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种植在潮州传，振兴水利带来巨大效益

潮州之地，限山逼海，河川纵横，在汉唐时代，曾被认为是地湿土薄的硗确之区。加上炎热多雨，草长茅塞，又是瘴疠多发地区，这样的地理环境，似乎很不利于社会发展。

然而，诚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地理环境的利与弊，并非万古如斯，一成不变，客观条件也能够改变、改造，相互转化，变害为利。

踏入宋代，潮州的变化，确实有点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最大宗的，莫如兴修水利，一个河汊纵横、水网密布的地方，开河渠，筑堤防，浚淤积，效益最为显著。据地方志明确记载，潮州地区最大的冲积平原——韩江三角洲的堤防，全部是在两宋时期修筑完成的。

修堤始于宋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知军州事周明辨，主持增修上、中、下外莆堤段，以后，又历经王涤、赵思㞧、宋敦书、张衜成、赵善琏、黄申孙、王衍翁、陈天冀、林光世等官绅的修筑、增补，韩江下游80里江段堤防，基本建成。

参加修堤疏浚的匠人民工中，多有能工巧匠，他们聚在一起，总能集思广益，因势利导，有些堤段，插植柳树，以固根基；有些要害，兼筑石矶，以遏水势；还设置涵洞、水关，以利引流灌溉，或者宣泄内涝。这些水利设施的配套建成，使得昔日沮洳溟渤之区，稍加整治，即变成平衍肥沃、可耕可渔的风水宝地。加上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日照较长，作物生长期缩短，先前地理环境中的诸多不利因素，竟也华丽转身，一个往时的疾患渊薮，成了鱼米之乡。

在这波兴修水利中，王涤的疏浚三利溪，绝对是一等一的大手笔。三利溪是广东东部最古老的一条人工河，蜚声于世，历史悠久。明李东阳《三利溪记》云：“三县（海阳、潮阳、揭阳）利之，溪以是名。”今人《中华实用水利大词典》，称三利溪为“广东韩江下游的古代著名灌溉航运工程”。

王涤是北宋元祐五年（1090），出任潮州知军州事，上任伊始，就成竹在胸，有条不紊，把原来烂熟于胸的韬略，一一施展。其《拙亭记》载：“东莱太原叟，年六十余，承命假守于潮。……既至，增学田以赡诸生，建韩庙以尊先贤，浚芹菜沟以疏水患，筑梅溪堤以障民田……”

王涤知州时，浚通的三利溪，原名是不登大雅的芹菜沟，开凿目的是“疏水患”。溪名“三利”，是因为工程的实际效益，高于原来的设计效益，后人为了更恰当地表明其成效，而给予这一带有褒扬之意的雅称。

王涤疏浚的芹菜沟，后人称之为三利溪的人工河，起自潮州城西西湖的最南端、城壕水的出水口，经陈桥、云梯、枫溪至西塘村西长美桥的上游，注入西山溪河道。由城壕水出水口至西塘，长5.5千米。西山溪，又名枫溪，发源于潮州西北的三合山，经田东、古巷，至西塘，长34千米。在西塘纳入三利溪人工河来水后，折向西南，流经长美、凤塘、玉窖，入揭阳境，至枫口注入榕江北溪。

明陈白沙《三利溪记》谓：“是溪之长，百一十五里，东抵韩江，西流入于港。”把自潮州南门涵起，至城西汇北壕水，经人工河道出西塘，循西山溪自然河段，流经枫口、炮台，又经由榕江潮阳境，在关埠以下入海的河道，总称“三利溪”。

潮州古城，位于韩江下游西岸之北，西岸的地势，东高于西，北高于南，东西的高差，又陡于北南。东南西北，四方四面，西面的地势，低之又低，而水性，恰恰便是就近就低，这样，潮州一城，自然就是排水往西。当时的城墙，是土城墙，垒土夯筑，且建在冲积层上，洪水来临，渗泄增大，再遇上暴雨，这渗入的洪水、雨水，便争先恐后，都往西排，在芹菜沟没有疏浚之前，城内常常出现漫流排水、水泄不通、积水泛滥。王涤瞅准关键，提纲挈领，把芹菜沟扩大浚深，使其变成了全城的排水总渠，从此排水归槽，畅流西去。

新干渠还汇聚了源泉不竭的西湖山水、城区以及周边集雨面积的径流，还有来自竹竿山麓至城南10里的韩江渗流，这些水源，增益了原有农田的灌溉用水，同时渠道增广，又可作为航道，榕江的舟舶，可循此直达潮州城下。揭阳史称“米县”，潮阳又兼具滨海之地，擅渔盐之利，然而，在三利溪未实现疏浚通航之前，州城与潮阳、揭阳两县县城，以及榕江流域众多村庄，往来运输，十分不便。李东阳《三利溪记》载：“民之往来三县者，肩任背负，利不偿力，怨声载途。环海而行，则飓风怒涛，多坠不测。”

三利溪先通航于榕江河网，沟联了揭阳、潮阳，又通航于韩西河网，沟通了海阳北厢、西厢，航运因此四通八达，舟楫往来穿行便利。当时，或有涨潮，海水顶托，咸潮沿榕江倒灌揭阳、潮阳，三利溪又被利用为引韩灌榕的渠道，冲咸灌溉，三县农田均甘露沾泽。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就载：“三利溪之为利，非生长吾乡者，不能深知也。盖郡西小河西流，会揭、潮水入南海，咸潮数至，得此溪解之，三邑田畴，利赖焉。”

王涤最受人称道的，是迁建韩文公庙。于北宋咸平二年（999），把原来潮州通判陈尧佐，在子城下金山麓夫子庙正室东厢辟建的“韩吏部祠”，卜地于州城之南7里，今蔡陇之地，新创韩文公庙，然后，延请大文豪苏东坡，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当其时，苏东坡正在扬州任上，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元祐七年（1092），苏轼接到王涤的盛邀后，日思夜想，一个月下来，竟一字未得，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几次起稿，几次都不满意，几次推倒，几次重来，这个开头难啊！直到有一日，冥思之中，忽然奇句骤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这两句迸出，苏轼知道，开头有了，随后，犹如江河决堤，大水汹涌，洋洋千余言，一气呵成：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王涤接到苏轼手书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一诵之下，喜出望外，立即命人谨按苏轼的手书字体勒石，安放城南庙左。本可以是千古一碑，煌煌于世，惜乎不久，碰上党争炽烈，列为元祐党人的碑文刻石，被着令一律砸碎，苏轼手书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刻石，也难逃厄运。唉，此后重新出现的刻石，都是借他人沐手抄之矣。

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曾任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的王安中，被贬安置象州，即今广西象州县，他取道潮州，向西南进发。一路上，他黎明即起，沿海而行，所见所闻，完全颠覆了传说中的那种瘴疠缠人、鳄鱼噬人的印象，倒是海滨人影晃动的盐灶、远处平原起伏的稻浪，骤然让人触动，心有所寄，止步流连。《潮阳道中》，就是这个外乡过客，触景生情的几句感言：

火轮升处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闻。

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

岭茅已远无深瘴，溪鳄方逃畏旧文。

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终欲老耕耘。

潮盐是潮州的大宗农产品，稻米亦然。在笔架山窑匠人为新品忙得无日无夜的时候，潮州的农人，也蹲在田间地头，为稻田的轮番耕作，想破脑壳。潮州地气旺热，人多好动，坐不住，不像北边，寒气重，阴冷，人多爱待在屋里，不想动。人好动，坐不住了，又闲不下来，就爱琢磨思考农事，想着有什么办法，好增加一些收成。

果然，按照想象，他们试着把以前的耕作方式改变了一下，竟然获得成功。王安中眼前的“一川秋穗割黄云”，已经是好几个丰收的年冬了。

潮州人向来慷慨大度，他们也不藏着掖着，都在地面上呢，于是，传来传去，有人愿问、愿学，有人愿说、愿教，一种新的耕作制度，也不用谁来大肆宣扬，自然而然，就在潮州大地，传开了。本来，一年只能插植一造水稻，即使稻、麦互种，也不外是两年三收这么一种传统的耕作模式。农民们改变耕作方式，创造出双季水稻，实现了一年两熟，使收获量成倍增长，土地潜力，得到充分利用。

应该指出，宋时，有关一年两熟的记载，并不限于潮州一地。《吴郡志》就提到，苏州“乡贡再熟之稻”；《太平寰宇记》记载，泉州，也有“再熟之稻”。但它们都不是复种的双季稻，而是属于特殊条件下，偶然出现的再生稻。正如这两本书中所言说的：“今岁丰，已刈而稻根复蒸，苗极易长，旋复成实，可掠取，谓之再撩稻”，“春夏收讫，其株有苗生，至秋薄熟”。

到了南宋时期，福州地区，才开始有了复种的双季稻，但产量很低，不甚理想，《福州劝农文》载：“田或两收，号有再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没有经济效益，难以推广。独有潮州地区的农民，充分利用气候温暖、无霜期长这个有利条件，长期比较、筛择，选种、育种，培育出适合本地土质物候的稻种，实行早造、晚造两造插植，因而取得了增产、增收的理想效果。对此，《三阳志》有这样的记载：

州地居东南而暖，谷尝再熟。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曰稳禾，类是赤糙米，贩之他州曰金城米。若粳与秫即一熟，非膏腴地不可种，独糙赤米为不择。

这里，也是使用了“再熟”这个词语，但是，它们的实质，已然完全不同了。熟于五六月的早禾，与熟于冬十月的晚禾，绝对不是“稻根复蒸”、“至秋薄熟”的再生稻。再生稻只能秋熟，复种稻必待冬割，这是客观规律，不容混淆，也难以改变。

当时的晚稻，亦称为稳禾，这个名称，有其确定的含义。原来潮州所处之地，早稻的成熟期，刚好遇上了夏潦台风季节，霪霖暴洒，几天几夜，有时，还会接连遇上几个台风的袭击，对收成的威胁，无疑特大。而晚稻则不同，寒露过，雨水定，台风消失，收获更有保障，更加稳定，所以称作“稳禾”。自唐宋以来，这个气候征象，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农谚“稳冬”、“稳禾”的叫法，一直保留至今。(www.xing528.com)

《永乐大典》卷5343称：宋代潮州农民，既懂得积极引进北方农作物，“秋成之后，为园；若田，半植大、小麦”。“为园”，指的是一年两熟制之外的冬园制，这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的推广，两造之外，冬天的旱园，一部分种植大、小麦，一部分可以拿来种玉米菜蔬豆薯以及速生经济作物。宋代这些潮州人真了不起，不单大胆改进了耕作制度，实现了一年两熟，满足了当时快速增长的潮州人口的吃饭问题，还有余粮，可以“贩而之他州”。

几十年后，后代的人们这样看待前人，《元一统志》描述道：“初入五岭，首称一潮……稻再熟而蚕五收，凤翔集而鳄远徙。扫除青草黄茅之瘴霭，仿佛十洲三岛之仙瀛。”

宋代，潮州人口的持续增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究其原因，就是北方在打仗。西夏、辽、金，一个个都不是善茬，一个个虎视眈眈，一个个强兵压境。战火纷飞，疆域拉锯，民不聊生，中原百姓，遭受荼毒，又是抛家离舍，来到东南沿海，寻求一处避难之居。

北宋靖康二年（1127），钦宗赵恒投降，徽宗、钦宗被虏。南宋高宗赵构，自从建炎元年（1127），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就一直被金兵追剿，从河南节节退到浙江，金兵则一路紧紧跟进，逼得赵构无处可去，在越州、明州、定海、温州一带海上，漂泊多时，直到建炎四年（1130）夏，金兵撤离江南，他才回到临安府（今杭州）喘息，又定临安为行在（临时首都）。

当时，把南宋首都，从应天府迁到临安府，而不是建康（今南京），是经过三次反复论争，才最终确定的。在分析宋、金双方军事形势之后，得出结论：“今日之事，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金兵乃处处主动进击，宋军则时时被动防守，这是当时战局的长期态势，而建康一地，过于靠近前线，不如临安地处后方，比较安全。虽然，建康表面有长江天险，但金人驾马，一跃过长江，便是一路疾风，此前也有先例。而浙西一带，水网纵横，对金人骑兵，辗转腾跃，大为不利。临安，又是当时号称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格局，拥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无疑是作为一国之都所必需的。

当时的赵构，其实还藏着一个不好说出来的心理，那便是金兵若再次打来，临安近海，一有风吹草动，可以迅速浮海。这个理由，可能才最是关键的。

临安定作了国都，暖风熏得游人醉，四面八方的人流，一时间，就都涌向浙江。很快，浙江就承受不住，人们又转而挤向福建，用不了多久，又只能硬往潮州挤一挤了。

一拨拨的人往南挤压，是临安作为国都的必然。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条件优越、已然崛起的潮州，正好成为人口洼地，释放着浙闽的人口压力，让中原、浙闽的移民，心满意足，安家落户，草创村寨，扎根不走。

据较为可靠的记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潮州人口30000户（《三阳志》），到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增至74682户（《元丰九域志》），110年间，户口增长了一倍半；到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户口增至135998户（《三阳志》），与前相比，又增加了80%。而唐代从开元到元和约100年，户口数徘徊不前，都只在10000户前后。对比之下，差别是多么巨大。

敢于移民的人，都不是孬种，所谓能人走遍天下，蠢人寸步难行，就是这个道理。这样，成群结队，从闽南翻山越岭过来的移民，就给潮州，带来了无数的优质人口，带来了生机勃发的充足的劳动力。那个时候，不只民间的奇士、高人乐意来，就连官场才高八斗、威风八面的官人，也愿意来。

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庐陵人、潮州知军州事彭延年，就举家从江西搬来，落籍在当时的海阳县浦口村。浦口是河网地带，属于典型的韩江、榕江三角洲地区，土地肥沃，盛产鱼虾蚌蛤，且极易捕捞，俯拾即是，地又便于灌溉，水田则一年两熟。

心情大好的彭延年，传有《浦口居好》五律五首，其二、其三吟曰：

浦口村居好，清贫胜富华。

堆书为伴侣，种药是生涯。

吟苦诗成癖，心闲道长芽。

匣中时有莹，蟠蛰有灵蛇。

浦口村居好，柴门镇不扃。

晴岚深染翠，寒笋嫩抽青。

酒笔驱吟倦，林风引睡醒。

东堂清且泚，待创碧莲亭。

这是他定居浦口后的即兴创作，颇能反映出潮州的某些地方特色。有学者称，这组诗“风格闲适清新，开广东田园诗先河”。

北宋元丰七年（1084），彭延年利用一生积蓄，设计建造了潮州的第一座私家园林——彭园。彭园闹中取静，巧借周围天然之境以衬垫，园之北有榕江，南临清溪，双桥临跨于碧水之上，河畔古榕参天，登高可见山水环绕，帆影点点，远山为名胜紫峰山，近山为小丘石头山，树木繁茂，东连田畴原野，绿浪起伏。园内建有四望楼、碧涟亭、药圃、东堂、书斋、武馆、水榭、假山，配松、梅、竹等花木，成为宋代典型的文人园林景观。

彭延年定居浦口之后，领头创办学馆。棉布，在当时很是稀罕，一般作为贡品之用，当地又没有种棉史，他带头试种棉花，获得成功之后，推广给村民，并派人到外地学习棉纺技术。又用卖棉花、棉布的钱，修筑了吉贝桥，方便村民出入。史载，像彭延年这样从外地迁来的官宦世家，知书达理，起点颇高，很容易在潮州创置家业，融入本土，转化为“土著”。

彭延年之后，据乾隆《潮州府志》的不完全资料，又有18位外地籍的宋代官员，先后落籍潮州定居，其中有莆阳人、梅州刺史丘君与，韶州人、潮州知军州事余叔英。梅州、韶州，都与潮州同为广南东路，他们舍彼地而来籍此地，地理环境的优劣，发展前景的好歹，应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潮州如此物阜民丰，蒸蒸然焉，朝廷听之闻之，自然动心，揭阳置县，遂水到渠成。据《潮州志》载：“（北宋）宣和三年（1121），割海阳县的永宁、崇义两乡及延德乡的龙溪、蓬洲、鳄浦、江四都，新置揭阳县”。

也有专家，据《三阳志·州县总叙》指出，揭阳县乃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设置，初创时县城未定，暂寄治于刘黄村，两年后，才立县城于玉窖村（今榕城）。《三阳志·州县总叙》所载为：

州所领县，在（晋）义熙间，有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昭等五县；至（隋）大业间，绥安、义昭已废矣，乃有程乡、万川二县合为五；（唐）永徽初省潮阳县，先天初复置；乾元间乃罢其余，独有海阳、潮阳、程乡三县；伪汉（南汉）刘时，割程乡县，置敬州，宋开宝四年改为梅州；熙宁六年废梅州，以程乡隶于潮；元丰复梅州，以程乡归焉；至绍兴六年，犹熙宁之制；九年复元丰之制，潮止二县也，乃置揭阳县，初创于刘黄村，数年不果立，至绍兴十一年，移立于玉窖村，或者有三阳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