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佛教热衷，宋代佛风炽盛

佛教传入中国，曾经十分艰难曲折，无论从西域新疆陆路入境，还是从南海水路入境，一样经历了兴佛、灭佛、排佛、复佛，无数次的磨难反复。就是同样笃信佛教的皇帝，也因为善信不同，立场不同，而互相拆台。

《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大云寺”条，就记载了：唐睿宗李旦永昌元年（689），沙门法明等10人伪撰佛经《大云经》，吹嘘说这是新近来自西土天竺的佛门真经，进献与武则天，对武则天言说神皇受命之玄事。按照这部经书的说法，武则天乃西天乐土的弥勒佛转世。由是，武则天改国号周。大周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武则天颁旨：“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藏《大云经》”。

当时，天下各州是否皆建大云寺，不得而知，但征诸文献，得知长安、河内（今河南怀庆府）、凉州、扬州、温州、淄州、柳州、宣州等寺院，并非当时新建，乃是改称旧有寺院而来。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掌政（712），这部《大云经》就沦为不折不扣的查禁书籍了。为了肃清其影响，全国各地的大云寺，自然也得通通改名。于是，《唐会要》卷四十八记载：“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并改开元寺”。

相传佛教从晋代即传入潮州，却一直比较顺畅，少有波折。佛典《传灯录》辑录的潮州籍高僧大德，就有惠照、大颠，等等。《传灯录》里，把惠照称为“潮州神照禅师”。惠照是在潮阳西山的海潮岩洞面壁，海潮岩洞，俗称“狮喉”，深、宽各约4米，据方志记载：“唐大历初年（约766），名僧惠照，常栖于此。”

惠照是曹溪派系，得曹溪真传，大历初年从曹溪返回后，便于岩洞潜修并卓有成就，成了潮州本土最早传播佛教且广有影响的僧人，大颠、药山惟俨曾于此洞穴拜惠照为师。

稍后便是白牛岩、乌岩。相传，这是大颠面壁修禅的岩洞。白牛岩于东山高处，山势陡峻，洞深约2米，宽5米许，是大颠率徒玄应、智高等数十人所拓建。乌岩位于小北山北背，有深涧相隔，有唐代石桥，俗称无水桥，相传为大颠率徒架设。乌岩上的洞壁有佛手印一个，传为大颠以之测地气，因觉得此地地气较轻，而转至灵山建寺。据传，大颠在灵山寺设坛开讲，善信听众多达1000余人，93岁无疾而终，身后，至宋代，仍多有灵异示人。

有唐一代，潮州成了岭南除了粤北韶州之外，又一禅宗弘传中心。当时，位于州城中央的开元寺，不知什么原因，史籍少有记载；而叩齿庵，也只以大颠应韩愈之邀，驻锡于此而知名；南山寺作为唐时新建寺院，则差点被湮没了；崇山峻岭中蛇豕出没、人迹罕至的西岩、白牛岩、灵山寺等等，却反而赫赫有名。不说还真不知道，的的确确，唯有名师高徒，才能够代代相承，传灯烛照，名望久播。掐指算下来，自惠照座下出药山惟俨、宝通大颠两大高僧，又自大颠座下出三平义忠、本空、本生等高徒，闻法悟道者，无以胜数，在中国禅宗的典籍里，已然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大颠一脉门风之高峻，轻易不与世俗相沟通，则足以显出其山林佛教高蹈出世的特色。

宋代潮州的佛风，比以往更加炽盛了，究其原因，就是它的世俗化，人人得以参与，人人都能修为，吃斋拜佛，施舍捐赠，行善积德，都是在种自己的福田，有钱人、穷人，因果报应，一视同仁。这种风气一开，这样的观念直抵人心，蓬蓬勃勃，四面开花，就必然水到渠成。

《宋会要辑稿·瑞异》云：“（治平四年【1607】）九月二十七日，广南经略安抚司言：潮州大地震，坼裂泉涌，压覆两县寺观、居民舍屋，并本州楼阁营房等，士民军兵、僧道死者甚众。”这是广南路官府向朝廷所作的灾情报告。这份报告说到，潮州由于地震，而引起房屋倒塌，其中，寺观建筑，排在了最前面，而死者中，也特意把僧道与军民并列。这固然说明了寺院的损失的确惨重，但同时也透露出，当时潮州的寺观之多、僧道人数之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一百《潮州·景物上》，也提到了：“湖山，与韩山对。山之麓，寺观错立。”一座在今天看来小山丘似的西湖山，寺观便如此之多，可谓鳞次栉比，那么，城中其他地方呢？

潮州人礼佛、向佛，并没有什么非分、过分之想，只是一门心思求佛祖保佑合家平安，诸事顺遂。这是一种十分朴素的、体己贴心的信仰。与潮州民间心理相契合的，刚好是新一波的佛教转变。佛教作为一种异国他乡的异质文化，自传入中国始，为了能够立足，世俗化、本土化，就是它的总趋势。

唐代之前，潮州的佛教，在惠照、大颠等的带领下，还是一种见性明心、追求禅悟的山林佛教。进入宋代，世风骤变，佛教由偏于出世的面目，一变而为积极入世，庙产福田，四时供养，广开门路，寺院经济的开发，密切了佛教同世俗社会的联系，不知不觉之中，潮州的佛教，也从高蹈出世，转变成了都市佛教。

有专家考证，两宋时期，潮州各地新创建的寺院有52座，这些新寺院，主要创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集镇、村落以及交通要道上。加上唐、五代创建的11座，这就意味着，共有63座以上的寺院在运作。这63座寺院中，有14座建在州治和县治，即开元寺、大隐庵（叩齿庵）、广法寺、静乐寺、净慧寺、寿安寺、宁波寺、隆庆寺、治平寺、千佛塔堂、石塔寺、罗汉院、双峰寺、宁福院；至如今庵埠境内的灵和寺，云步境内的少林寺、观音净土堂，澄海境内的龙潭寺、董山寺、平峰寺，饶平境内的林姜寺、云盖寺、柘林寺，等等，则建立在较大的市镇上。

潮州人热衷于拜佛，动辄永充供养，也是从宋代开始盛行。那时每天曙光初现，夜色未退，晨钟才响，山门还闭，就已经有善男信女，梳洗更衣，肃立于各山门外，合掌躬腰，意念归心，默默祷告。持长斋的，食短斋的，在家修行的，也大有人在。持长斋的，是一年365天，天天斋戒，食短斋的，逢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吃斋。潮州信众都知道，寺院选址位置的便民，尚属在次要，重要的，是它的修持方法，如果信徒修行中，不能在智慧层面上有所进益，那虔诚做好福德，也是行的。这样的精神寄托，这样的佛理精义，很容易深入民间，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化为平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北宋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三年（1043），开元寺在住持畅师的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维修后的开元寺，“凡五百楹，为一郡之表”，全寺有500间房屋，足见规模之大。如果说500间屋有所夸张，那一次维修用了4年时间，则完全是可信的。当时，畅师只打算维修罗汉殿，不料，捐款者“如响之应”，所捐款项，大大超过所需之资，所以乐得来了个大规模维修。

天王殿，就是这次大规模维修的杰作。整座殿堂，采用了叠梁斗拱的结构，由50根柱子承重，所以殿内墙壁，不负荷载，只起“围绕遮蔽”和“界限”的作用。这样，殿内墙体可以任意增减，大殿空间可以任意布局，而且，这种广阔、通爽的殿堂，非常适合南方多雨潮湿的环境，减少对建筑装饰和佛像的侵蚀，也能容纳鱼贯而入的人流。

天王殿的抬梁斗拱构架，不用铁钉，仅凭木榫紧密衔接，11层的斗拱，层层向上散开，层层向上抬升，把整座大殿的屋顶，所有的重量、所有的承载力，都分导到殿中的50根柱子承载。斗拱，宋代《营造法式》称作“铺作”，处于柱顶、额枋与屋顶之间，由斗形木块和弓形肘木纵横交错、重叠构成，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11层的斗拱，是很惊人的创举，显示了过人的胆魄，站在殿中，抬望眼，那种高邈旷远，让人顿生缥缈之感。

有一个说法，说日本奈良的东大寺，一直找不到他们的祖庭在哪里，后来，到了潮州开元寺才发现，这里就是他们的祖庭。它的基本布局，营造模式，就是十足依照潮州开元寺。

北宋政和四年（1114），潮州城南门外今南春路尾的静乐禅寺，有过一次别开生面的结“金刚经社”活动。这是一次带有主题性质的法社、邑会，静乐禅寺的37位出家僧人，倾寺而出，带着一大帮笔架山百窑村白瓷窑的热心檀越，佛乐声中，在大殿一次次高声讽诵《金刚经》，修心养性，又在偏殿和诸阁，镇日小楷一遍遍抄写《金刚经》，宁静致远。到了约定之日，功德圆满，僧众带着一帮弟子檀越，举行斋会，又一起募铸了一个平身直口、穿梁悬钮，净高170厘米、直径110厘米、重3000余斤的大铜钟，又请高手撰写铭文，罗列僧人善信，浇铸于钟壁上下，纪念这次独一无二的以诵、抄《金刚经》为主题的僧信结社信仰活动。后来，静乐禅寺不知何时何故湮灭，大铜钟移置开元寺大殿东侧，于今钟声悠扬，不减当年。

就在与静乐禅寺结“金刚经社”差不多同时，一说北宋政和六年（1116），一说北宋宣和二年（1120），浙江温州籍高僧大峰，从福建云游来到潮州，到了潮阳蚝坪（今和平），恰逢干旱，瘟疫流行，陈尸遍野。大峰见此而驻锡，收埋尸体，设坛念经，清洁饮水，采药行医。蚝坪境内的练江，正处于当时繁忙的闽粤交通干线，水深江阔，流急波湍，岸边虽有渡船，但遇洪水暴发，不是无法过渡，就是有翻船溺水之虞，当地居民，以及行商旅客，无不以大江隔阻为苦。大峰目睹，发誓修建石桥，从募化建桥款项、回闽鸠工庀材，到围堰桩基砌墩建桥，共用了11年的时间，这11年几乎是大峰独力经营，建成了全桥16跨桥洞的14跨。因操劳过度，大峰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圆寂，年88岁。余下的两跨桥洞，由邑人蔡贡元于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出资续成。

这座长90米、宽3米的石桥，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工程也算不小，而由一位77岁高龄的和尚募化，历11年建设，这在当时，更是了不起的大事。大峰圆寂之后，乡民感其恩德，把他葬在练江东岸的桥尾山上，并建祠纪念。后来，大峰扶危济厄、笃行义善的举措，传遍了潮州以及东南亚潮人社会，衍化成大众胸怀宽广、乐施好善、行善积德、济世利人的“大峰信俗文化”（即“善堂文化”），大峰也被潮州人尊为大峰祖师。有人膜拜说，大颠禅师，是唐代潮州僧人追求向上一路的证悟典型，大峰祖师，则是宋代实践大乘佛教有为功德的菩萨象征。

在这种浓厚的福德报应、乐施好善的社会风气中，产生了一种专门倡导、劝进他人行善布施的带头人——“劝首”，劝首可以是僧人，也可以是俗家人，如由一些在社会上受人信赖的虔诚信徒来担任。1976年9月，在今潮安金石镇塔下村，发现了北宋的石井栏1个，井栏上三面刻字，文曰：

角洲保住信女许七娘，舍钱结砌石井一口，奉为考、妣、妹同资生界，次乞七娘洎兄许满、许□同祈平安者。政和丙申（1116）五月十四日砌。谨题。勾当蔡富、林琪。劝首沙门□觉。

可见，这位信女许七娘，是在僧人□觉的劝进下舍钱砌井的。

开元寺天王殿内石柱第三横行从东到西第五柱，刻有“劝首徐安政、妻赵氏、男阿应，舍□乙百贯足”；殿内第四横行从东到西第七柱，刻有“劝首念四者”的字样。这里的劝首，是俗家人。同时也说明了，劝首不仅劝人施舍，本身也施舍。

有时，某项捐输工程过大，就可能有很多劝首，还可能设立更高一级的劝首名目——都劝首。静乐禅寺结“金刚经社”的劝募工程，就是这样。大铜钟铭文中，第6行是“炉首黄欢、黄和”，第12—13行，是有名有姓的10个劝首，第14—16行，则有“都劝首：住持、传南宗沙门择兰/承议郎、权通判潮州军州、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事、赐绯鱼袋张齐/朝奉大夫、知潮州军州、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事、赐紫金鱼袋朱彦说”。当然，这三位都劝首，一位是本寺住持，另两位是潮州知州、潮州通判，不过是挂挂名，不干事的。

劝首所劝进布施的对象，不仅仅是寺院僧人，还可以是社会公益。北宋天圣元年（1023），《买石座题记》记载：“劝首林廷翰、陈清、赖裕，召众买石座三十个，与往来集善坐起……”行善布施这种事，不管是布施寺院，还是社会公益，都需要有热心之人，出头出面，当时，这种人在潮州，谅必不少，才会产生了“劝首” 这样一个专有的名称。

北宋绍圣元年（1094），礼部尚书苏轼，被贬到惠州安置，驻惠州三年中，曾到访潮州，返程作《过阴那山》诗并序，序曰：“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再六日，归舟蓬辣滩上，乃闻高僧了拳结庐于此。及兹一览水石云林，诚为罗浮仲擘也，因赋此云……” 阴那山的灵光寺，也是当时潮州的一处山林佛寺，苏轼莅潮那时，潮州的都市佛教，方兴未艾。几十年后，风云际会，有心无心的，有形无形的，官府和僧俗的种种作为，却直接促使了寺院经济的巨额增长。

南宋开禧元年（1205），落籍潮州的福州人林绍坚，一次就施田6848亩给开元寺。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五《寺观》中，也录有宋所建寺，如潮阳宝光寺，就有邑人吴颜施田460亩；治平寺，有邑人刘世荣施田900余亩；海阳龙潭寺，有邑人陈双桂、蔡丰湖施田若干亩；揭阳双峰寺，有官赠田地22顷77亩。又如捐款、捐物，不论贫富，人人都努力而为，大到捐修寺院，小到捐佛像供养，在当时社会上，构成了一道乐施好善的动人景观。像开元寺大殿石栏、丹墀四角四座阿育王塔、天王殿和地藏阁等殿内巨型石柱等，多有诸如“某某某舍钱××贯足，祈超生界” 或“祈乞平安”之类的特具宋代风格的刻字，至今犹存。南宋末年，大宋江山已经风雨飘摇，潮州知州林式之，还于咸淳五年（1270），捐俸金百万，重修开元寺法堂。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开封市井生活，熙熙攘攘，百态人生，活色生香，花团锦簇。宋代潮州的生活，也是五彩缤纷，花开似锦，随心随意。僧人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也是在这样的开放时代、开放城市才有。南宋淳祐三年（1243），韩山书院所购买田产的记录，其中一款载曰：“买僧有惠，溪东田一石八斗，税钱一十贯足。” 可见当时，僧人不仅能拥有私人田产，而且，还可以自由买卖。

潮州地处广府极东，为闽广两地交通之孔道，向有“广南闽峤”之称，又值经济起飞之时，交通格外繁忙，但在路政建设上，却一直少有作为。自闽至广，基本上有两条路：“上路”，由梅州至循州；“下路”，经潮阳出海丰。上路沿途崇山峻岭，瘴疠袭人，而下路平坦，人烟稠密，所以，行人多走下路。

但是，下路也有诸多不便。开始时，任保甲者为管理亭驿的“亭驿子”，但过路官兵经常抢掠、鱼肉百姓，一般人家，不敢在路旁盖屋居住，所以保甲家的房屋，与亭驿相距较远，有客路过，就得延入家里服务，麻烦琐碎，工作量大；还有，本地的士兵弓手，也向亭驿子敲诈勒索，民以为苦。这样累积下来，导致驿铺建置时有缺失，常使行人无处投宿，加之桥道颓毁，横流暴涨，行人往往受阻，路旁无人居住，盗贼敢于白昼剽劫，商旅更深以为患。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60），转运使林安宅大力整顿路政，创盖驿铺，夹道植木，跨桥为梁，路况为之一振；又罢去以百姓为亭驿子的旧制，董以兵士；抽调上路驿铺的铺兵，充实下路，并使铺兵与百姓相为依倚，共同居住于道旁。这样，百姓既可做生意，行客又能得方便，成效颇著。

想不到，这样好的一个措施，只实行不到30年。南宋绍熙二年（1191）之前，又照样“颓陋如故”。也是，试想，那些铺兵，心不在焉，能有心思照料亭驿？铺兵蛮横惯了，能和百姓鱼水相容？铺兵一旦仗势发威，百姓能有立足之地？唯有大包小包，陆续逃离。这一年，转运使黄棆，把道旁造庵以待行人的规划，行文到州。知州张用成即于此年在潮阳的黄冈、新迳、北山创建了3个驿庵，均名为光华馆，“守以僧，给以田，环以民居”，并给以住持僧很大的权力，如有“污败室庐、糜毁器用、暴横难禁者，僧得以经闻于官，而为之惩治”。

这种做法着实有效。南宋庆元四年（1198），知州林㟽，如法炮制，又连造了7座驿庵，“自是潮、惠之间，驿庵相望……因漳而潮，东驰南骛，惟适所安”。到南宋宝祐二年（1254），知州陈炜，建济川庵，60多年间，潮州自现在的饶平、潮安、揭阳、潮阳、惠来、普宁、揭西，直到与陆丰交界的“下路”干线，陆续建成了14座驿庵。一种新型的交通制度，终于探索形成，并一直维护了80多年，直到南宋灭亡。如果不是改朝换代，国祚变更，估计，还会延续更长的时间。

北宋治平四年（1067）、熙宁元年（1068）、熙宁二年（1069），潮州刘氏一家，重金延请著名陶瓷艺人周明，在州城韩江东岸笔架山窑，先后烧造青花白釉瓷佛像4尊，吉日择地供奉于城西羊鼻岗上一个小石室中。4尊释迦牟尼佛像均极精美，披袈裟，戴发髻冠，饰白明珠，掌作结手印状，脸长方微圆，修眉目，眉间有一粒微微凸起的“白毫相”，冠发、眉目、须鬓着青花，跏趺坐于四方台座上。尤为可贵的是，每尊佛像的底座，或三面或四面都刻有铭文，为国中古瓷所罕见。治平四年铭文为：

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像，永充供养。为父刘用、母李二十娘，阖家男女，乞保平安。治平四年，丁未岁，九月卅日题。匠人周明。

熙宁二年铭文为：

潮州水东中窑甲，女弟子陈十五娘，同男刘育，发心塑造释迦牟尼佛散施，永充供养。奉为亡夫刘弟（第）十七郎，早超生界；延愿合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二年，己酉岁，正月十八日题。匠人周明。

仅仅过了两年，就物是人非，刘扶已然仙逝。刘氏一族，在潮州是煌煌盛族。宋时，笔架山（即韩山）地带，许氏、刘氏两个盛族，即住居于此，当时有“山前许，山后刘”之目。许氏的先祖，自泉州迁来，到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有许申应“贤良方正”科，中进士，官至广南东路转运使。许申之孙许开义，官明州（今宁波）观察使、广南西路兵马都监，曾孙许珏，娶宋太宗曾孙女德安郡主，一门鼎盛。

山后的刘氏，居桃坑及东津，至今尚为巨族。刘氏的先祖刘嵩，自唐末随清海军节度使至广州，其子刘颖，移居潮州，其后刘允，北宋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历任化州、桂州知州。刘允长子刘昉，先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又官拜龙图阁大学士，人称刘龙图；次子刘景，历任台州、南雄二州知州。造佛像的刘扶，其父刘用，其子刘育，皆住水东百窑村，当是刘氏一族的族人。山后东津刘氏一门，还有刘表，北宋咸平四年（1001），举“贤良方正”科入仕，当时据说是潮州第一人，只是时运不济，宦海沉浮，在京城做官，终身任职，也就承直郎、大理寺评事而已。

笔架山宋窑，早已是声名赫赫，远播寰宇。唐代的瓷窑，还都是在州城这边，依韩江西岸，在州城的北关和南关等处，砌窑烧造。宋时，随着窑炉的改进，那种圆墩墩，体积有限的馒头窑，已经不适合大规模生产的要求了。水东那边，笔架山横亘，高低峻矮，恰到好处，于是，有钱的财东，和薄技随身的匠人，纷纷来了，他们抱团结伙，各依所好，在笔架山西麓，毗邻韩江东岸的山坡，看好了心仪的地段，就选址凿山，砌筑龙窑。陶瓷发展到宋代，已经是历史最高峰了，龙窑应运而生。这是当时乃至后来陶瓷业燃烧最好、炉温最高、火候均匀、烧成最佳、装烧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柴草窑，直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大多数陶瓷产区，还在广泛使用。

随着民窑的蜂拥入驻，有大户的一户出资，同时鸠工买料，砌筑了几条龙窑，也有小本的几户集资，共同拥有一条龙窑，短短几年时间，就在绵延近十里，包括许猪头山、虎山、后山、印山、蟹山、庄厝山的笔架山，从北边靠近东津的猪头山（亦名虎头），到南边靠近涸溪的印山，一口气砌起了口述中的99条龙窑，一条条依山而起，如龙摆尾，瓦顶若鳞，伸腰拱脊，腾云欲起。

笔架山这一片窑场，连同头家、工匠、搬运、家眷聚居之所，被名白窑村，这是因为产品而得名；又名百窑村，是因为生产规模大得很。刘用、刘育的“潮州水东中窑甲”，就是百窑村中的一户。有专家据此，推断出当时还应该有“上窑”、“下窑”，或者“北窑”、“南窑”。但它们又各居于何处呢？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三，东厢有一个地名曰“南窑”，注曰在“城东南畔，距城五里”；今印山和蟹山西面临江处，有一个“下窑村”，距城东南也大约是五里。这表明，当年，确有南窑和下窑的称谓，地处于笔架山南边。还没有完，铭文既然有“窑甲”，不用说，自然就还有“窑乙”、“窑丙”、“窑丁”……”

天时、地利、人和，齐聚笔架山。山后隔山的水缸山，山后南面的大旗山，三里开外的飞天燕山、海鹅头、和尚头、陈厝山，都蕴藏着数量惊人的白瓷土。周边村庄下津、卧石、六亩、黄金塘、洗马桥、社光洋的村民，也参与到掘洞取土、水碓舂粉、淘洗陈腐、滤水炼泥中来，他们把瓷土和成品、半成品瓷泥，一起卖给了百窑村。百窑村的匠人，也晓得了脚踩辘轳、双手旋坯和模具注浆的先进工艺了；估算缩水、素烧施釉、干坯施釉、日下晒干、雨天夜晚阴干、匣钵装烧、门洞观火、色料描画，等等，也都了若指掌。

民国十一年（1922）10月，在潮州城西五六里的羊鼻岗，军队挖掘战壕，在地下1米的地方，挖到了一个小石室，石室中供奉的正是刘用、刘育那四尊青花白釉瓷佛像。专家陈万里在《从几件瓷造像谈到广东潮州窑》一文中确认：“佛像的冠发、眉睛、须鬓均描青料。”朱裕平《元代青花瓷》一书，提到：“宋代的青花瓷分别产于浙江、广东和景德镇，浙江和广东的烧制年代要早于景德镇。”潮州自古就有钴土资源，古巷、茂芝、新丰钴土的含量稍低，梅县、兴宁、平远的钴土均为富集，其矿土已能看到蓝色。专家指出：“目前已发掘的实物证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出产的佛像，是中国青花瓷史上的第一尊青花佛像。”

也有专家，咬文嚼字，非要抠出这批佛像的铭文字数、窑口地址、订户姓名、器件用途、工匠姓名、烧制日期，说是陶瓷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这样齐全、铭文这般字数的瓷器。专家举例，目前所知，古瓷器中，铭文最长的，要算清乾隆六年（1741），由内务府唐英监制的青花缠枝莲觚式瓶，属国宝级珍贵文物；这尊瓶的铭文，有68个字，著明监制人姓名官职、器物用途、烧制日期，但比起笔架山窑熙宁二年（1069）佛像，少了4个字，差了2项内容，晚了672年。有时候，一些古物，就是在这些常人疏于探究深研的细节上，显现了其无与伦比的价值。(www.xing528.com)

民国二十九年（1940），有一个叫麦康的西人，到了福建、广东做考古学调查，他的足迹，遍及闽、粤两省的各个城镇集市、边地角落，回去后，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代窑址》一文，其中，专门介绍了在潮州笔架山考察的情况。他说：笔架山窑废弃的瓷片，分布在长1—1.5英里、宽0.5英里的地域之内，河边含有瓷片的积土层高达10—15英尺，这是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处古代窑址。（1英里约为1.6千米，1英尺约为30.5厘米。）

让笔架山窑进入内地国人视野的，是《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文中指出：“由笔架山东南山脚，至西北涸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为窑址……此古窑址之正式发现，在目前乃为首次。”

让麦康料想不到的，是比他先960年，三佛齐国（今印尼）的一个番商李甫诲，足迹早已经踏到了笔架山宋窑。《宋史·三佛齐传》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船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飘船十六日，至潮州。” 李甫诲到潮州，当然是来做贸易的，那一船香药、犀角、象牙，从海口一路走过来，倾倒了沿途港口多少倒手外贸的商人，这些，在物阜民丰、市井繁华、经济向上的大宋内地，都是紧俏货。沿路李甫诲当然会有小规模的交易，但是这批货殖，还是要留着到潮州出手，做更大的生意。

宋时的潮州“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以故殷甲邻郡”。《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宋仁宗嘉祐元年至四年（1056—1059）到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潮州的商税，从10799贯，增至30283贯，增长达180%，而全国同期，增长10.2%。商税的大幅增长，不可能仅靠街市商贩的坐店经商和摆摊设点，而是来自大笔的买进和卖出。陶瓷，可以说 ，是有宋一代，潮州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李甫诲卸下香料、犀角、象牙等等让宋人瞪大眼珠的时髦货物，即兴冲冲搭渡船，来到韩江对岸的白瓷窑。他心中念念不忘的，都是之前下单定制的那些青花瓷器，盘盘碗碗、杯碟壶罐、匙勺盒盏、瓶炉灯盆，还有千奇百怪的西洋动物、玩具，什么短腿垂耳的哈巴狗、翘尾抬腿的憨态狮、紧贴马颈的骑士马，还是来到窑场，自己再过过目为好。

笔架山的宋窑，还生产一种军持，这种长颈、圆腹的瓷瓶，是东南亚各地土著居民，用来装水和祭祀用的。还有一些深目高鼻的洋人造像，显然也是西人定制。日本九州北部福冈的博多港，出土了很多潮州窑白瓷，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田中克子专门写了《日本福冈市博多遗址群出土潮州窑产品与外销》一文。从地下出土了一个外国窑口年代久远的外销瓷，引起了销入国学者的高度关注，这该是什么品质和销量？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潮州窑瓷器的出土地点，在海外远远不止日本一地。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巴基斯坦巴博港口遗址，阿曼索哈尔港口遗址，斯里兰卡阿努达拉普拉古都遗址，印尼勿里洞苏门答腊岛“黑石号”沉船，菲律宾棉兰老岛港口遗址、吕宋岛八打雁港口遗址、安伴冈利伯塔河口附近沉船、巴拉望岛附近沉船，泰国·曼谷城市遗址、那空是贪玛咖城市遗址、林门波港口遗址、阁孔扣印度教神庙……都大批量出土过宋代潮州窑瓷器。同时期的汝窑、均窑、定窑、官窑、哥窑，在域中声名显赫，如雷贯耳；不声不响的潮州窑，却志存高远，在海外，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李甫诲这次在笔架山窑，又定制了一批青瓷双鱼笔洗，这款笔洗，宽平折沿、弧壁、圈足、足下无釉，外壁饰一周莲瓣纹，内底模印二条头向相反，尾部上翘的鲤鱼，鲤鱼形态生动，身上有鳞，背上有鳍，注水进去，鲤鱼如在波浪中追逐嬉戏，栩栩如生。水清无色，豆青宜人，水与青绿色釉，相映交辉。1975年，在西沙北礁，意外出土了一个潮州窑青瓷双鱼笔洗，让人浮想联翩。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藏有一件北宋潮州窑人形水注，制作风格跟笔架山窑佛像相同，反映了笔架山窑人形器物外销的历史。人形器物，人形应在像与不像之间，完全不像则丑陋不堪，完全不变则又神韵全失，了无趣味，变形的尺度怎么恰到好处，极难把握。而成功了，就是无上的极品。

潮州的瓷业，其实与饮食有关，潮州菜惯摆大桌筵席，潮州人曰“大床大桌”，山珍海味，禽畜河鲜，烹炸蒸煮，煎炒焖燉，无所不用其极。那种排场上来，该用多少杯盘碗盏？汤要汤锅，匙要匙托，盘有深盘、平盘、圆盘、鱼盘，碗要分汤碗、菜碗、饭碗。菜式一定有头甜、尾甜，吃头甜、尾甜的甜碗，又要分用两个碗，不能杂了味、串了味，头甜是白果，尾甜是芋泥，抑或头甜是莲子，尾甜是白葛，它们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清甜，有的腻甜，有的是汤品，有的是羹品，有的甜一点，有的淡一点，入嘴的口感很重要。汤匙也要另外加一支，不加汤匙，就要另上一钵清水，让用餐者洗匙。碟有格碟，分左右两格，一格酱油，一格椒盐，更多的是用6个小碟、8个小碟的，分放酱油、鱼露、辣酱、香醋、梅酱、豆酱，有时或许有一碟甜酱油，或者橘子油，或者沙茶酱，或者橙酱，或者白醋，等等。蘸料务必讲究，蚝煎蘸鱼露，丸子蘸辣酱，蒸鱼蘸豆酱，裹肉蘸梅酱，海参蘸香醋，当然，膏蟹、花蟹也是蘸香醋。蘸料内有乾坤，多有秘诀，裹肉是薄腐皮裹着精肉，下油锅炸过，吃了容易上火，梅酱性凉，中和了；海参、膏蟹胆固醇高，香醋把它解了。

天南海北，三省交界，山高水长，偏于一隅，也有一个好处，那便是远离战火，自乐其乐。秦皇汉武，征服岭南，战火燃不到这里，蛮獠啸乱，那也只是大型的聚众闹事，其余时间，潮州地界，基本平安无事。唐末黄巢起义，一把火烧了广州，他的队伍，水土不服，不敢开到潮州。倒是淮河上游的王绪，以寿州的屠户出身，起兵呼应黄巢，他的部下王潮，天不怕、地不怕，也不管水土服不服，从福建那边偷偷摸过来，于唐中和元年（881），攻取了潮州。

这些举义的人，都是有样学样，王潮在取下泉州、潮州之后，就在泉州自称刺史，后来，他的弟弟王审知接手经营闽地，更是自立为闽王。江西虔州的卢光稠，也于唐天启元年（885），聚众起义，效法黄巢，一经得手，即自称虔州刺史。唐天复二年（902），卢光稠派其兄卢光睦，翻五岭，从韶州下潮州，初战失利，卢光稠又集中兵力，大败王潮，占据潮州15年。

这两次插曲，调门不高，声音不响，都是起义军打起义军，虽然蹉跎了20多年，但是，百姓好像置身事外，无甚相干，照样闲庭信步，市肆喧阗，只是有时候在上街、言谈之际，斜瞟上一眼，看他们城头变幻大王旗。

日子安生，民心不乱，饮食，就是过日子的主题。韩愈左迁潮州，地方官员接风，喜食善饮的韩愈，在席间即饕餮得兴起。后来，韩愈把接风宴尝到的这一席正宗的潮州菜，绘声绘色地说给了好友元集虚。

这一席接风宴，规格当然颇高，除了韩愈10岁时，随兄长韩会出任韶州刺史以及自己当阳山令时吃过的蛇，其余菜品都来自海边，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海鲜、水产：鲎鱼、鲜蚝、蒲鱼、石蛤、章举、马甲柱……

鲎鱼是节肢动物，左思《吴都赋》曾云：“乘鲎鼋鼍，同罛共罗。”刘逵注：“鲎，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长五六寸。雌常负雄行，渔者取之，必得其双，故曰‘乘鲎’。”

蚝是贝壳类软体动物，唐刘恂《岭表录异》曰：“蚝，即牡蛎也。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蚝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蚝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

蒲鱼是海里边生活的鳐鱼一类，体扁平，略呈圆形或者菱形、方形，像一把蒲扇，鱼尾常呈鞭状，有毒刺。种类颇多，有黄魟、黑魟等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动》谓：“黄魟鱼，色黄无鳞，头尖，身似大槲叶，口在颔下。”

石蛤是一种蛙类动物，生活在山涧水边石缝，昼伏夜出，敏捷至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引祝允注曰：“《本草》注云：‘青蛙、蛙蛤、长脚、蠖子，皆虾蟆之类’。”

章举即章鱼，又名蛸、八带鱼、八爪鱼，有长腕足八枚，内侧多吸盘，体内有墨囊。《岭表录异》谓：“章举形如乌贼，以姜醋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引孙汝听曰：“章举有八脚，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鱼。”

马甲柱，亦作马夹柱。段成式《酉阳杂俎》谓：“每月三八日，则多马夹柱。”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三谓：“玉珧柱，其甲美如瑶玉，肉柱肤寸，曰玉珧柱……退之诗谓马甲柱，是此也。” 玉珧亦名江瑶，是一种海蚌，生活于海边泥沙中，其闭壳肌作柱状，即玉珧柱，也称江瑶柱，乃海味珍品。潮州人称江瑶为“带只”，干品江瑶柱为“干贝”。

韩刺史真大手笔，“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仅仅十个字，就把宴会之隆重，菜肴之丰盛，食材之广博，告诉给世人。做潮州菜的第一道工序，也不言自喻，跃然而出：主要食材，在烹饪之前，非要呈上食客过目不可，尔后才能送入厨房烹制。否则，刚到潮州的刺史，仅凭盘中香气四溢的菜肴，如何能知道鲎像战国赵惠文王创制的帽子，蚝的外壳彼此粘结成山形，魟的全身扁平如蒲扇、有条长长的尾巴，且目在上、嘴在下呢？

潮州菜这种食材食法，实在大快人心，过口不忘。趁着口齿留香，韩愈按捺不住，迫不及待，马上草诗《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寄出。诗是五言排律共28句，唐时潮州菜的风貌，笔笔在案，历历在目。韩愈此诗大有文献价值。“初南”是刚到潮州，“食”是此次饕餮，“贻”是赠送，“元十八”是元集虚，排行第十八，“协律”是散官衔协律郎的简称。

唐元和十四年（819），居住在庐山的元集虚，应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之邀，将前往桂管（今桂林）任幕府。适逢韩愈贬任潮州，元十八奉裴行立之命，把裴行立赠韩愈的“数幅书”及“防瘴疠”的贵重好药，转给韩愈。二人因之结伴，相携南行。韩愈南下，愁眉不展，愁肠百结，心情抑郁，有元十八相伴，一路解语，心遂之宽，所以尤重此中的情谊深长。

潮州菜的可口，全在于一个“工”字，潮州人的嘴刁，也全在于好动心思。有一道“护国菜”，传说多多，版本不一，且不去管它。此菜怎么做呢？芼选番薯茎尖的嫩叶，洗净，沸水一焯，即出，再剔净嫩叶中所有的筋脉，用刀背在砧板上无数次反复锤剁，至糜烂如泥，然后用高汤煨之。高汤用料，多选用生鸡、江瑶柱、海米、香菇、南腿等。叶泥与高汤一起，加热至烫嘴，和成羹状、糊状，用白盅盛着，上面再用花蟹肉撕成细丝，沿着羹面，在右边铺洒出一条白色的太极鱼，鱼目用叶泥滴出黑睛，左边青色的叶羹，就是现成的一条青色的太极鱼，鱼目用蟹肉丝，点出白睛，这样，就成了一对天地乾坤太极鱼。虽说只是一道番薯叶，只是一种家常菜，却不知要下多少心思，要花多少工和料。

苏轼是一位名闻天下的美食家，当年人在黄冈，曾戏作《食猪肉》诗，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喫，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种以慢火、寡汤、细炖的猪肉，后来称之为“东坡肉”。

但是，善于烹饪的东坡先生，却不精通山芋的吃法。宋哲宗绍圣元年甲戌至绍圣四年丁丑（1094年10月—1098年4月），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这一个长长的官名，今天看起来很陌生，当年却挺流行，都是皇上人治治人的一个手腕。这个官衔，拆解开来，包括了三层虚实，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北宋时期，地方设路、州、县三级，其中，州又有府、州、军、监之分，比州重要的为府，比州次要的为军，广南西路建置下，具州级的有宁远军、清远军、建武军，可见，宁远军是一个行政区划，而非军队，治所曾经在广西容州；节度副使只是一个虚衔，只支给俸禄，不配给职权；有宋一代，还出台有安置法，此“安置” 不是安家置业，而是一种对高官的另类惩罚，贬到极偏远之地，还不在任所，另择地安置，孤悬在他方。

惠州之地，与潮州相连。惠州盛产山芋，当地人的吃法，与潮州却大不同，这里是生芋连皮水煮，稍凉后进食。苏轼吃不惯，又不解其他的加工做法，无奈只好敬而远之。

当其时，“潮州八贤”中，唯一的布衣、高士吴复古，号子野，听说苏东坡又遭贬，安置惠州，遂赶到惠州，租屋住了下来，与他日夕相处，古往今来、世事人心，无所不谈。吴复古是一个好食的潮州人，看到苏东坡面对山芋，一筹莫展，笑眯眯的，便把潮州人食芋的方法，向东坡演示。那一夜，苏轼转侧难眠，人情冷暖，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贴心难忘的暖。《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便是这一夜，睡下后复又起来的挑灯夜作，诗云：“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喫懒残残。”从子野的居所回到自己的居所，已经很晚了，松明油灯，古人早睡，然心中有话，不吐不快。

绍圣三年（1097）十二月二十七日，苏东坡又作《煨芋帖》，谓：

惠州富产芋，人食者多瘴。子野谓轼曰：“此非芋之罪也。芋当去皮，湿纸煨之火中，过熟，乃热啖之，则松而腻，乃能益气充饥。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坚顽少味，其发瘴固宜。”遂于除夕前两日夜间，亲煨芋两枚，以啖东坡。

吴子野的煨芋方法，实属高明，他不用炭火，而用牛粪火，可谓深得烹饪的个中三昧。牛粪虽不雅，然火力十足，特别是燃烧后余烬，仍热力均匀耐久，远胜于木炭、草灰，实煨烧食物的最佳燃料。潮俗时至今日仍有烧土“扣窑”，就是这种古风的绵延。

潮州人重饮食，民间烹制薯芋，向来争奇斗胜，各家各户，都千方百计，想尽了各种各样的食法。有的人家，把薯芋之类，埋入灶坑中、热火灰中，整个燩熟，这样捧在手中，烫手烫嘴，口感最佳；有的人家，别出心裁，将薯芋切成厚片，贴在热锅斜壁，锅底加适量井水，千万不能浸着薯芋，盖上锅盖，猛火烧锅腹，锅烫至熟，这样也别有风味；也有人家，用的是老土的蒸包子的方法，用竹屉盛着，隔水熻熟，这样省工省事，多为妇人所为；也有直接把薯芋放入生水之中，煮沸至熟，这是最无风味、口感的食法，什么味道，都流失到水里面了，“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就是这种食法，难怪“坚顽少味”，为东坡所不喜。

绍圣四年丁丑（1098年4月），苏东坡再一次被贬到“天涯海角”，任琼州别驾儋州安置。一家人送至徐闻，只允许小儿子苏过渡海同行。苏过诗文书画俱佳，史称“小坡”，也曾任过兵部右承务郎、颖昌府郎城县知县。后来，东坡一贬再贬，只有苏过，获准跟随父亲，一路辗转。

儋州的生活极苦，为了使父亲高兴，孝顺的苏过花样翻新，做出了一道异想天开的新菜式——玉糁羹。苏轼尝后，百感交集，赋诗并跋，跋曰：“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曰：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奶更全清。

莫将南海金薤脍，轻比东坡玉糁羹。

龙涎，乃香料名，是抹香鲸肠内之分泌物，旧说为龙所吐，非也。《香谱》云：“龙涎出大食国，其龙多蟠伏于洋中之大石，卧而吐涎，涎浮水面，土人见乌林上异禽翔集，众鱼游泳，争噆之，则殳取焉。……能发众香，故多用之以和香焉。” 金薤脍也是一种佳肴，《大业拾遗》云：“松江鲈脍，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薤玉脍，东南之佳味也。”

苏过异想天开的新菜式玉糁羹，实则是吴复古悄悄教给苏过的潮州甜芋泥。芋泥的做法，如“护国菜”，也是粗菜细作，充满潮州人讲究的巧思。选“松”、粉的芋头，切开，有乳汁状渗出和细红纹更好，或者大小如拳头、形状像卵的芋卵，大火蒸熟，趁热，容易剥皮，晾凉之后，用苎麻织成的白苎布，包裹起来，在砧板上反复揉按，至成为膏状。然后盛入钵中，用白糖水和之，可稠可稀，再放进蒸屉，大火蒸热；也可以放一锅热油，最好是猪油，把芋泥倾进锅中，和热油一起，用锅铲搅匀，稀稠由人；最后出锅，舀入白瓷碗。有人口味重，或许还要加一小勺用猪油煎过的、香喷喷的“葱珠油”。

这种用山芋做的玉糁羹，是潮州人吴复古独创的。饶宗颐《潮州先贤像传》“吴高士复古”条曰：“及轼迁儋州，复古又与俱。轼遇赦还，复古追至清远峡。”可知苏轼“流放”期间，吴复古一直陪伴在一起，惟他和苏过，给暮年的苏轼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慰藉……

1953年到1954年，韩山师范学校和它的附属小学，在笔架山中段兴建校舍，陆续发现了4条龙窑。后来，伴随着各处基建工程的进行，在笔架山的北段、南段、中段，又先后发掘、清理了6条龙窑。在笔架山中部庄厝山发掘的龙窑，编号为10号窑，这是一座巨型的龙窑，分18段窑床，残长就达79.5米，窑床宽度3.2米，国内罕见，有专家称之为：我国已发现的历代龙窑的“群龙之首”。

笔架山中部果子厂后山发现的“龙窑”，颠覆了人们对中国瓷窑的认知，这座编号为4号窑的瓷窑，是一座阶级窑，亦称阶梯窑。中国阶梯窑的起源，过去一般认为，是福建德化出土的明代阶梯窑；又有人根据在德化发现的元代古窑，认为它就是龙窑和阶梯窑的过渡形式。阶梯窑从中国首先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德化阶梯窑是日本“串窑”的始祖。笔架山4号窑的发现，证明潮州早在北宋就已经在使用阶梯窑了，所以专家称：“中国阶梯窑的起源应在潮州而不是德化。”

有一件笔架山出土的瓷器，小小的，稍不留意就会给它溜走了。只有有心人才会对它反复端详，反复揣摩，生出兴趣。这是一块直径只有6.5厘米、厚0.8厘米的圆形青白瓷片，完整。正面用青花居中竖书楷体“封用”字样，背面分两行竖写楷书“大观、山雨、茗茶”。大观（1107—1110）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也许那时候，工匠们正在制作用于瓶口、壶口特殊“封用”的青白瓷片，山雨骤来，品茗的想法悠然而生，顺手抄笔，记录下来；也许，是山雨不期而至，匠人们歇下手头的工作，围在一起品茗避雨；也许，是山雨初霁，匠工想起了刚才师娘雨前送来的香茗，齿颊留香。今日，这块瓷片，就成为了宋代潮州工匠们日常作息、作坊生活，以及民间茶事盛行的一个物证。

在大宋319年的岁月中，笔架山窑烧瓷无数。有专家算过，以一座窑一年烧窑4次计，这个窑场，每年可烧成瓷器6200万件。窑炉生火，虽然次第错开，但是，可以想见，当年，夜幕降临之后，笔架山窑的窑火，仍然映得潮州夜空，熠熠生辉，生动无比。

后来，蒙古铁骑南来，声威赫赫，气势汹汹，匠人心寒胆怯，星散四去，往高陂、茶阳，往三饶、新丰、饶洋，往大山更深处……也有一脉，往西面枫溪，蛰伏下来。屹立东南300余年的笔架山窑，遂中落矣。

手抄本《韩山许氏族谱》，载其事甚详，谱曰：当元兵来潮，韩山前后，颇遭蹂躏，居民星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