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城历史悠久空前规模庞大

有一位大人物说过了：“我到过了中国的很多地方，有的地方，有城墙，没有江，像南京、西安；有的地方，有江，又没有城墙，像广州、杭州。只有潮州，是有江，又有城墙。”伟人很是感慨。

有江，又有城墙，伟哉，壮哉！让人陡生怀古之情，心潮澎湃。潮州现存的宋城墙，有金山顶至北阁一段，巍峨高古，薄砖叠砌，青苔附墙，齿堞逶迤。临江仰望，城高人低，城在山石上，山在城脚下，那种居高临下，气势压人，已锐不可当，高天白云，又在城墙上空，兀自增长了城墙的高邈、魁岸。

下水门内，饶宗颐学术馆里，下水门街临街围栅，又有一墩宋城墙，离现在的明城墙，收入了有20余米。这墩宋城墙，条石横砌，中间夯填实土，岁月侵蚀，城墙上的女墙、矮堞，已经荡然无存，其貌不扬，很多人对它熟视无睹。但是，它的存在，却印证、验证了一个事实。

黄梅岑《潮州街道掌故》一出中讲到，东平路之所以原称“东堤”，是因这条路，昔时属韩江泥沙冲积的堤外江岸。时间久了，淤积逐渐增厚，到明朝洪武三年（1370），潮州指挥俞良辅，把土堤改筑为砖石堤，同时把城墙向外移出。于是，这冲积的江岸，便被围进城里，成了一条内街，因在城东，故称东街。由于东堤成为内街时间较迟，所以，没有许多亭坊、古迹和衙署。

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卷八《井中船桅》则记载：当日有一叫丁巢云的人，家在东堤，“传东堤者，古城东之堤岸也。今以城作岸，则东堤乃城内地。丙午、丁未间，潮大旱，井皆涸，巢云命工人修井，多浚深数尺，见白沙，又数尺，见黑土，又数尺，见土中横一大海船桅，并绳索等物，削出灰黯，至泉，立涌矣”。据此可知东堤，原是韩江江岸无疑。

有专家考证，汉之揭阳县，即后之潮州（义安）郡；潮州城，即原来汉之揭阳县县治。《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一·潮州》云：“今州，即汉南海郡之揭阳县也”。刘秀建东汉之后，不再称揭阳县，而称为揭阳城。参考《汉书·高帝纪》：“六年（前201），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这个“城”，是筑城。据此，可知刘秀之前，城已经建成，而此时刘秀的揭阳城，更类似于郡治，或者县治。《寰宇通志·潮州府揭阳县》载：汉之揭阳县属南海郡，晋立海阳县，遂将原揭阳县，“并入海阳县”。这个沿革，已然表明，汉之揭阳城，即后之潮州城也。

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载：“从汉代起，砖瓦的应用虽比较普遍，但尚属奢侈的建筑材料。西汉首都长安的城墙，全长25100米，全部是版筑的夯土墙，连城门也全未用砖”。那么，当时的潮州，这个直到天南潮水头的边陲小城，城墙谅必也只是版筑夯土而已。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是用木栅围起来的临时设施，因为陈正祥在书里也同时指出：“汉人对于城郭的形式，有固定的概念。必须是砖石建的或夯土筑的，才算是城；用木栅围起来的，不能算作城”。

城的形式已毋庸置疑。那“揭阳城”创立于西汉之初（前201），它又传位于“潮州城”，这样，这座城建成迄今（2021），已经有2222年历史了。

《左传》曰：“墙，所以防非常也。”这里的“墙”，是古城墙。古城墙“防非常”的作用，不外三种：一是防水患，一是用军事，一是为治安。《吕氏春秋·审分览》载：“夏作城”。即鲧。在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无边无际，围蔽高山，淹没丘陵，老百姓无家可归，有的只能住在山顶的岩洞，有的就在树杈上做巢栖身，尧听从四方部落首领的举荐，派鲧治水。

《山海经·海内经》载：“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鲧采用的是水来土掩的方法，“夏作城”，表明城墙的发明和初建，是用于防水患。军事防御和围城统治，是以后的事。

史载，北宋至和二年（1055），郡守郑伸主持修筑子城。这是首次有记录的筑城。据《永乐大典·潮州古城图》，子城的四至，为北沿金山背；东滨韩江；南沿上水门北侧，跨过大街、太平桥，经百花台，沿今中山路至北马路口；西循北马路。其周围总长约1800米，折宋制约586丈。东、西、南三面，有城门。

子城北倚金山，东则溪也，有险可据，所以，史书只有“由南而北绕以壕”的记载。即子城壕从上水门引水，经太平桥下、旧城隍庙前，折弯向北，沿今北马路出北门入北壕。今北马路下水道，为古城区北马路排水系统的主干沟，实是当年子城西侧城壕的遗址。

外城的修筑，则闹出了几宗民怨纠纷。本来，外城由于年代久远，雨淋风化，至北宋中期，已大半毁圮，到了南宋初年，更是大半夷为平地。

南宋绍兴九年（1139），郡守徐渥主持了对城郭的修葺，企图将城墙向西北扩展，把城壕接通韩江，把西湖山圈进城内。当其时，前期各项准备业已就绪，工人器械齐集，本来大有可为。孰料却因与民意相左，议论不协，最后竟搁置下来。

绍兴十四年（1144），郡守李文广重拾徐渥的修城计划，这一次，按城墙原基原址，重新开工，还将修筑东、西、南、北四厢城墙的工料，分解给四厢所属的居民。搁置了几年的修葺，终于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谁知又有人罔顾“址循壕流故基为之”的方案，自行其是，任意扩大或缩小，致讼者纷然。李文广盛怒之下，叱令停工。

这样一来，后果真不堪设想。崩塌的城基，无人过问，有贪心者，乘机占地建房；幸存的城基，也因放任自流，日渐侵削。不数年，除子城外，潮州几乎成了一座不设防的自由城。偶有匪盗，则全城惶然，争相避于子城，然而，人众城窄，最多也只能是十容其二三。

徐渥、李文广修城计划落空，是因为看不到民众的实际需求。南宋之时，潮州的居民，已然猛增，北阻金山，东止韩江，西北临大湖，居民按地势向西南拓展，徐渥却要向西北拓城，接溪流，带湖山，与民众的需求，相去甚远；李文广保留原状，一成不变，事先又无措施，应对占夺城基那伙人，以致激起讼端，无法圆场，怒而叱停。

后来几任郡守的修葺，就做得漂亮。潮州的城垣，原来是比较四方，不像后来，变得相对狭长。南宋淳熙（1174）之前，城垣东城墙的转角，在今小石狮巷，西城墙的转角，在原道署前后，城垣的南城墙，即在今小石狮巷、大石狮巷、甲第巷南侧、原道署前一带。

淳熙初年（约1174—1175），郡守常袆到任，一下把南城墙，筑到了南门古。这样，新规设的东、西城墙，就比原来各长出了约510米，这样的拓展规模，确实很大。由此也可见，当时潮州城繁荣发展的速度，以及规设者的胆略气魄。常祎还把城楼下的南门，命名“揭阳门”，既为存古，也为怀远。

22年后，庆元三年（1197），后任者林㟽，更加眼光独到，把主持修葺的城南门，作为潮州城的正门，对直大街，贯通子城，作为城内的中轴通衢，又结楼于南门上，为潮州诸城门之最，并以此为城南端的规限。其时潮州领有海阳、潮阳、揭阳三县，林㟽又把“揭阳门”，更名“三阳门”。

筑城的纷纷扰扰，终于尘埃落定，作为百姓心头之结的匪患，也不再困扰人心，徐渥、李文广做不成的事，在王元应、许应龙手头，做成了。绍定年间（约1228—1233）筑城时，对占旧基三分之一以上的找不到城基遗址者，不再强调按旧基筑之，只能迁就民居所侵的既成事实，再根据淳熙、庆元年间做的规划来筑城。这样的应对，既切合实际，又符合民情，筑城的目的，也就得以实现。

当其时，州官为了保境安民，解民忧烦，真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据《三阳志·城郭》载：“外城旧基，周围一千一百七十丈：石城仅存者，九十有四丈；土基半存者，六百六十有六丈；为民居所侵，无复遗址者，四百一十丈，今所侵不止。是淳熙间（1174—1189），提刑司行下委官打量外城，总计一千五百三十丈，与旧城丈数异，今两存之。”

可以感受到，从浙闽汹汹南来的人流，大户的，选择到四乡六里，买田垦荒，创家置业。薄技随身的手艺人、巧匠能工，则大多驻足州城，这些人需要有一个足够分量的大庭广众，来展示、炫技，待价而沽。就像城内，后来按行业聚集起打银街、打铜街、布梳街、胶柏街、裱画街，还有铁巷、钉鼓巷、雨伞巷、面线巷、梅酱巷，这些，都留有明显的手工艺、手工业痕迹。潮州的银饰，镶嵌精细，曾经辉煌，以前皇帝的皇冠，都是着潮州的工匠，在宫内镶嵌的。胶柏街，是做布鞋的千层底的，把团布一层一层，过浆上糊，贴到板上，擎到猛日下曝得透干，这就是做胶柏（鞋底料）。潮州的布鞋，口碑尤佳，行销南洋各国。潮州的油纸伞，也是大宗商品。昔时，西街龙虎门，有很多做油纸伞的，竹棍作伞柄，竹篾作骨架，竹圈车作轴梳，再用白棉纱穿缚、开合，伞把缠藤握，绵竹纸做伞面，反复上熟桐油，伞身再刷黑油，伞骨间青油，裙边圈红油。这样，一把伞撑开来，赏心悦目，让人风雨无阻，行南走北。潮州伞风行兴梅、闽赣、南洋诸国数百年，就是全凭货真价实，经久不坏。

“为民居所侵，无复遗址者，四百一十丈”，大致就是这些先来慢到的外来户，有样学样，先下手为强，据为居所的。潮州城东西距离，最宽处约1000米，折宋制325丈，比“无复遗址者，四百一十丈”，还少85丈。可见当时，民居所侵，不止是全段南城墙，即今南门下小石狮巷、大石狮巷、甲第巷南侧、原道署前的全部老城墙，还有西城墙的南段，即书院池、猪母泉到原道署后附近这一段。

有一个数字，“与旧城丈数异”，这个“异”，是变化，实际上是“扩大”。为何不直说扩大呢？应该与朝廷对城围、府第、官邸的营建规定有关。当时规制严格，不好逾越，州官们小心翼翼，采用了一个模糊的、半遮半掩的说法，不去触碰朝廷的敏感之处，让老百姓住得舒服就行了。

什么可以马虎，什么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潮州人一个个烂熟于胸，应付裕如。在以前那种社会，规制虽然只是上传下达的一纸公文，看似无形，实行起来，却步步是法，森然有形。

潮州城北葡萄巷东府埕，有一座许府。作为一座保留了始建年代建筑格局、特点、样式的北宋府第，其规模形制，当然也是透着等级的，它的等级，就是它的主人的品级，这应该是肯定无疑的。按照宋代的那套建筑礼制，许府会是什么等级，民间一直流传有三种说法：

有郡主说。说的是许府是北宋潮州官府，奉旨，为太子赵曙之长女德安郡主，下嫁潮州籍侍卫武官、左班殿直许珏而建的。许氏族谱，以及许珏夫妇的合葬墓碑上，也都有“皇姬郡主赵氏” 之称谓。

有公主说。说者认同许夫人赵氏，是赵曙之女的说法，并称，许府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间。这意味着，此时，赵曙已经登基做了皇帝。许夫人业已拥有了公主的身份，而许珏，也就成了驸马，这座府第，就是“驸马府”。

有县主说。持这种说法的人，比较少。《潮州学》发起人饶宗颐，则持此说。明嘉靖《广东通志》和清雍正《广东通志》，也均称赵氏为“太宗曾孙女德安县主”。这么说来，许夫人就不可能是赵曙的长女。因为，对照宋皇族谱系图，赵曙也是宋太宗的曾孙，二人辈分相同。这样，许夫人应该是诸王之女，一般来说，其封号是县主。

潮州，像许府这样的府第大宅，仍葆有好多，全国，当然就更多了。但原汁原味、风貌依然、纹丝不改、历史信息不变，这样的北宋大型府第，全国就仅存这一座了。历唐至清，有一个始终不变的等级制度，面阔九间，为皇家专用，七间，为王以上专用，五间，限贵族显宦用，小官庶民，只能建三间之屋。许府的厅房，共有55间，扣除后包的附属建筑9间，规制内的厅房为46间。

北宋熙宁七年（1074），曾拜枢密副使、吏部侍郎的邵亢去世，皇帝赠为吏部尚书，其乡赐宅50间，吏部尚书是从一品的礼遇。南宋建炎三年（1129），枢密郑防去世，也获皇帝赐给居室50间，以抚其孤，郑防生前，为从二品官员。宋人杨时《龟山集》中的《枢密杨公墓志铭》，称：郑防去世获得的“褒赠之典，皆度越夷等”，就是说，郑防获得了超越从二品等级的恩典。而许府厅房的间数，少于从一品4间，等级应为正二品。

纷纷纭纭的许府传说，有一天也许会归于一说。不过，有传说总归会很有趣，它会让人们去思索、去探秘、去寻真。

根据《宋史》的记载，宋代的很多典章，都是沿袭唐代的。明代的许多制度，又沿袭了唐宋。唐代之时，皇太子之女，为郡主，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视正二品。此后宋沿唐制。明洪武五年（1372），礼部又曾明文规定：唐宋公主，视一品，府第并用正一品制度；今拟公主第厅堂九间，十一架。

许珏夫妇的墓碑，镌有“宾州观察使附马国玺许公/皇姬郡主赵氏”。有专家云：“郡主”是许夫人去世后，皇帝对她的封赠，而许珏的“附马”，更透露出追赠升阶的意味。因为这个“附” 字，本身就包含着“附带的、随带的、另外加上的”等等意思。20世纪90年代之前，潮州街坊故老，口口相传，都是“许府”，没有别的称谓。如今，许府巍峩如初，成了全国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宋代以前的府第院宅。(www.xing528.com)

端平初年（1234），郡守叶观甫一到任，即虑及防洪防汛。除加派厢官，反复巡视，为了精准掌握水文、城防，有的放矢，还亲临韩江，坐船从上游顺流而下，不久，便毫无阻挡地直达子城之下。这让他极度震惊，深感城东亟需设防。因东城一缺，纵有西、南、北三面城防，也与无城一样。于是召集官员父老协议，陈说危害。但增筑东城工役浩繁，略略计算，其开支足够吓人。叶观决心早已下定，除拨出府库的全部钱银之外，又发动城中大户小户，有钱者出钱，无钱者出力，民众响应之热烈、捐币之踊跃，大大出乎意料。增筑之举，紧接着便正式开始了。

新修之东城，共设四门，自新城门起，沿溪傍岸，直至三阳门之南，与常祎、林㟽的南城相接，长550丈，皆用石砌。城高2丈，构筑雉堞4000余齿。自此城郭固密，民居其间，始有安枕之乐。

宋代潮州的城墙，定是一种奇观，让人忍俊不禁。其时，朝廷自太祖始，杯酒释兵权，就一直重文轻武。文人为官，大都遵孔夫子教导，温文敦厚，宽怀大度，体恤民艰。潮州的郡守州官，也莫不如是，前赴后继，一落实到筑城，都以民为本，从便民出发，只重实用，不拘形式，能防洪、能御盗、能阻匪，就行了。于是一道城墙，就如蚯蚓模样，曲里拐弯，凹斜屈扭，尽量避开民房宅基。蚯蚓的样子，实在不堪。南宋端平四年（1237），郡守刘用行，看着这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蜿蜒如砌在山巅的州城墙，终于忍无可忍，费尽唇舌，悉心劝说居民迁宅，尔后大力整顿，环城重新整砌，使整座城郭，壁立如切，肃正矗起，不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萦迂不已。

这是城墙最像城墙的样子，提振人心，也引起潮州人的渴望。那些谯门欹倾、城楼颓圮，本来是熟视无睹，心安理得，得过且过，现在便让人觉得烦心、碍眼，观瞻不雅，一刻也待不下去，急欲僦工葺理。大家觉得，只有门、楼配得了城墙，才是生活之快意，日子的念想。一晃十年，南宋淳祐六年（1246），郡守陈圭来了。

陈圭当然知道百姓的心愿，但他还是先放一放，把心思花在减税，发展渔盐、农村小产上。然后才腾出手，召集工匠名师，把全部城墙的雉堞，一一翻新；西、北城门楼，正西的贡英，西北的湖平，对着放生池的登瀛，对着东岳宫的和福，正北的凤啸，和正南门的三阳，一一更创。东南边的小南门、下水门、浮桥门、竹木门、上水门，和子城东门的州学门，顺带整治如新。子城没有北门，西门和正对太平桥的南门，也跟着修整一番。

那一阵子，陈圭采取的保护贫家小户的措施，正得到上司漕使的赞扬。民生向好，众口褒奖，陈圭修城修得兴起，意犹未尽，又仿效三国时候的吴国，立楼橹临城，在三阳门东西两条通道的出入口处，鼎建3个瞭望、御敌的望楼。《三阳志·城郭》对此载之：“扁（匾）其东曰开泰，西曰通利，北曰崇恩，周环相望，规模视昔尤胜。城之旁草木屏翳，至是分隶营寨，兵卒悉铲锄之，保障为之屹然”。原来，城墙外草木遮蔽，视野不佳，利于窝贼藏敌，这一次，也一并整治，全面复查，不留死角。全部工程完工，满打满算，一笔笔算将下来，共耗资2400余贯。

唐代中期，韩愈在潮州，还在为掠卖奴隶问题而操心，释奴一事，一直困扰着他。有谁知，踏入宋代，世风一变，社会转型，那些陈年积淀的旧规陋习，在潜移默化中，悄然更革。郑伸奉诏修筑潮州子城，就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徭役形式，让心系田亩的人，骤觉心头轻松。北宋金山摩崖石刻《郑伸筑城记》，载：

皇祐壬辰岁（1052），夏五月，蛮贼侬智高破邕管，乘流而下，攻五羊。有诏，岭外完壁垒以御寇。潮州筑城，土木不坚，未期悉圮。越明年，癸巳（1053）九月，予到官，翌月庀役，至二月，以农作暂休。去年甲午（1054）十月，复兴工，今年正月毕。

郑伸筑城，施工期间，碰到冬春和春夏两次农忙季节，都下令停工，不敢过分役使民力，影响生产。只有8个月的工程量，中间休农，就休了8个月。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民户劳役负担大大的减轻，人身依附关系大大的缓和，见诸宋时潮州的很多记载。工商杂流、佃户田客，都已编户齐民，有着独立的、自由的身份，不再附属于某一户豪强地主了。这样宽松、开明的社会环境，让四面八方贤人、能人汇集的潮州，悄悄地，不期然而然地，催生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萌芽。

叶观筑城，采取的，就是劝喻城中固定民户，捐钱雇工，而不再像以往，按籍派役。史载：“端平初（1234），叶侯观下车未几，首虑及此，慨然有兴筑之意。然工役浩繁，所费不赀。捐公帑之外，乃喻诸座户，俾佐其费，人乐输之”。这种捐钱雇工，显然颇得人心，也顺应社情、民情，成效卓著。

后来陈圭筑城，也依样画葫芦，如法炮制：“淳祐丙午（1246），陈侯圭僦工葺理，环雉堞四千余而一新之……”“僦”，就是租赁。给你发钱，这一段时日，你们得听我的。陈圭拿捐来的钱，雇用匠工，修筑雉堞、城门、城楼，而这些工作，以前都是按籍按户，实打实地摊派徭役的。依之前各朝各代的刑律，若逃避徭役，则是违法犯罪，不可饶恕。这谁都知道，故无可奈何。以往徭役，家家户户，都视同苦差，服徭役者，户外野外，风日霜雨，不许歇闲偷懒。殷甲子弟，皮细肉嫩，哪受得了。

筑城如此，其他造桥、修路、建学，也莫不如此。当年，太平官街石板破损，街路崎岖，居民出入营生，颇不方便。从太平桥直到三阳门，这一条官街，又是州城的体面所在。陈圭不忍看它坑坑洼洼，就带头捐钱，依时价计工值，买石材，雇民工，按时按日，撤旧换新，把一条人流拥挤、南来北往的大街，和桥下流水潺潺的太平桥，又用统一规格的麻石板材，铺砌齐整。《永乐大典》载：“淳祐丙午（1246），陈侯圭捐金市石，依私值僦工，石而桥者一十三所”，“以时价市石，以私值僦工，撤故砌新”。

“出金贸材，计值偿工，众皆一力，役不淹时”，这是修康济桥的记载。“伐材于山，埏土于陶，购工于市”，这是重修开元寺的记载。以至于后来，连修复官署这种劳役，也都由官府出钱，雇工匠去完成；驿站的劳务，也交由铺兵去执役，不再征用沿道的民户了。

所谓“以私值僦工”、“购工于市”，就是不凭借官府威权压价，而是按市价付工钱，随行就市，依市场规律办事。这种官民平等、尊卑一致的操作方法，有效消解了以往派差的窝工、怠工现象，既提高了工效，“役不淹时”，也保证了质量。官府对这种崭新的管治方式十分满意，乐于去总结推广。民户则摆脱或减轻了在过去许多难以避免的劳役负担，有更多时间，可以安排自家生活。像静乐禅院的结“金刚经社”，就是民户们，一次身心两畅的自家生活。

免去了卑贱的苦差劳役，抵之以钱，使百姓的社会地位，无形中提高，劳动、生活条件也跟着改善。这些，正是经济杠杆发挥的良好效应。老百姓则笑说：是钱银做事。

据地方志记载，南宋时期，潮州地方，已经有货币地租出现,主要是在州学、书院等官户或公户的土地上实行。《三阳志·书院廪田》一目，对南宋淳祐七年（1247），韩山书院所有的26处院产廪田，以及租金，逐一列明。

这些院田，主要由三任知军州事郑良臣、林寿公、陈圭，或拨公款、或拨私款，从民间购置，另一部分由没收入官府后，再行拨给，此外，还有个别的其他财产转入。据不完全统计，三任知州共拨、捐银款3767贯足钱，以及2000贯省钱，买下一批田、地、园、山，这些产业，全部以货币地租的形式交纳，可见当时，潮州的商品流通，是比较发达的。

足钱、省钱，虽然同时流通，却也有某些差异。宋洪迈《容斋三笔·省钱百陌》云：“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洪迈在该书又云：“太平兴国二年（977），始诏民间，钱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这样，宋代又有别于唐代，就是足钱一贯1000文，省钱一贯770文。

韩山书院26处地产，每年大致能有817贯足钱的经费收入，除去每月须拨4贯足钱，付给水东韩庙守门人作添充灯油之用，实际掌握的，仍有769贯足钱。宋末潮州学者马端临曾云：书院“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对比之下，可知马君所言不虚。其时，韩山书院有生徒26名，包括在任职事的生徒6名，假如以每年所得租金769贯足钱平摊下去，生均年经费约为30贯足钱。潮州州学每年收入租金4000贯足钱，需教养学生180人，生均年经费约为22贯足钱。

《三阳图志·学廪》一节，对州学每一学田的租金，同样具列无遗。货币地租，是一种新的流通方式，佃户必须将收获物，拿到市场贩卖，交换成现款，方可完租。这样一来一往，就密切了生产与市场的联系。当年的乡户地主，是否也采取这种简便易行的纳租方式？估计个别采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实物地租，无疑仍是主流。

丁允元增加州学学生、增拨州学学廪，最为人津津乐道。南宋淳熙十六年至绍熙二年（1189—1191），丁允元知潮州军州事。原来潮州州学，养士旧额120名，丁允元增加50名，合共170名。后来，又增至180名，遂为定额。每逢大比之年，另外增加20名。绍熙元年（1190），丁允元一次拨给州学学田365石5斗，相当于税钱654贯384文足钱。嗣后，丁允元在潮州海阳县仙田村落籍创祖，丁氏一族在仙田开枝散叶，成为潮州的望门大族，人口数千上万，世人皆称“仙田丁”。

丁允元落户潮州，其实，得益于有宋一朝，施行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不分士庶，鼓励垦殖的政策。这些外来的官宦世家，春江水暖，物色土地，开垦播殖，沤腐肥田，殚精竭虑，然后，落地生根，成功地转化为“土著”地主。丁氏落户的仙田，离潮州城东南不远，从小南门搭渡船，横江而过，也就三四里地。这里是韩江东溪和北溪夹角的一处洲园，当时，应该是江滩洼地，芦苇丛生，水鸟翔集，蛙鼓彻夜，人烟渺然，倒是走外海、内河的帆船，时时擦身驶过。这样贫瘠的沙砾地，洪水常常光临，没有腰力眼力，哪个人敢去想它、要它。丁允元拿它，自然有他的想法。

史载，潮州历史上有一种耕作，曰“种沙田”。“沙田” 就是地主田主，在河滩、海滩围垦而成的田。每片围垦，称为“田围”。田围内的田地，不像通常的沃野良田，细分成一亩几分，而是一大片一大片。佃户与佃户之间，田界的标识，也只需用树枝、竹竿一插，你知我知，就行了。种沙田不用施肥，靠的是土地的自然肥力。

一些财势力足的大地主和强房族长，就会利用财力势力围垦造田。然后，在围垦地附近，建造简易的房舍，供给从外地来租赁沙田耕作的农民居住。这种沙田屋舍，不收佃租房租，条件一个，就是租客要改姓田主的姓氏，田主借此，可以壮大本族的政治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这种租客，实际上有两重身份，就是田主的佃户，同时又成为某一强房盛族的派下子孙。

潮州历史上，还有一种土地租赁方式，曰“粪质制”。以前，很少农民有能力自己购买土地，所以，只能靠租地耕种来生活过日。一些富农地主，瞅准这一点，就想方设法，择地垦荒造田，之后，租给无田无地的农民种作。这些新开垦的生地，肥沃的，当然按常规出租；那些贫瘠的，则按“粪质制”推租。

粪质制的租赁方式，去功利，讲实际，就是佃户有永租权。潮州人言简意赅，一下抓住事物的根本，把田主的土地产权，叫做“质权”，佃户的土地使用权，称作“粪权”。这种潮州特有的租地方式，反映了潮州地主的精明大度，也折射出潮州农民的聪慧守信。粪权可以传子传孙，可以转让别人，这些田主都不得干涉；但粪权不论怎么流转，田主和佃户的关系，仍然保持不变，缴租纳谷，也都由最初的那个佃户负责。

粪质制的地租很低，且大多属于公产（公尝、公蒸）田，佃户努力经营，会把瘦田，逐渐变成肥田，就像农谚说的：“种田无师父，只要肥水足。”落力挑粪施肥，做大产出，多收些稻谷，就是自己的。以前，潮州农村，有不少粪质制的承租户，有经验，肯投入，会经营，慢慢地，也由佃农，变成了富农。

仙田《丁氏族谱》记载：“（允元）公创蒸、尝税钱三十贯，预为子孙传世基业”。蒸、尝本指秋、冬二祭，后来，亦泛称祭祀。丁允元未雨绸缪，为子孙创立祭祀经费，确实深谋远虑。

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大户有很多空间可以施为，中小户也有自己的独木桥、羊肠道。有专家指出，有宋一代，潮州的客户，也有独立的户籍，可以通过自己持之以恒的努力，开垦荒旷，成为主户；也可以勤耕力作，兼营工商，跻身地主阶级。不过，土地从一开始放开，兼并势必激烈，不少中小产农户，也面临着丧失土地，沦为佃户雇农的境况。潮州此时的生机勃勃，也正源于这种瞬息万变。

郡守州官的作为，在这样的年代，就尤为重要。他们的价值天平，倾向哪里，决定着一个地方民生的状况和市场的旺衰。向上，则动辄苛敛，向下，则排难解忧。《三阳图志》有这样的记载：“本州三县，小产最为贫窭，亩地不出寻丈，岁入不出升斗”，而他们负担的二税，却往往与中户相同。“陈侯圭轸念民瘼，尽刷三县产数，自一丈至五十丈，小产计26850余户，（淳祐）七年、八年夏税产钱，遍榜给钞，与民收照。三邑20000余户可以少纾，而无流离转徙之忧”。

真是一个有菩萨心肠的人。陈圭上报，三县的夏粮减产；又给一丈地至五十丈地的小产户，减缓减免两年的夏粮税收，把二万余户减税户的名单，全部抄写张榜，让他们好有个凭证。这样的举措，当然上上下下，上司小民，交口称赞，一致好评。

与农村的小产户比，沿海的渔家盐户，景况要好得多。潮州海岸线长，盐业资源丰足，宋代，又拓展了汀州、赣州的外销渠道，加上原来的梅州诸地，盐利大有可图。与后来的在海边滩涂筑盐田，闸海水晒盐不同，宋代是在海边垒灶，用锅鼎柴草，武火熬盐。这种蒸煮法，煮出来的盐，细粒，雪白，咸中微甜，口感好，特别受欢迎。汀、赣诸县，原来配食漳盐，一尝潮盐，都纷纷改食潮盐。晒盐是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煮盐是主动在我，无惧天时变化。当年，潮州沿海一带，煮盐的灶社、盐仓，不止今饶平、澄海、潮阳、惠来等四五处，才有“万灶晨烟熬白雪”的盛况。

渔业在潮州更有优势。据《三阳志·土产》载，昔日，韩愈“初南·食”一诗提到的那些海味，宋时仍一应俱全，还有车螯、瓦蜃、香螺、赤蟹之类，都是物美价高、经济可观的优质海产。为适应滨海滩涂作业，渔民们还灵光一现，创制出一种叫做“涂跳” 的专用长具，而今，广西、越南的京族，少数人还在使用这种简便易做的滩涂捕捞工具，涨落潮时，行走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