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太平桥：古代最早的浮桥之一

潮州的出名，细究起来，其实与一座桥有关。古代中国，大江大河之上，一直未能架设桥梁，即使是交通要冲，咽喉之地，连省跨境，桥梁也是渺无踪迹。可以说，一座桥的出名，一赖年代久远，二赖作用巨大，三赖形体魁伟，四赖与众不同，五赖有口皆碑，缺一不可。《永乐大典》曾经引述前人关于在韩江上建桥造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其云：“由东入广者，至潮，有一江之阻。水落沙平，一苇可航；雨积江涨，则波急而岸远。老于操舟者且自恐，阅一日不能四五济，来往者两病之”。

南宋的首都临安，号令两广，通商南方，调剂物产，遣派人员，多从福建进入广东。南宋潮州的历任州官，也多从福建入潮，“至潮，有一江之阻”，让他们皆有江上架桥之迫切愿望，奈何江阔流急，波浪滔天，常常感到无从下手。

有人指出，潮州早有造石墩石梁桥的历史。据《三阳志》载，在北宋至和元年（1054）之前，潮州已在州治子城南门，建有四墩三孔的太平桥，其长约25.5米，宽14米多，高5米多，墩为船形墩或分水尖桥墩。这种桥墩，厚而且重，不畏激流，颇适用于深水和多雨地区。石梁长近8米，宽0.7米，厚0.5米。这桥立在州治前面，造型特别精致讲究，望柱八角，栏板浮凸雕刻，花纹高古，简而不素，朴而不粗。桥南桥北，立有四座石塔，塔身不高，仅比望柱高过些许，大概是麻石雕琢，塔顶外伸，大于塔身，恰似伞面，典雅悦目。这塔，其实是装饰用的，有变化烘托，有对比反衬，可使桥不显得呆板凝滞、单调乏味。正如《三阳志》所云：“桥之四维，旧有四塔，外疏两渠，中为官街”。到了光绪年间，《海阳县志》仍载：“太平桥，在大街。自上水门引韩江水，历桥而西，绕县治”。可惜，到了清末，桥已被商铺包围了。此后，随着社会发展，街道翻新修建，太平桥被便湮没了。

不单太平桥，宋代，潮州还建了许多桥。南宋绍兴八年（1138），海阳县登荣都（今潮安凤塘镇）乡民翁元，率众建了一座李浦桥，桥长42米，宽2.5米，六墩五孔，且桥墩都砌为梭子形，易于过水分流。后来，因此桥地处海阳、揭阳交界，是潮州通往省城广州的必经之路，过了此桥便是鹏程万里，故改称万里桥。这是潮州城外。其时，潮州城内，也建有许多桥，如：去思桥、西门桥、北门桥、新路桥、湖头桥、新溪桥、南濠桥、瓮门桥……可见，到了南宋，潮州人已经积累了很多建造石桥的经验。

南宋乾道七年（1171），郡守曾汪甫一到任，看到别人束手无策，居然想他人之所未想。他从别人一直在梁桥中兜圈圈的思维里踱出来，异想天开地想出，在江中矗一石洲，两头再“编画鹢而虹之”。“画鹢”，是船的别称，《淮南子·本经训》曰：“龙舟鹢首，浮吹为娱”。高诱注释：“鹢，大鸟也。画其像著船头，故曰鹢首。”“编画鹢而虹之”，就是编织大船做浮桥。“虹之”，就是建曲浮桥。史书有载，浮桥受流水冲击，向下弯曲，自然就形成了曲浮桥。

郡守登高一呼，万众其应如响，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1800尺宽的江面中央，便巍然矗立起一个长宽各50尺、南北向皆成锐角的梭形石洲，然后，各沿西、东，系以大船，总共有86艘之多。这样，昔日水既深且流遄急、裹凶险如潜暗杀之地，就成了通达东西的大道坦途。桥落成之日，官民人等，莫不欣喜若狂。曾汪也是难抑兴奋，为桥命名“康济桥”，并濡笔蘸墨，一气呵成，挥就一篇载入《永乐大典》的《康济桥记》，其云：

金山崒嵂，俯瞰洪流。悍鳄曩时吝以为居。自昌黎刺史咄嗟之后，一害去矣。江势蜿蜒，飙横浪激，时多覆溺之患。循抵中流，势若微杀。往来冠屦，踵蹑肩摩，轻舸短楫，过者寒心。佥欲编画鹢而虹之，几阅星霜，未遑斯举。适时与事会，龟谋协从，一倡而应之者如响。江面一千八百尺，中蟠石洲，广五十尺，而长如之，复加锐焉。为舟八十有六，亘以为梁。昔日风波险阻之地，今化康庄矣。偿资钱二十万。户掾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从人欲也。乾道七年六月己酉始经之，落成于九月庚辰。是日也，霜降水收，为之合乐，以宴宾僚。坦履之始，人胥怿云。郡守长乐曾汪书。

史载，曾汪者，侯官（今福州西部和闽侯县西北一带）人，南宋绍兴五年（1135）进士，乾道六年至七年（1170—1171），任潮州郡守。《三阳志》中，多载其善政，谓其看到以前州县官，搜刮民财作为高宗生日“天申节”的进奉银，曾汪则找出理由，曰“本州岁计钱，经行发”，以此而罢去糜费，不再向百姓征敛；又谓其时潮州贡院狭促，不足以纳郡士科考，曾汪迅即增辟巨室，修葺一新，为考校场地。

最令时人感动者，乃科期到了，潮州举子结伴赴京赶考，曾汪发自内心，作《送举人》一首，寄以厚望。诗曰：

乐作疑游太古庭，韩门今喜见诸生。

千间厦敞摅雄思，万里桥成助去程。

玉醑杯深乡意重，银蟾宫近客身轻。

前人已有惊人举，更听传胪第一声。

曾汪建的这种浮桥，在上古之时，有另外的名称：“桥航”、“浮航”、“浮桁”。一般能浮于水上而承载重物者，古人都可以信手拈来，用以搭架浮桥。于是在西北如革囊、皮筏，在多数地区如竹排、木筏、大小船只，甚至酒瓮、门板、苇竹，都曾被用来制作浮桥。

不过，曾汪的浮桥，已经加入了很多创意，与古人不同。像抛石砌洲，这是前无古人。迄今已知最早的浮桥，乃公元前1229年，周文王娶妻迎亲之时，在陕西渭水之上，用木船架设的浮桥。那时鼓乐喧天，笙竽齐鸣，蜿蜒十里，声动河汉。264年之后，他的五世孙周穆王，挥师江南，抵临九江、长江之际，用革囊、浑脱，搭架起气势恢宏的军用浮桥，渡过了数万龙虎之师。其时桥上脚步咚咚，桥下水波涟涟，旌旗鼓角，皮甲藤盔，队列随浮桥摆动，旗鼓合水波起伏，别有一番扣人心弦。

曾汪与古人的不同，还在于古人浮桥用过之后，随之拆除。只有偶然的个别例外，像战国时，秦昭襄王在今山西永济搭架的蒲津浮桥，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元代。曾汪的建桥，简则简矣，却是一声号角，一次带头，一个开始，一出序幕。继曾汪之后，造桥成了民心、官心所向，在57年时间里，先后有9位州官主持，在韩江河道上，承前启后，前赴后继，携手造桥。

南宋淳熙元年（1174），夏六月，韩江骤发大水。突如其来的江水，排山倒海，溃流而下，其势汹汹，不可阻挡。修成还不到三年的康济桥，首当其冲，86艘桥舟，漂没过半，所剩的，亦多毁损。史载：“潦怒溢，自汀、赣、循、梅下，溃流奔突不可遏。啮缆飘舟，荡没者半，存者罅漏”。刚刚拓展城垣，建南门楼，匾“揭阳门”的常祎，面对如斯境况，自是当仁不让。人们大都以为，官袍在身的人，只会坐在公堂，高高在上，一帮衙役，叱咤帮声，烘托官威。其实谬矣。他们也会与一众父老官绅，促膝而坐，就事论事，细细商量。

这次常祎就晓喻在座：“利众者易兴，谋众者易成。是桥之建，千里一词。已成之功，可中尼耶？”大家听得明白，修桥造路，造福民生，这样的事情，容易得到民众的拥护赞成；康济桥的兴建，四面八方，都在交口称赞；那前人已经做成的事，能在吾侪这里中止吗？

常祎一番推心置腹，鼓动得在座者都坐不住了。拓展城垣，建揭阳门，那种大手笔、大气魄，在座还都历历在目，现在这种谋众、利众的盛举，谁会甘心落于人后呢？于是估算费用，节俭开支，又捐出俸禄充作修桥经费。郡守如此带头，潮州上下，敢不纷纷响应？

已升任转运使的曾汪，闻知此事，大为高兴，他将其造桥的所有心得，悉数传授给常祎，并特意加入到谋划的行列，出主意，把过大的桥舟改小，把船头过于尖锐者改平，又拟出以钱雇工的若干措施。

举城合力，攻坚克难，又是经过繁忙的3个月，康济桥的桥舟，由原来的86艘，改为106艘，毁圮的桥道，又恢复成通途。那一段时间，康济桥两岸，常常灯火通明，连轴运转，日夜赶工，斧凿之声，不绝于耳，刨花之香，提神醒脑。常祎的公堂，也几乎搬到了江边，他常常到桥头梭巡、探望、慰问，这些举措，很温暖人心。城内的民众，百窑村的瓷工、窑工，也时时到桥头围观助兴，呐喊加油。

因为用度有数、杜绝浪费，工程尚有余资，常祎乃决定，在韩江西岸、康济桥西，辟建一座仰韩阁。经过一番赎地辟基，甃石捍溢之后，从十二月开始，到翌年二月，史载“隆栋修梁，重檐叠级，游玩览眺，遂甲于潮”的杰阁，便矗立在韩江边上，供往来者登临。常祎还请福建市舶使虞似良，为仰韩阁书匾。虞似良是名重一时的书家，他用汉初开创的那种烂漫无邪的古隶体，率性不拘又法度森严地写了“仰韩”两个擘窠大字。常祎还拨官田作为阁产，以为此后修缮专用。《永乐大典·桥道》，有文字记载了这座楼阁的伟岸丰姿：

东顾则闽岭横陈，西望则浰江直泻。南连沧海，弥漫而莫睹津涯；北想中原，慷慨而益增怀抱。势压滕王阁，雄吞庾亮楼。檐牙共斗柄争衡，砌玉与地轴接轸。树木张四时之锦，屋庐环万叠之鳞。溪流滉漾以摇空，山色回环而入座。登高寓目，足以豁羁客之愁；对景赋诗，庶几动骚人之兴。固一方之壮观已。

可惜，这么一座足与滕王阁、庾亮楼媲美，堪与黄鹤楼、鹳雀楼比肩的韩江名楼，竟于四年之后，南宋淳熙六年（1179），在一场大火之中，夷为平地。

此时，新任郡守朱江刚刚到位，他不忍仰韩阁成为废墟，即就原阁旧址，改建登瀛门，此处，就是后来的广济楼址。登瀛门的左掖，建三己亥堂，即己亥年、己亥月、己亥日，右掖，建南州奇观，皆为楼阁式杰构，眺山望月，临江吹风，美轮美奂。

此外，朱江还在大江之中，增建石洲两座，与曾汪建的石洲，合而为三，寓意海外三山。从江岸向江心增建桥墩，在桥墩上分别建亭，就是从朱江始。

这个诗意盎然的郡守，给潮州带来了另一种生命的气息，带来了一种打破常规的风气。城市有了艺术，城建有了巧思，那真是一个城市和市民的三生修来的缘分。三个石洲上的桥亭，朱江分别予以命名，东洲为冰壶，西洲称玉鉴，中洲直接叫小蓬莱。

就在工程告竣的第二年，淳熙八年（1181），大诗人、广东提举杨万里，率师平定海寇沈师之乱，来到潮州。当杨万里登上崇楼杰阁的南州奇观，眼前的江景，马上令他兴奋不已，他不假思索，诗句已喷涌而出：

海边楼阁海边山，云竹初收霁日寒。

看着南州奇观了，人间山水不须看。

玉壶冰底卧苍龙，海外三山堕眼中。

奇观揭名浑未是，只消题作小垂虹。

杨万里这是触景生情。苏州吴江上有垂虹桥，桥上亦有亭，杨万里曾在垂虹桥上的亭子试新茗、品鲈脍，何等痛快。而今，南州奇观，康济桥，康济桥……

杨万里有点情不自禁。

浮桥架设日久，渐渐地，一个回避不开的矛盾，显现出来。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106艘大船连缀一起，一字排开，就好像是锚链锁江，无形中把河道截断、掐死，顺水、逆流的船只，都无法通航。而韩江水道是繁忙的黄金水道，赣南、闽西、粤东北，终年有大批木排、竹筏以及货船，须顺江驶往下游或出海；溯江而上的货船，也日夜不停，不计其数。于是乎，浮梁与航运，便发生此前料想不到的冲突。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大难题，颇让执政者寝食难安。

其时，潮州通判、代行知军州事的王正公，意识到这是回避不了、绕不过去的坎，与其长痛绵绵，不如果断处置。他当断则断，毫不拖泥带水，直接就选择在靠近西岸的江面，增建一座桥墩，并在岸与桥墩之间，跨架巨木，做成梁桥，让船、筏在梁桥之下，通行无阻，自由往来。史载：“摄郡王正公，复增一洲，距西岸数步。上跨巨木，下通船筏。至是，始无冲突浮梁之虞。”

由此，康济桥便从单一、单纯的浮桥阶段，转而进入到浮桥与梁桥相结合的新阶段。王正公首倡梁桥，接下来的，是知潮州军州事丁允元。丁允元在史上一直传说是常州人，以忠谏贬谪潮州，但翻遍历代各种版本的常州志书，均没有丁允元科考和出仕的记载。后来，有学者从《漳州府志》和《龙溪县志》找到，丁允元是漳州人。《宋会要辑稿》也说了，丁允元仕途一路畅达，从宣孝郎、太府寺丞，到滁州通判，没有磕磕绊绊。淳熙十六年（1189），丁允元迁任潮州。大规模倡修梁桥的，就是他。“自西岸增四洲为八，亘以坚木，覆以华屋”。这样，从西岸往江心，便有八洲七孔。桥的模样，便也如女大十八变，芳容一新。

潮州人感恩，知道在那样的年代，修桥造路的不易，而在急水江中，大兴土木，阻江筑墩，再三再四，更需坚韧，更属难能，更彰人格。走在这一段不摇不晃、如履平地的梁桥上，望桥下江水滔滔，看远处水击舟桥，胥民对丁允元的干练刚毅，又有一番深切体会。某一日，一个过桥者与人对话，无意中提及刚刚路过了丁侯桥。说者无心，信口而已，但从此后，不约而同，人们便把西岸这一段韩江桥，称作丁侯桥。

像潮州这样，为江山改姓，为一座桥存史，偌大神州，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潮州人的文教兴邦，慎终追远，美化家园，自古已然。南宋绍熙五年（1194），距曾汪建桥，已历23年。西岸之梁桥，已规模初具矣，而东岸河段，却仍靠浮梁一一连系。

郡守沈宗禹有虑及此，一反诸前任由西往东，筑墩架梁，造屋构亭的做法。他在笔架山下，韩江之滨，反复斟酌，架梁跨越大江，与西桥合龙的规划，慢慢成熟于胸廓。这一年，沈宗禹在东岸破天荒建石洲两座，又在东岸第一洲，建一座壮阔开阖的盖秀亭，与西岸的登瀛门，呼之应之，隔江相望。史书上云此“蟠石东岸，结亭于前，扁（匾）曰盖秀，与登瀛门对峙”。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郡守竟把造桥当作比试。他们悟到要为山水添光，为地方增色，要取悦于过往行人，这让官绅民等，大饱秀色。《永乐大典·桥道》记载：南宋庆元二年（1196），“知州陈宏规，益东岸洲二，结架如丁侯桥而增广之，曰济川桥。更‘盖秀’曰‘济川’亭，以止过客”。

这样的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就增加了4个石洲，梁桥的模样，也出来了，且楚楚动人。当然，能青出于蓝，也得益于有西岸丁侯桥的模式和经验可资参考。最妙的是“以止过客”，一段桥，可以让行人停下脚步，驻足流连、张望、观赏、陶醉。

从这一年开始，康济桥，便进入了东、西桥各有其名的阶段，西桥称丁侯桥，东桥称济川桥。这一个阶段历时颇久，前后达148年。

造济川桥的陈宏规，亦如造丁侯桥的丁允元，后来，也落籍潮州，是今潮安鳌头乡大族陈姓的始祖。

两年之后，即南宋庆元四年（1198），建三阳门，重辟西湖，奏免白丁钱，治潮颇多大手笔的郡守林㟽，在东岸续建四洲，雄伟壮丽，胜于西桥。且每洲各有创新，迎水、背水，分水、过水，大有讲究；叠石砌墩，稳固妥当，墩面坚直，如切如琢，让人看着，安心舒服。林㟽目光远大阔达，不囿于一时一地、一己之私，他看到潮州通往漳州的官道，支离破碎，不便往来，便自个儿捐钱，鸠工买石，重修潮漳道。这钱使得响啊，由东往北，是去往临安，州人谋生取仕，不都得走这条路。

至此，康济桥，也即丁侯桥和济川桥，即将迎来焰火绽放的灿烂，它们的大功告成，就在眼前。

《永乐大典·桥道》记载：南宋开禧二年（1206），“知州林会，接济川桥之西，增筑石洲五，修其旧者一，亦屋覆而砖甃之，匾曰‘小蓬莱’，因朱侯命名之旧”。林会一举而建五洲，这在康济桥史上，是建墩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石洲上盖屋，桥梁上铺厚木板，再砌以方砖，勾缝抹灰，以防火灾。由是，东桥济川桥13个石洲，遂告完成，总长86丈8尺。(www.xing528.com)

南宋绍定元年（1228），“知州孙叔谨，复接丁侯桥之东，增筑二石洲”。这样，西桥丁侯桥10个石洲亦告成，总长49丈5尺。

在孙叔谨之前，郡守曾噩、沈康，亦曾谋划增筑西桥石洲，皆未成功。盖因江面石洲不断增加，过水通道，日益逼仄狭窄，江心水流，倍加受阻，激流遄急，漩涡飞旋，让人无可奈何。孙叔谨常常在清晨中伫立桥头，与僚属、匠头，讨论江中各洲优劣，详察水文水流变化。他能慎思远虑，汲取前任教训，办前人未能办之事，殊为不易。

其后，再未有建石洲者。中流，遂留下宽27丈3尺的浩浩江面，仍由浮梁连接。如此，康济桥的格局，业已定型。

回过头来，看看历经57年，康济桥如何从一张白纸，到初有体会，到经验累积，到大步推进，颇给人教益。嘉靖《潮州府志》，把这些带领潮州人不屈不挠前进，遇挫愈坚的郡守、摄郡，一一列明：“西洲创于曾汪，其后，朱江、王正公、丁允元、孙叔谨，相继增筑，共为洲十；东洲创于沈宗禹，而陈宏规、林㟽、林会继筑之，共为洲十有三”。读之，令人慨然。

吾辈后生，更应该载明其详，以纪先贤，以启来者：西7洲曾汪，西6洲、8洲朱江，西1洲王正公，西2洲至5洲丁允元，西9洲、10洲孙叔谨；东1洲、2洲沈宗禹，东3洲、4洲陈宏规，东5洲至8洲林㟽，东9洲至13洲林会。

有学者指出，斯桥于中间一段，用大船连接，成为浮桥，这样的格局，或者并不是历代修桥者的本愿。饶宗颐《广济桥志》有载：“是桥建于江中石上，言地理者曰：韩山余脉，自桥东横江西来，至桥之中段，石根紧缩如线，桥墩莫得而竖，因中断浮舟以渡，故又名‘浮桥’”。

水下地脉中断，固然是造成建墩困难的一个原因，而石墩的建造，多采取由岸边向中间延伸的方式，随着石墩的不断增加，水势受阻，必然向中间汇流，加快中间段的流量、流速，更加大了建墩的难度。因此，中间一段的不建墩，并非不为，实是不能为。浮舟以渡，正是这种不得已而为之，使这座桥成为中国桥梁史上、世界桥梁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

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认为中流激遄，不可为墩，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浮桥之处，并非中流，也非江水最为激遄所在，绝非不可为墩。曾汪的《康济桥记》，明明白白地记载，“中蟠石洲，广五十尺，而长如之，复加锐焉”。始创时能在中流筑建5丈见方的巨墩，以后反而不可为，这是说不通的。那么，这浮舟以渡的独特风格，除了使桥梁更加跌宕多姿、起落有致、曼妙独特以外，其重要作用，是利于通航。其时，海洋船舶可以直趋大埔，浮桥可开可合，十分方便。加上利于解缆以排洪泄洪这一科学创举，使这座桥，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

康济桥的桥墩，有多种施工方法，这也是古代的主持者和桥工，在与激流的不断相持、周旋中，悟出来的。西桥10洲，从开始营造到完成，历时57年，东桥13洲，前后只花了12年，效率相差，几近5倍。其中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头绪纷纷繁繁，但扼其要，就是西桥与东桥，采取和应用了两种不同的营造方式。

韩江江流，形似弯月，急流从竹竿山出，主流靠东，水势急促，水力浩大。因此，取西岸先建石洲若干，是明智之举。当其时，虽是枯水季节，水深也在20米以上，流速接近1米每秒，施工之难，可想而知。经分段拦河阻流，在拦围圈内清水清淤，竖大杉，打木桩，投乱石，做基础；然后，再用经过加工的巨石，层层垒叠，筑成桥墩。这种营建方法，叫井干式。它的好处，是干砌，与水隔开，并使石与石之间能够活动，在后代重修时，材料仍可再用。但这种方法，耗时很长。

后来，营建东桥的石洲时，因位于主航道，水更深，流愈急，拦河阻水的工程量，更著艰巨。好在上游森林茂盛，大树遮天。遂伐巨木，编排筏，累石其上，固定位置，逐渐下沉，创造了睡木沉基的新方法。即在江中墩位，先抛乱石，然后，为了加大浮力，在捆扎成几层的大排筏上，堆放经过加工的巨石，利用水位上涨，牵引至墩位固定，候水落时，让其搁置在乱石之上，再在上面，加筑墩石。这样，就加快了施工进度，减少了施工上的困难。桥墩的石块与石块之间，不用灰浆，但凿有卯榫，使其咬紧契合，不致摆动或松脱。架梁的巨木、坚木，则选用石盐木。石盐木坚若铁石，白蚁不敢跻，阅岁浸久，风吹雨侵，不可动摇。

到元代97年间，又先后有大德二年（1298）总管大中怡里，大德十年（1306）总管常元德主持过维修修缮，但都规模不大。元泰定三年（1326），判官买住，拟将桥上木梁，易成石板，却因经验不足，仅完成4孔。且不久之后，便接连断折3孔，溺死者30余人。后来，又重新换成木梁。

以石板替代木梁，虽未获成功，但毕竟敢想敢干，开风气之先，这在建桥史上，也算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件大事，是关于桥名的更改。元至正四年（1344），府判乔贤，对全桥作了较大规模的维修，并在桥头重建了仰韩阁，统称全桥为济川桥，不再使用康济桥，或分段使用济川桥、丁侯桥的旧名称。朝奉大夫梁祐撰《仰韩阁记》载曰：“崞山公复大书‘济川’，为桥之匾”。

明永乐、宣德年间，桥墩再次被洪水冲垮。桥既坏，韩江水流，急如马骋，触之者木石俱往。桥梁断绝，激流之下，咫尺千里，凡登途而望者，莫不痛恨，以为从此以后，这座桥修无望。明宣德十年（1435），新到任的知府王源，慨然以修桥为己任，捐俸倡之。王源的行动，立即在官民中得到响应，史载：“所部僚属，及富家巨室，皆争输恐后。于是购木石、募工佣，凡墩之颓毁者，补之，石梁中断者，易之”。

当年王源修桥，可谓休戚相关，顺应民心，顺势而为。潮州有贤德的长者，都出来协助主持募捐，他们的德行影响，使路经潮州的尊官巨贾，一个个甘于捐献，而海阳、潮阳、揭阳、程乡等等周边百姓，也不吝惜钱银，捐款有若神明指引，出手大撇大捺。他们都把这座桥，当成了自己家乡的门面。

海阳县令李衡，自告奋勇，愿到修桥一线，督工管理，还找了几个行家，一起协议谋划，以赞其事。像“石梁中断者，易之”，他们不是一成不变，非一棵树上吊死，认死石梁，不晓得变通，而是几经商议，拿出方案，报王源过目首肯，尔后，选用楩、楠、樟、梓等等上等木材中的又大又坚者，以更换之。年高有德的乡贤如许懋等人，也来到修桥工地，协理钱银，规划用度，计算出纳，保证所募到的款项，笔笔都用途正当，比如买材料，付工薪，绝无跷蹊。

中流一段，最费脑筋。比并来，比并去，最后还是尊重现实，做不来，就不做，仍用浮舟相接，絷以铁缆，无陷溺之忧便可。

王源的大手笔是在桥面上。就是这一次大规模的维修、整修，使这座桥，从此屹立寰宇，不可超越。桥面上，立亭屋126间，亭屋之下，桥梁之上，镘以厚板，厚板上方，再卧铺二层砖甓，用灰弥缝之，以蔽风雨寒暑，以防回禄之虞。回禄、祝融，都是古代火神的名字、官职。桥面的两侧，环以栏槛，五彩装饰，坚致5倍于原来。桥上自西向东，建12座楼台，楼台的西、东两面，分别聘名家撰文辞丽句、佳词吉语命名，再邀高手书丹，嘉木立匾，托架悬挂。凤台时雨、湘桥春涨，那个时候，从哪个角度看将过来，都称得上是天上琼楼、海上仙山，飘飘渺渺，琵琶半露。12座楼台，按序排列，分别为：

楼一　奇观、广济楼

楼二　凌霄、登瀛

楼三　得月、朝仙

楼四　乘驷、飞跃

楼五　涉川、右通

这是西桥。

楼六　左达、济川

楼七　云衢、冰壶

楼八　小蓬莱、凤麟洲

楼九　摘星、凌波

楼十　飞虹、观滟

楼十一　浥翠、澄鉴

楼十二　升仙、仰韩阁；第二层　广济桥

这是东桥。

王源修建的这座广济桥，其实，既不同于宋元的旧桥，也与后来的桥梁迥异。当时，除了浮桥，东、西二桥全用亭屋覆盖，有人说像是古代的“复道”，这是不对的。明明就是廊桥，只是这廊桥的样式，是潮州的样式，是典型的潮州厝、潮州飞檐、潮州翘角的样式。王源高明之处，就是把楼台亭屋作为桥体的组成部分，精心安排，互为穿插。12座华彩焕发的楼台，分布在126间大大小小千变万化的亭屋间，穿行其中，是何等感受？有人看到“琐窗启而岚光凝，翠牖开而彩霞簇”；有人觉得好像“飞梁渡江，恍乎若长龙卧波；复道行空，俨然如乌鹊横河”；也有人感到“方丈一楼，十丈一阁，华棁彤橑，雕榜金桷，曲栏横槛，丹漆黝垩，鳞瓦参差，檐牙高啄”……

反正，这次维修、整修，全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又完美无瑕。这次桥名也取得好——广济桥。广济、广济，有杜少陵“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慨。从此后，人人都喜欢这个名称。

有人质疑，王源在广济桥修建如此众多的楼台亭屋，虽然唯美，出类拔萃，不同凡响，但是否也夹杂有一丝一毫的好大喜功。岂知这是小人心度君子腹。此时盖楼起屋，本心在于保护大桥不受风雨侵害，也是为了增加桥身重量，使桥不致轻易被水冲垮。明代王世懋所撰的《闽部疏》就写道：“闽中桥梁甲天下，虽山岰细涧，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榱栋，都极壮丽。初谓山间木石易办，已乃知非得已。盖闽水怒而善奔（崩），故以数十重重木压之。中多设神佛像，香火甚严，亦镇压意也。” 闽水怒而善奔（崩），韩水不也是闽水来的么？

广济桥是官方的称呼，民间远近，更喜欢叫它湘子桥。就像一个人的小名叫久了，亲切入心，温馨常伴，很难改口。湘子桥从何时叫起呢，人们总想寻根探底，一知究竟。明万历六年（1578），陈一松在《重修广济桥记》，就提到了韩湘子造桥的传说。清康熙《潮州府志》有云：“逐沈公全旗出城，弃辎重，渡湘子桥，子女堕桥死者无数。”这是“湘子桥”之名始见于地方志。到了清雍正元年（1723），湘子桥成了韩江的水文标志，这在乾隆《潮州府志》上，常常可以看到：“雍正元年，韩江大涨，水漫湘子桥栏杆一尺”，“十二年，水长，漫过湘子桥”。清代张树人在《湘子桥考》中曾感慨：“明末清初，民间始有‘湘子桥’之称，寻且官书，如《府志》，亦偶有以湘子桥名。及于晚近，我潮人士，无不呼为‘湘子桥’者，而‘广济桥’之名反晦”。

湘子桥名的不胫而走，当然也与它的平声起调、通俗顺口有关。古往今来，与人相面，都遵从一声二色之说，可见声音、声调之紧要，张嘴说话，樱桃小口，莺声燕语，声音好听，比之姿色芳颜，更加重要、更悦人心。桥既成，诗赋来。在吟咏湘子桥的诗词中，乾隆进士、潮州人郑兰枝的《湘桥春涨》，流传最广：

湘江春晓水迢迢，十八梭船锁画桥。

激石雪飞梁上鹭，惊涛声彻海门潮。

鸦洲涨起翻桃浪，鳄渚烟深濯柳条。

一带长虹三月好，浮槎几拟到层霄。

“湘桥春涨”，还有“东楼观潮”，是明代潮州八景和内八景的两处景点。每当暮春时节，桃花怒放，洪水南来，在东门城楼上倚栏眺望，就会看到杏黄色的江水，自天际奔涌而来，浪涛滚滚，漩涡逆旋，红蜻蜓在桥上飞舞，小燕子贴江面俯冲，桥墩四周，浪花飞溅，有如一群群白鹭，跃梁而过。

这些不断飞舞的报水的精灵，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水神、河伯显灵，是自然界的一种自然现象。每有大水来临，空气湿度骤然增大，湿空气中，有很多人眼看不到的昆虫，红蜻蜓、燕子，这时候就会出来上下穿梭，捕捉这些细小的虫蠓。还有，老辈人相传，每回发大水，在东桥的第3洲，便有一条鲤鱼，在那里跃水戏浪。好事者曾在桥墩上抛下渔网，试图捕捞，眼看着鲤鱼入网了，但网拉出水面，鱼却又无影无踪。于是民谚就有了：“凤凰山顶无日无云烟，湘子桥上无日无神仙。”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又水决东岸石墩，没者二洲。四年之后，雍正二年（1724），知府张自谦倡绅士捐修其一，铸鉎牛二，列东、西桥以镇之。在鉎牛立起来的第118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天仿佛捅了一个漏洞，夏秋霪雨，接连不断，这一次的大水，使下游的江东岛溃堤，广济桥墩多圮，鉎牛也被冲走了一只。仅存的西洲鉎牛，成了湘子桥的独特标识。

于是，也有很多传唱湘子桥和鉎牛的民谣，发自民间，流传不已，长盛不衰。如：“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二只鉎牛一只溜。”这是客观的吟唱，平白如话，不假雕饰，和盘托出，措辞到位，没有波澜。

也有低吟浅唱，如：“十八梭船廿四洲，石级底下水奔流。千年古桥难再现，二只鉎牛一只溜。”这是一种带着主观色彩的吟唱，蕴含着对桥的疼惜，和对它的命运的深深忧虑、无限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