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瘦栽松柏：宋代岭南第一位进士及第者

衡量一个地方的人心、民性，历来有两句老话：“人穷志短”；“人穷志不穷”。“人穷志短”，是不思上进，破罐子破摔，扶不起的阿斗，烂泥巴扶不上墙，线穿豆腐提不起，怨天尤人，赖上人家，坐等天上掉馅饼。“人穷志不穷”，是爱拼才会赢，穷则思变，不因小事而不为，不甘后人，抱团取暖，不埋怨，我命在我不在人，吃得苦中苦，英雄不问出处。

潮州的民性，就是人穷志不穷。民风都由士风起。古代社会，平民的职业、身份，有士、农、工、商之别，即所谓的四民。顾炎武《日知录》曾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春秋縠梁传·成公元年》，则另有士、商、农、工的划分，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不管如何排序，还是管仲《管子》里面说得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潮州民风的隆替变易，是由社会的一心向学，开风化，启民智，吐故纳新开始。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到大历十四年（779），宰相常衮被贬，“莅州，兴学教士，潮俗为之丕变”，潮州的读书人，渐渐形成一个阶层并得到发展，唐时赵德、洪奋虬、黄僚等等考取进士，表明吴砀的后代们，已经揭去了蛮荒标签，有了在文化上一展身手的机遇了。

宋人范祖禹在《范太史集》里说过：“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此，潮州虽然远离权力中心，处于指的地位，但不再是关山重重，催马不前，山高皇帝远了。读书的效应，这时就像投石入水，波澜涟漪，一圈圈扩散。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即宋开国17年后，赵匡胤平定广南才6年，潮州的谢言，即登巍科，成为与状元吕蒙正同榜的一甲进士。这也是宋代岭南地区的第一位赐进士及第者。

宋朝的科举是很鼓舞人、令人跃跃欲试的。取士不问家世，一下子就让所有人都变得平等，处于同一个起点。宋开宝八年（975），赵匡胤主持殿试后，对大臣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也提到：“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庙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确实保证了孤寒之士，能在尽量公平的条件下，凭借真才实学，去一决雌雄，施展抱负。

录取名额的的增广，也为士子们敞开了博取功名的大门，大大激发了他们勤学、苦学的精神。太平兴国二年（977），得进士109名，加上诸科、特奏，赐进士出身者，共500多人。至仁宗朝（1022），才按礼部奏请的规定，以400名为限。但这个名额，也比唐代足足多出了十几倍。潮州士子思进取，相砥砺，形成氛围，就是因为看到希望无限，就像云头初开，日头初升，光明在前。

唐末、五代期间，北方忙于改朝换代，城头变幻，战乱频仍。潮州倒是虽有兵燹，但都规模不大。后梁贞明三年（917），在广州的刘带兵攻打南方各地，击退了占据潮州的卢光稠部卢光睦。拥有了潮州，刘的感觉不一样了，他敢于公开宣布脱离后梁，称帝于广州，立国号大越。第二年，又改国号为汉，这就是五代十国的南汉国。

刘在广州搞得风生水起，也想借潮州东进，成就另一番基业。南汉乾亨八年（924），这位南汉高祖，集结队伍，在潮州操演练兵。刘之看中潮州，是因为潮州乃刘氏一门的龙兴之地，他的祖父刘安仁，在晚唐出任潮州长史，就在那个时候，刘氏举家从彭城迁到了岭南。想不到的是，闽国虽然弱小，貌似不堪一击，但以逸待劳，在汀州和漳州之间的山地，把从潮州孤军直入，不谙地形的刘，打得大败而返。这些兵事，对潮州都没有多大影响。北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派潘美带兵攻打南汉国，南汉主刘降，南汉灭，潮州归宋。这本来是天大的事，但潮州也是风平浪静，老百姓依然每天过着日子，读书的读书，营市的营市，好像与己无关。反倒是灾害异象，闪电裂天，炸雷震耳，能让人心头一凛。

北宋至道二年（996）八月，潮州飓风。这是有史以来，所记载的最大的一次风灾，房舍坚固的州廨营寨，都被刮坏了，民房倒塌，更是不计其数。这一次灾痕，一直持续到三年后。北宋咸平二年（999），开封府推官陈尧佐，因直言获罪，被贬为潮州通判。陈尧佐的不幸，倒是潮州的大幸。

这一年，郡守于九流，正忙于消除至道飓风的遗害，陈尧佐的到来，如虎添翼。他们合计，把在西郊被风灾摧坏的孔庙，迁到金山麓州治之前，重新修建，并在此招生办学。不久，于九流调任，郡守缺位，新庙碑的撰、刻事宜，遂由陈尧佐主持。陈尧佐又倡议，在新建的孔庙正室东厢，辟建韩吏部祠，纪念韩愈。为此，陈尧佐又撰写了《招韩文公文》，公开为韩愈祝祭、招魂，其情之切，其词之哀，其文思之奇崛，其气概之充沛，令人听之闻之，精神一振。韩文公祠的设立，亦开创了潮州立祠纪念名贤的先例。

“选潮民秀者劝以学”，是陈尧佐摄潮时的一个举措。后来，他到了开封，当北宋的宰相，仍然不忘关注潮州的士风、学风、民风。潮州举子王生赴京赶考，中得进士，向昔日的恩师谢辞，陈尧佐欣然赋诗送行：

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

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

即使离开潮州已经很多年且身在高位，陈尧佐依然念念不忘开导、鼓励昔日这个常常叹息住在僻壤远荒的学生。潮州有一个主簿李孜，到京城公干完毕，向陈尧佐拜辞，也得到他的赠别、勉励：“潮阳山水东南奇，鱼盐城郭民熙熙。当时为撰元圣碑，而今风俗邹鲁为。”这种将潮州称作“海滨邹鲁”的褒扬、激励，很提振士气、民心。

这种社会风气，使潮州士人充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当年，居住在城门边上的士子钟平仲，家境不佳，仅是聊以卒岁，仍依然保持情操，勤学苦学，不随流俗，不改初衷。“暝阴滋蠹蚀，飞屑落几案。炎蒸郁不通，挥扇尚流汗。弦诵不辍音，学海穷弥漫。……闻此心恻然，不觉潜浩叹。六镮聊助君，鹭股难广献。聊欲分子忧，使免频勾唤。知子谓子贫，不知谓矜慢……”

钟平仲文章星斗，胸藏璀璨，却穷困潦倒，度日为艰，居住阴闭，仍弦诵不辍。在官学扩张，学子乐捐的时候，他更觉得愁忧窘瘔。

英宗朝进士、陷入元佑党争漩涡的元祐党人郑侠，用一首叙事五言古风《六镮助潮士钟平仲纳官辄辞，赠以诗》，把钟平仲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的修为，告知天下，使天下人知道了潮士的这种苦学精神。郑侠古道热肠，自己景况不好，犹如鹭腿上割肉，虽少无多，也欲小小资助钟平仲一下。世常说文人相轻，其实以偏概全，文人相亲，更是常态，更加动人。“子犹重辞让，揖拜如战汗。急取慎勿辞，六鐶如六万”。钟平仲的婉谢不收，和郑侠的善意劝说，钱微义重，六鐶如六万，读来令人感喟。

许多潮州女子，不管身世家况好坏，亦能督促家人读书向上。北宋末年，海阳县有一个叫翁真姑的女子，十六岁的时候，父母双亡，遗留下她和一个年齿尚幼的弟弟翁舆权。宗族里有歹毒小人，一直心存企图，欲抱走舆权，以谋翁家的遗产。这件事被真姑察觉了，她不声不响，带着弟弟，迁徙到安全妥当的地方，自己终身不嫁，而把弟弟抚养教育成人。后来，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翁舆权中了进士，授真阳县主簿。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翁真姑“年十六丧父，弟舆权孤幼，族人阴欲谋弟以利其产。真姑知之，携弟窜他方抚教，自誓不嫁。后，弟登进士第，主真阳簿。”

在读书问题上，万千士子和家人这样的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始终不渝，使宋代的潮州，出现了第一个科举的黄金时期。乾隆《潮州府志·选举表》载，宋代潮州，共考中进士172名。其中北宋，即有63名。

潮州士子的接连出彩，也与科举制度的革故鼎新有关。北宋初，依然是沿袭隋、唐诗赋取士的做法；自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已兼以策论升降天下士；后庆历年间（1041—1048），又改“考较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仁宗朝，策论的地位，已在词赋之上。神宗熙宁年间，则罢诗赋、帖经、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这是北宋科考方法的第三次比较重要的改革。取士不问家世，录取增广名额，专考策论大义，这三次改革，都对潮州大为有利。

作为官场的实用文体，策论，是拟写奏议的主要体裁，是阐发儒学义理、齐家治国之道，经世致用文章载体，其内容，大多激讦肆意，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而专以策论取士，完全激发了士子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像范仲淹那样，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潮州士子能够纷纷登场，慷慨激昂，也与一个人分不开。《宋史·刘筠传》云：“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这位三次涉足翰林院，又三次担任贡举主考官的刘筠，真乃独具慧眼。他第一次担任主考，是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第二次、第三次是天圣二年（1024）和天圣五年（1027）。在此之前，潮州只出过谢言、林从周、许申3名进士，而大中祥符八年（1015），潮州林冀、林成同登二甲，天圣五年（1027），又有黄程、林巽双双告捷。在刘筠主考的这三次科考中，岭南登第者，只有15人，而潮州一地，竟占了四分之一强。或许，潮州士人，原来就有感慨激昂、不计得失、纵论天下大事的风气，诗赋并非所长，而一遇策论取士，便纷纷一展抱负。

嘉靖《潮州府志·人物志》记载，黄程在未赴举之前，曾经结庐在西湖山读书，他和许申、林从周，都是陈尧佐引以为傲的学生。陈尧佐自潮州升迁回开封，想带着黄程一起走，好给予指教、照拂，黄程辞谢不受，推让给了同宿舍的同学。虽然布衣之身，而不苟且邀恩，推惠予人，于逊让中，透出满满的自信。

《舆地纪胜》也有记载，陈希伋在就读太学的时候，“荐太学生马锡有文武才，乞加擢用。上奇之曰：‘白衣而能进人于天子，自古未有。’锡后立功，人以希伋为知人”。 “上奇之曰”那个“上”，就是宋哲宗赵煦。元祐六年（1091），陈希伋举经明行修科，登了进士，那时，赐第者364人，希伋得了第一名。

比陈希伋早80余年的许申，也曾擢第一。许申年轻时，文论晓畅，才识卓具，深得陈尧佐赏识。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被举荐应贤良方正科，登第，适逢真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规定凡科考者皆须献赋以择优，许申献的赋颂，在众多献赋者中，获选第一名，是为该榜的榜首。

在人们的印象中，读书人似乎都是之乎者也，多乎哉，不多也。那只是一种戏谑、调侃，开玩笑而已，千万不可当真。北宋皇祐四年（1052），四月，侬智高反宋，五月，破邕州，自立为大南国。仅一个月的时间里，侬智高势如劈竹，连克广西、广东9个郡，围困广州50多日，广州城危在旦夕。奏折频仍，令朝廷极为震惊。宋仁宗命枢秘院副使狄青为征南节度使，任杨文广为先锋，统率20万大军，南下平叛。

六月初二，韶州（今韶关）人余靖，于丧次被紧急启用为潭州（今长沙）知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使命就是阻止侬智高北上。在赴任途中，余靖又接到朝廷命令，改任桂州（今桂林）知州兼广南西路安抚使。朝令夕改，可见军情之急。七月丙午，余靖再接命令，经制广南东、西路贼盗，统一指挥两广平叛。

这是仁宗丙戌科状元、左司谏贾黯给宋仁宗的建议。贾黯指出，只让余靖专制西路，若侬智高向东，则非余靖所统率，不能发号施令，不如东路、西路，一并交付余靖经制。贾黯还建议，允许余靖便宜从事。仁宗听从了贾黯所言。

潮州人卢侗，这个时候，被余靖招为军中机宜。“机宜”，有时候也称“宜文字”、“机宜文字”，是宋朝军职差遣，也是统帅的亲近幕僚，负责与军事有关的机密事件，包括拟写奏折、参谋军机、带兵打仗。机宜准许统帅辟举亲属至好充任，如岳飞就让儿子岳云，担任自己的机宜，军中诸将，皆称：岳机宜。余靖让卢侗担任机宜，也是对卢侗的特别信任和对卢侗能力的信赖。

说起来，余靖与潮州，千般有情万般有缘。余靖的父亲余庆，北宋景德二年（1005）进士，任翁源县主簿，后任海阳县知县，升潮州长史。

余庆在任海阳县知县时，与海阳人、广南东路转运副使林从周关系特好。14岁那一年，余靖随父亲赴潮州，林从周见之甚喜欢，遂以次女许之，并资助余靖到杭州读书。北宋天禧元年（1017），余庆以年迈，请求回韶州任职，获准迁韶州学政。这一年的冬天，余靖从杭州回家省亲，刚好海阳人许申，任韶州知军州事，对余靖的天资好学，赞赏有加，这是余靖初受知于许申。而让余靖意想不到的是，许申的长子许因，娶的是林从周的长女。天禧二年（1018），余靖与林从周的次女完婚，时余靖19岁。

北宋宝元三年（1040），余靖的长子余伯庄出任海阳县主簿，举家迁潮，落籍潮州。次年夏，余靖在韶州为母守制的第三年，专程到潮州拜谒林从周墓，并看望长子一家。就在这一年，结庐读书于西湖山，与诸生博习经术、激扬文字、纵论古今的19岁学子卢侗，拜识了20岁出头的海阳县主簿余伯庄的父亲余靖。光阴荏苒，到余靖辟举机宜，卢侗这时已年满30，以乡贡身份，五应乡荐，尚未出仕。现在，这个军职差遣，是对卢侗的一种眷顾、一种知遇，也是让他一展抱负。

侬智高的战事，依然吃紧，北边的杨畋，数战皆墨，损兵折将，节节败退。好在余靖，胸有雄兵，指挥若定。七月丙午刚统辖两广兵事，七月壬戌，就逼得侬智高手忙脚乱，首尾不能相顾，不得已自行解广州之围，撤兵西还以自保。司马光《涑水记闻》云：“七月丙午，以余靖经制广南东西路贼盗，壬戌，智高解广州围西还，攻贺州不克”。皇祐五年（1053）元宵，狄青、杨文广、余靖合兵，于归仁铺大败侬智高，一举平定叛乱。

位卑未敢忘忧国。以一介书生之身，参加平定侬智高的叛乱，这对很多读书人来说，是想不到也很难做到的。似这样的阅历，对于潮州的士林，对于卢侗的人生，都大有裨益。就在平定侬叛的这一年，卢侗举贤良茂才科，以特奏名出仕，而后拜国子监直讲、太子中舍，青云直上，成为了潮州八贤之一。

南宋初年，潮州的士林，发生了一件令人振奋不已的大事，这件事，对以后潮州学子的影响，持续不断，经久不息。建炎二年（1128），潮州海阳的士子，仿佛春桃绽放，纷纷报名参加科考，那种踊跃，前所未有。这一年，全县考中进士9人，龟湖汤头（今归湖金光村）人王大宝，考中第一甲第二名，成为了有宋一代，岭南唯一的一位榜眼。同榜的8人为：杨谭、吴廷宝、魏思问、陈辑、郑焕、王良弼、方可、张毂。一榜9个人，放到哪个州府，都是声响巨大，不得了的。有一次，孝宗皇帝好奇，特地问起王大宝：“潮风俗如何？”王大宝回答：“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这事《永乐大典·风俗形胜》和《余崇龟文集》，都有记载。

王大宝曾充任崇政殿说书，专门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史书上载，有一次，仁宗皇帝和宰相交流，仁宗言：“朕每次令讲读官敷经义于前，未曾令有讳避。近讲《诗·国风》，多刺讥乱世之事，殊得以为鉴戒。”可知宋代国学教官，与皇帝、太子的讲读官，都必然是通经致用之士，非如此，不足以孚众望、尽教职。

王大宝之前，还有潮州人吴复古之父宗统，历官翰林院侍讲；吴复古庶兄厝，官至皇宫教授；黄程，官至太子中舍；卢侗，授国子监直讲、太子中舍。可见北宋一朝，潮士之选膺教职、充任讲读官者，不在少数。有人以此开过玩笑，大意是，说这种鸟语一样的方言，也在为皇帝、太子和太学那些学生，讲经讲课，圣上和太学，会不会以为是天外仙音，袅袅悦耳？也有人赞之曰：“以惯操方言之远州文士，而能屡获清誉显位，潮士通经致用的水准，可见一斑。”

科举之事，其实也如天上风云，变数颇大，由不得人。大宝在会试的时候，深得主考官的赏识，以第一名呈报。适逢宋高宗驾幸维扬（今扬州），故殿试时，高宗将会试第二名、维扬人李昂，擢于榜首，王大宝屈居第二。这是宋高宗即位后，第一次科考，史称“龙飞榜”。王大宝对此，既感荣耀，又不无遗憾，他自己有诗云：“对策丹墀中上游，天颜抚喻逊龙头。”

这样说来，科考是个人能力、素质抱负、胸襟境界，也蕴藏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海阳隆津都（今龙湖寨内）姚宏中，运气比王大宝，又要差那么一点点。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姚宏中科考会试，获得礼部主考官刘爚的赏识，取第一名。殿试的时候，官家读卷，认为姚宏中策论披肝沥胆，切中时弊，直言不讳，然牛犊初生，不知婉转，触犯忌讳，故意压之为第三名。这也是有宋一代，岭南唯一的一位探花。

姚宏中以殿试第三名进士及第，却没有立即被朝廷起用，他只能憋屈独处，索居离群，寄寓于临安候职，整整一年。后补授静江（今桂林）教授，还未赴任，便已去世，年二十九。《宋元学案》载：“姚宏中，宋潮州海阳人，字安道。宁宗嘉定间进士。调静江教授。自师友讲学外，端居一室。性狷介不苟，从乡前辈游，得濂、洛诸书读之，玩索精微，意度超然，若不屑于世者。”《广东通志》，有更详细的记载：

姚宏中，字安道，海阳人。嘉定七年试，礼部刘爚同知贡举，喜其文，瞻核擢第一。奏对切直，触时弊，抑置第三。居都城几一年，门无杂宾；归，即端居一室，嗜学有加焉。调静江教授未赴，卒年二十九。

宏中天资颖悟，志务远大，嘗得濂、洛诸书，读之曰：“道在是矣。”研精索微，意度超然，不屑一世(www.xing528.com)

姚宏中虽然未有政绩，但惟其特殊，给岭南的科举史，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笔。

和姚宏中一样，也有一个寂寞的人，在潮州静静地谪居。这个人，是高宗朝宰相赵鼎。赵鼎原本是宋高宗倚重之人，史誉为南宋中兴贤相之首，其用人、务政、使兵，多有卓见，几乎每一次条陈，都会得到高宗的纳许。奈何在对待金国的问题上，赵鼎主战抗金，与主和投降的秦桧，激烈较量，政见相左，已成水火。绍兴八年（1138）十月，赵鼎被秦桧构陷罢相，贬谪于兴化军（今福建莆田），安置漳州。绍兴十年（1140），又再降为清远军节度副使（今广西融水），安置潮州。

赵鼎在潮州5年，闭门谢客，不谈时事，无人知晓他此时的心情。史载：“杜门谢客，时事不挂口”，自号“得全居士”。然潮州人记得他，他遭遇靖康之变，经历二帝被掳，写于靖康二年，也即建炎元年（1127）的那阕感怀伤时、眺望北土家山的《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征江口作》，在潮州士子、绅民、读书人手中、口中，依然在传抄、吟诵：

惨结秋阴，西风送、霏霏雨湿。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

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

他的《如梦令·建康作》“烟雨满江风细，江上危楼独倚。歌罢楚云空，楼下依前流水。迢递，迢递。目送孤鸿千里”。《鹧鸪天·建康上元作》“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凉地，记得当年全盛时。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分明一觉华胥梦，回首东风泪满衣”。还有当下，他在潮州谪居所作的七律《清明寒食》：“寂寂柴门村落里，也教插柳记年华。禁烟不到粤人国，上冢亦携庞老家。汉寝唐陵无麦饭，山溪野径有梨花。一樽径藉青苔卧，莫管城头奏暮笳。”……这些赵鼎的片文只字，心迹余绪，潮州人宝贝得很，有时候，还会三两相约，到他谪居的厝边檐下，吹箫伴读，慰藉孤寂。

后来，潮州人在府治前新街英聚巷尾竖的“十相留声”坊，也满怀敬意地镌上他的英名。

绍兴十五年（1145），御史中丞詹大方，又诬蔑他受贿，嘱令潮州知州，把他移置到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赵鼎上谢表，其中云：“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 秦桧看后，恨恨曰：“此老倔强犹昔。”

赵鼎在吉阳军三年，隐居深处，任海风惊涛，凭烈日酷暑，门下故吏，都不敢鱼书问候，只有广西主将张宗元，时不时送一些醪米。秦桧知道后，命吉阳军每月开具其存亡申报。赵鼎也劳人告知他的儿子赵汾，言秦桧存心杀我，我死了，你们方免忧患，不然，祸及一家。这时，他自撰墓志铭，内有句：“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遗言嘱咐他的儿子请求归葬，便决然绝食而死，是为绍兴十七年（1147）八月二十日。

建炎之初，位于潮州城北的贡院，毁于兵燹。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直未有整修，荒在那里。每次贡举比试，只好借用寺院庙宇作为考场。而且，差不多有20年出头的时间，未有一处相对固定的场所，有时借用这所寺院，有时又借用那座庙宇。《三阳志·贡院》谓之：“试进士以来，辟贡院于城北之五里。建炎间，火于草寇。每逢宾兴，旋棘浮图居，为旬月计。历七八诏，迄无定所。”

也许，那时的州府，把钱银用到更加紧要的地方，这些目前尚能得过且过的，不属人命关天的，就先缓一缓，放一放。这样，好多重大节庆、盛典礼仪、祭天祀地之类，也因为官方场地过于破旧颓陋，典礼时出其不意的，就会有沙粒灰土从架上掉落，妨碍观瞻，扰人心灵，于是时常到寺院那里借用场地。《三阳志·坛场》就有描述宋代潮州各个坛场的记载：“郡之社稷坛，实处城南厢三阳门外之西。而风、雷、雨师坛，旧各在郡一方。坛惟凸土，门坛阙然。当其礼时，潵泥泥淖，则寓于浮图氏之舍”。

贡院的院舍还未修复，南宋绍兴三年（1133）正月，以南康郡虔州陈颙为首的农民军，一拥而来，围攻潮州城。他们兴高采烈，乘兴而来，以为唾手可得，孰料久攻不下，只得悻悻退兵。二月，海盗黎盛扰犯潮州。这一伙才是真正的恶人。他们采取火烧策略，在城外纵火烧毁民房、学舍，又流矢火箭，轮番狂射城内，一刻不停，其势之猛，其炽之烈，让城内官兵，抵敌不住。海阳乡绅，急招募民兵配合，城内商户居民，也出来捐资捐物，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拉锯，海盗无计，才悉数退尽。

缓过一口气来的潮州人，又开始考量如何修复家园。好多人的家族，都是从战火离乱的北方迁徙过来，并非少不经事，并非井底之蛙，应对这种局面，都能淡定平静，不悲不愠。一番柳暗花明，燕子筑巢，桃符更新，潮州城又生机勃勃，鲜活起来。

民间自我疗伤，如此出色，官府这时也忙碌起来。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知潮州军州事徐璋，在城东北（今上水门街）建州学宫。州学宫背靠金山，东濒大江，西接官街，南望生民热闹的街市辐辏，又接近太平桥头，山水形胜，动静皆宜。这个地点，真乃百里挑一。海阳县学宫，也附在州学宫旁边，一同兴建。

不久，海阳县令陈坦，也觅到一处好风水，他把海阳县学宫，从潮州州学宫里搬出来，迁到了潮州城中心的制锦坊（今文星路、昌黎路交界）。多了一处学宫，多了一处黉学，生民心花怒放，莫不拍手称道。贡院却要到绍兴二十年（1150），才重新修建。这次重建，反映殊好，远播四方，连大名鼎鼎的王十朋，都用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韵，赋诗《曾潮州万顷增辟贡院，以元夕落成，寄诗次韵》赞曰：

韩公来自九重天，再见潮阳吏部贤。

唾手渠渠蜚夏屋，挥毫混混写源泉。

丹霄有月逢三五，圣世生才协半千。

太守落成应有语，立朝名节看儒先。

离贡院不远处，也有一处好光景。绍兴三十年（1160），知潮州军州事傅自修，在城北离贡院不远的韩江边，兴建凤水驿。这是潮州最早的一座旅馆，规模颇大，设施亦好，山水依依，远近闻名。凤水驿是水驿官船、陆驿轿马的水陆码头，驿馆里栽种石榴、龙眼、白玉兰、细叶榕，也有灌生的茉莉、杜鹃、山茶，还有忍冬和紫藤。青岚和伍全的黄蜡石，也拣大的形好的，竖在驿馆的前天井、后庭院。“凤水驿”三个字，还请名家，用“石门” 味道的汉隶写额，整座驿馆，古色古香，又潮味十足。驿馆落成之后，傅自修一时高兴，还曾赋诗：“叠翠亭前秋水深，思韩亭下木成林。一生不得文章力，且向潮阳度岁阴”。

修了贡院，建了驿馆，人们又开始盖韩庙。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郡守丁允元主持在韩山古揭阳楼遗址，新盖韩文公庙，把原来在城南蔡陇的韩文公庙，迁往韩山新址，并把赵德、陈尧佐作为配祀，题匾“忠祐庙”。这一次迁建，成就了韩文公庙的规模、定制，从此，历1000余年至今，无论面对何种风云，时局如何变幻，韩文公庙都安之若素，不动如山，独标风致。

揭阳楼也是来历颇著，斯楼原来是韩愈刺潮时，在双旌山（今韩山）建的，且手栽两棵橡树。尔后，韩愈得暇，常常轻车简从，一舟渡江，登揭阳楼，西望潮州，一舒胸臆，吐纳襟怀。《三阳图志》载曰：“以溪东之山，乃韩公登览之地，手植木在焉。昌黎手植橡木，他山所无，土人呼为韩木。”而今，韩文公庙迁址到韩愈喜欢的地方，也是韩愈有灵，得其所哉。

韩文公庙徙后，蔡陇的旧址，也不会让它闲着。南宋淳祐三年（1243），知潮州军州事郑良臣，就在这个地方，建起了潮州的第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当其时，韩山书院的规模颇大，头进门而入，穿过大天井，二进门对中，是巍峨高耸的讲堂，讲堂的门口，门匾高挂——“城南书庄”，这是书院山长、堂长、学生讲学、听课、作业的地方。讲堂后面，隔着后天井，又有一进祠堂，祠堂的门匾，悬挂“泰山北斗”，这是书院诸生祭祀、拜谒先贤韩愈的所在。祠堂的一侧，还有论堂，论堂一样宏大宽敞，门匾挂着“宗道”。宋末林希逸撰《潮州重修韩山书院记》，载曰：

韩山书院，余闻之旧矣。咸淳五年（1269）夏季，有以三阳士友之书来溪上，曰：“韩山，文公故庙址也。前使君郑公良臣筑室于斯，扁其三门曰‘城南书庄’，论堂曰‘宗道’，祠室曰‘泰山北斗’。文公居中，天水赵公左，濂溪、槎溪二公右。两庑四斋，职员十，生徒倍。食之以田，则郑公所拨，陈公圭买之。自淳祐癸卯（1243）迄今，未三十年……”

这是林希逸在韩山书院建成26年后，所撰写的一篇重修书院记。宋元时期，韩山书院在东南地区地位颇高。元人姚然在《重建元公书院记》里，曾赞曰：“潮为广左甲郡，文物亦诸郡甲。在昔学宫雄伟，韩山书院亦然。”当时，韩山书院影响所及，令整个广南东路，纷纷创办书院。

同时期广东路各州书院，如广州的番山书院，始建于淳祐四年（1244）；韶州的相江书院，始建于淳祐七年（1247）；惠州的丰湖书院，始建于宝祐二年（1254）。这些从祠堂发展起来的正式书院，都后创于韩山书院，可见，韩山书院，是南宋理宗朝提倡书院以降，广东首所官办的书院。

后来，韩山书院搬到城内西南，又搬到韩山西麓，其传统的书院教育，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才改为新式的惠潮嘉师范学堂。民国元年（1912），惠潮嘉师范学堂改名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民国二十四年（1935），再改名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今则名为韩山师范学院。如此脉络清晰、源远流长，国内的书院，难出其右。

光绪二十八年（1902），韩山书院有一个学子邹鲁，后来成了中山大学的首任校长。民国十六年（1927），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有一个学子陈唯实，后来成了华南师范学院的首任院长。

南宋淳祐九年（1249），知潮州军州事周梅叟，为了纪念他的先祖、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州城太平桥东的隆文坊旁边（今上水门街西侧），创建了元公书院。因为是郡守创建，又是纪念到过潮州的理学先贤，于公于私，胥民都鼎力相助。书院紧靠着州学的西面，割用了州学教授治学处所的一半建成，工程由州学直学许希闵主持，规模与韩山书院一样。

在琅琅书声之中，一晃眼就过了5年。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郡守陈炜，眼看着书院的祠堂过于狭窄，又逼近州治行衙，容纳不下前来祭祀行礼的师生，就倡议，对书院进行拓宽。几经修缮之后，书院拥有祠堂5间、讲堂3间，两旁分列4所斋舍。这种书院、州学比肩而立，又紧挨着州治的格局， 全国仅有。

元至顺二年（1331），潮州路总管王元恭，在修整韩山书院的同时，目睹元公书院门前埕口，被民居挤占、搭建，污秽杂乱，不堪入目，有亵渎圣贤之嫌，就立即进行清理，拆迁安置强占的民房，用粉墙把书院围起来，又改造两廊，装饰正堂，使之门庭焕彩，美轮美奂。

林希逸的《潮州海阳县京山书舍记》，载有南宋咸淳四年（1268），潮州进士胡申甫创办的私立书院——京山书院（舍）。京山书院虽为私家独创，却格局严整，规模宏大，配置完备，一点都不比官办书院差。林希逸赞之：“京山之名，媲美衡鹿。” 这恐怕是作者的一种溢美之辞吧，比之衡阳的石鼓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自叹弗如，才是正经。

像这种书院和州学、县学双轨并行，相互协进，的的确确使民风趋淳、文风蔚然，读书风气蔚起。史书记载，宋元以降，至明清全盛时期，潮州有大小书院91所，加上府学、县学，读书人和生员，数目大为可观。

进入宋代，儒学风起，孔孟之道，更加炽热。尊孔祭孔，成了生员、学子的必修课。当时，潮州登第出仕的人不少，且都“仕皆倡琴瑟，重乐以治民”。风气使然，潮州的文人学士，不但崇礼重乐，而且推而及之，用以冶民治民。海滨邹鲁、礼仪之邦，这等称誉，并非谬赞，而是其来有自。《三阳志·学校》详详细细地记载了潮州宣圣庙大成乐的吹奏场面。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代摄郡守的教授谢明之，重修了供奉孔子的宣圣庙大成殿。依礼数，每年二月的仲春、八月的仲秋，这两个上旬的丁日，便要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史称“丁祭”。重修大成殿，便是应丁祭之需。按照要求，祭祀之时，执礼之人，还必须毕恭毕敬，配奏一套完整的大成乐。奈何北宋末年，受战火影响，所有的乐器，沦胥无遗，奏乐的设备，也焚毁殆尽，一拖12年，也没去修整完备。

为了恢复原来的程式规矩，使旧制如仪，教授林霆，慨然而起，考古制，按音律，修旧补缺。一番废寝忘食，几多翻箱倒柜，全套被荒废多时的大成乐，包括曲谱、颂词，终于悉数整理完毕。自此，每逢课余、空暇，他便更衣、沐手，领着诸生，练唱演习。

很快，就到了丁祭日，一众士子，衣冠楚楚，按部就班，鱼贯而出，执器登歌。迎神、送神，奏《凝安》、《安宁》曲；奠币时，奏《明安》曲；供神酌献时，奏《成安》曲，《成安》曲一共有3首，曲不同而名相同，须3首全部奏出；升殿、降殿，都奏《同安》曲；第二次献爵，称“亚献”，亚献过程及至终结，皆奏《文安》曲。礼唱、奏乐所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琴自一弦至九弦共10张，还有笙、竽、排箫等等，队列井然，颇为壮观。史书称，这使“孔堂丝竹，幸有遗音；至今二丁祀，得以备他郡所无者”。

行丁祭时，由哪些人负责吹奏敲击，也有过一番挑剔沿革。潮州大成乐，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颁降的，为了表示对孔子的钦敬有加，就连奏乐的人，也必须严格挑选，一律由精通器乐音韵的士子担任。还郑重其事地，将有关的礼制事宜，刻于原道堂西边的梁上。后来是因为岁月侵久，才导致的失传。

淳熙六年（1179）之后，郡守朱江，把士子换成了乐工，来专司演奏，人们也习以为常，施礼如仪，诵唱如昔。到了绍定元年（1228），郡守孙叔谨，在谢明之、林霆复兴的基础上，正式设置雅乐校正1员，并拿出家藏的大常乐章，来对大成乐进行校正。但担任奏乐的人员，仍然用的是乐工。

一直到了宝祐六年（1258），洞晓音律的郡守林世光，在丁祭前1个月，也出示了家藏删定的手泽本乐章，明确告知下属，复兴礼乐，是冑子之教，“用伶人（乐工）非所以祀先圣”。于是，命郡博士赵崇郛与诸生读习。当时，登歌奏乐者，共34人，音谱，则刻石立于大成殿内。此外，还专门置田入学，作为司乐生员的廪给费。被选中来进行司乐的，奖酬格外丰厚，作为旌表鼓舞。

乐手的选定、乐队的培训，林世光都亲临指点，发现不及，一一纠正，一丝不苟，不使马虎。如此，司乐的士子，乐理音律、演奏技巧，益增其能。这一年丁祭之日，奏乐诸生，“冠佩济济，雅颂洋洋，高下疾徐，抑扬中度。删定之遗响，复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