹如檄文，令元廷如坐针毡、如芒刺背，特别难受。

在《小元祜歌送刘君鼎》中，谢翱慷慨高吟：“当秋淮甸枯草黄，弯弓北向射天狼。弧星南光天狗坠，入蔡生擒完颜王。” 其它诗篇，也多有匕首投枪一样的诗句，如“丈夫事业在简册，要令姓名留耿光”，“闻说就中谁最泣，女冠犹有旧宫人”，“归来多雨臼生鱼，穴虫祝子满户枢”。此中，既有热血报国的情怀和志向，亦有亡国遗民对故国的哀思和怀念，更有当时沦陷区满目疮痍的凄苦荒凉景象的再现。

元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去汉化的急先锋、党项僧人、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于会稽（今绍兴）挖掘南宋皇帝的六陵。他用宋高宗、孝宗的遗骨修建镇南塔，用掘墓所得的金银宝器修建了天衣寺，把宋理宗的颅骨，抛弃于湖中，其余帝王的骸骨，抛撒于诸陵周围的原野草莽。

谢翱给会稽山阴人唐珏、温州平阳人林景熙出主意，在杨琏真迦掘陵的当夜，和“汐社”同侪王英孙、王易简、郑朴翁几个人，伪装成采药者，潜入陵园，冒险用他人的骸骨，暗中换取了宋高宗、宋孝宗的遗骨，又用重金恳请渔人，网获被元兵抛到湖中的理宗的颅骨，再用注明各帝年号的木匣，一一收集各帝的骸骨，趁天色暗昧未明之时，转移到会稽兰亭山之南，掩之埋之，并将宋故宫栽种的冬青树，移植到墓茔之上，作为标志。

谢翱后来告别唐珏，游走他方，作《冬青树引，别玉潜》，记叙这起慷慨壮烈而又事关绝密之举。诗曰：

冬青树，山南陲，九日灵禽居上枝。

知君种年星在尾，根在九泉杂龙髓。

恒星昼霣夜不见，七度山南与鬼战。

愿君此心无所移，此树终有开花时。

山南金粟见离离，白衣人拜树下起，

灵禽啄粟枝上飞。

元元贞元年（1295），谢翱因肺疾复发，客死于桐庐，年47岁。月泉吟社的社友方凤、吴思齐等，遵其嘱，将他安葬于富春江畔、富春山麓、严子陵钓台南，并在墓前，修筑了许剑亭。这是5年之前，谢翱约同侪好友，设文天祥神牌灵位，哭拜祭奠的地方。当其时，4个白衣书生，泣血吞声，慷慨悲歌，以竹如意击石，歌招魂之词，悼亡国之痛，歌罢悼罢，竹石俱碎。

谢翱出生福建，在广东、潮州驰骋居留，不过区区两年的时间而已，却自称“粤谢翱”，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让吟社的朋友，在墓碑上刻“粤谢翱墓”。他在潮州的后代，已然繁衍成了一个盛族，潮州路揭阳，成了他裔孙的居住地，800来年，生生不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对谢翱作出评价，其曰：“南宋之末，文体卑弱，独翱诗文杰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传。 ”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西夏遗民、灵武色目人王翰，出任潮州路总管，兼督循、梅、惠三州。王翰是以书生、诗人，经幕府入仕，《全元诗》有赞曰：“河西王君，用文刚直明快，遇事剖决，权势不能夺，人以为难者，君处之有余力。”

王翰治潮期间，元朝已是末年，江河日下，不可逆转。但王翰刚直守义，屹然不动，一心一意，尽忠职守。其在任上，重振潮州路学，延聘戴希文主持教授；重建韩山书院，礼请吴期担任山长，又敬邀刘嵩撰著《重建韩山书院记略》，请张泰书碑；重修韩文公祠，自己亲笔楷书苏轼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尔后泐字于石，又恭而敬之，树之祠宇。其尚文治、缓徭赋、简刑罚、平盗贼、礼儒士，教化潮州百姓善善恶恶，也为人津津乐道。

元朝灭亡以后，王翰自号友石山人，黄冠野服，混迹于田夫渔父、沙门释子之中，与最底层的百姓民众，结交朋友，视自己为芸芸众生之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友石山人墓志铭》中，亦载之曰：“箨冠卉服，葛屦绳带，与樵童、牧竖、田夫、渔父杂处；于沙门法，虽不甚解，然时往来，听其谈论。”

当其时，王翰的方外之友，有古心淳上人、秋谷上人、古心上人、心泉疑上人、方中上人、谷肃上人、性空居士、卧轩上人等等。然而，这些四大皆空、斩断烦恼、跳出苦海、舍得放下的方外之人，最终对王翰的影响，不过为零。王翰史上称其为“河西王君”（《送王潮州序》）、“潮州督守灵武王君”（《悠然轩记》）。作为曾经恪尽职守、政声播远的潮州路总管，其内心深处，仍然是对故元的深沉感情、无尽怀念。一日落笔，画的竟然是向日的葵花，一腔感慨，油然生发，遂作《题画葵花》一阕，诗曰：

“上苑余春辇路荒，芳菲落尽更堪伤。怜渠自是无情物，犹解倾心向太阳。”以倾心向阳的葵花自况，寄托对故国往事的思念，此乃王翰的夫子自道。这种易代之际悲苦的心路历程，亦常常涌上王翰的心头。秋天来了，王翰触景生情，吟的是：“雁去湖空野水深，秋风吹客上遥岑。丹枫尽逐孤臣泪，黄菊空怜处士心。雨后诸峰浮夕霭，霜前一叶送寒阴。停车欲问当年事，尺素何由到上林。”春天来了，柳暗花明，万物复苏，王翰感叹的是：“故国栖迟去路难，园林此日又冬残。天涯往事书难寄，客里新愁泪未干。腊雪渐随芳草变，东风犹笑布袍单。堤边杨柳开青眼，肯傍梅花共岁寒。”

友人马子英寄韵相询，勾起的，还是伊的一腔愁肠悲愤：“十年流落向炎州，判与刘伶作醉游。望国孤忠徒自愤，持身直道更何求。浮云往事惊春梦，落日穷途起暮愁。赖有故人相忆在，遍题尺牍海西头。”

元末战争期间，王翰也曾经谋划，自海上退却至交趾、占城，继续为元朝而战，未果。元亡后11年，王翰拒绝府县的举荐，矢志不事二主，治棺木，卧病不肯服药。有司强迫上路，王翰留《自决》诗一阕，引刃自裁，卒年46岁。《自决》诗曰：

昔在潮阳我欲死，宗嗣如丝我无子。

彼时我死作忠臣，义祀绝宗良可耻。

今年辟书亲到门，丁男屋下三人存。

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却了君亲恩。

无子未敢尽忠，有子已然尽孝。尽忠尽孝，王翰就此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悠悠去矣，哀哉壮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王翰的评价曰：“翰本将家子，志匡时难，不幸遭宗邦颠沛，其慷慨激烈之气，往往托之声诗。故虽篇什无多，而沉郁顿挫，凛然足见其志节。”亦有专家提及：潮州这方山水，涵养的，尽是全节尽忠之士。王翰身后，葬于隐居地福建永福永唐里林坑山。明景泰七年（1456），又迁墓于永福（今永泰）塘前乡官烈村龙泉山上，神道碑题刻“元潮州路总管王友石公墓道”。至今，墓与神道，俱存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