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示：潮州贬官有何背后故事

听悉韩愈贬谪潮州，第一个感到揪心的，是“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苦吟诗人贾岛。元和六年（811），33岁的他，作“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之句后，便与长安京兆尹韩愈结为忘年交，此后，两人就成为了过从无间的亲密朋友。韩愈抵达潮州后不久，贾岛的一笺心曲《寄韩潮州愈》，已经从遥远的长安，快马送到：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

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

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其实，韩愈并不是第一个被贬谪潮州的京官。在他的之前之后，总有一些不得意、不得志，总有一些犯颜直谏的京官，被从繁花似锦、夜夜笙歌的长安，贬到潮州。曾经有人列举，仅盛唐的200年左右时间，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宣宗李忱，贬到潮州的，就有12位京官。像代宗李豫的宰相常衮，文宗李昂的宰相李宗闵，武宗李炎的宰相杨嗣复，宣宗李忱的宰相李德裕；像太宗李世民的詹事府少詹事张玄素，高宗李治的吏部尚书唐临、常怀德，代宗李豫的唐宗室曹成王李皋，德宗李适的御史大夫刘暹、工部尚书洪圭、御史中丞李宿，还有就是宪宗李纯的刑部侍郎韩愈。

第一个出任潮州刺史的京官，是曾任太宗朝詹事府少詹事的张玄素。张玄素原来是隋朝景城县户曹，隋末天下大乱，窦建德攻陷景城，将张玄素逮捕，欲将其处死。这时城中有千余众请求代他而死，并对窦建德说：“此人清慎若是，今倘杀之，乃无天也。”

唐太宗久闻张玄素名字，张玄素归唐以后，特召见他，征询为政之道。张玄素说，隋亡的主因，是君主亲理政务，而君主亲理政务，口断十事，有五件错了，便不好办。一日之中，君主断事，不止十件，往往口理万机，这样，日积月累，错谬就多了，而错谬多了，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要广用贤良，使各官吏奉职守法，小心谨慎。

贞观四年（630），有一件事，使太宗感叹。那时他下了一道御诏，要修洛阳宫，以备巡奉。张玄素闻讯，上书谏奏：“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 隋末大乱刚过，百姓疮痍，这个时候修洛阳宫，袭亡隋之弊，就是不如隋炀帝。唐太宗因张玄素忠直，升他为詹事府少詹事兼右庶子，到东宫辅佐太子李承乾。奈何这个太子，“骑射畋游，酣歌戏玩，苟悦耳目，终秽心神”， 不但不听劝谏，还心生怨恨，派人暗杀不断规劝、进谏的张玄素未遂。终于，劣迹斑斑、恶行日盛、不知改悔的李承乾，被唐太宗废黜。张玄素因厕身东宫，也受牵连而被免职。魏徵、褚遂良等等，都先后为张玄素呼吁。贞观十八年（644），张玄素重新被太宗起用，外放到潮州任刺史。

比韩愈早到潮州40年的常衮，就没有韩愈那么幸运。常衮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乙未科状元，也是一位诗词好手、文章大家。大历十四年（779），常衮以宰相被贬为潮州刺史。常衮在潮州期间，也是奋发精神，多有作为，史书对他是多有褒誉，明嘉靖《潮州府志》，就说他“以宰相贬潮州刺史，兴学教士，潮俗为之丕变”。清顺治《潮州府志》亦称：“抵潮，兴学校，潮人由衮知学云。”

但是，在潮州民间，却很少有人知道常衮，也很少有人提起他。这也许，与常衮的为人处世有些关系。常衮是一介书生出身，性情比较清高、孤傲，又不喜欢交朋友，嘬酒啜茶、率性长谈，也不欲去登高郊游，躞蹀空谷、驰骋襟怀。文章倒是写了好多，有文集十卷、诏集六十卷流传。

这样，常衮就不像在福州，有了一个好口碑。从潮州，到福州，都是做一样的事，但是，福建那边，人们就说，常衮注重教育，增设乡校，亲自讲授，闽地文风为之一振；还说，在他的奖掖下，唐德宗贞元年间，潘湖榜眼欧阳詹、徐村状元徐晦等一代又一代士子，“腾于江淮，达于京师”。

宋初，僧人释赞宁所撰文言轶事小说《传载》，就记述了一件与常衮有关的轶事遗闻。常衮在福州的时候，有个僧人特别擅长相术，通过人的五官、面相、气色，来推测气数、运程、命理，每次推算的结果，都像神一样的灵验。常衮怜惜僧人年事已高，让他收个弟子好继承他的相术。僧人说：“这种事，全凭天性，不可以轻易地传授给别人的。就是我肯教，别人也学不来。但我在你身边的人中，发现有一个人，可以传授。” 常衮便召集所有身边的人，这位老僧选中了一个小吏，叫黄彻，常衮就让他跟随着老僧，去学相术，不要再当小吏了。

历史上，黄彻果真就成了继隋朝袁天罡和许藏秘之后，第三位相面大师。唐宪宗宰相、地理学家李吉甫也说：“黄彻相面，仅次于袁天罡和许藏秘也。”

常衮治潮，官方的评价甚高，民间却不甚了了，这是为什么？原因找来找去，后来，有人指出，少了一个人，一个赵德这样的人。

赵德是潮州海阳县人，唐大历十三年（778）进士。韩愈初来乍到，就听说了潮州赵德是一个沉静稳妥、文雅专注的隐士高人，他要兴办乡学，改变只有县学，没有州学的格局，这不正是梦寐以求的人才吗？在向礼部呈报的《潮州请置乡校牒》里，韩愈就说：“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韩愈尊重敬慕赵德，让赵德统管潮州海阳、潮阳、程乡3县的3名博士、3名助教和75名学生。

后来，韩愈要调任袁州刺史，再三邀请赵德一起前往，都被赵德婉拒了。韩愈在《别赵子》诗中，就转述了赵德对他的婉辞：赵德摇头笑着说，我在潮州，并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又何必自寻烦恼，往来奔波于南北之间呢？再说，这里的隐者不少，我与他们已经约好，要到海上去观风涛、识海产，君子是不可背约的；人不是都有自己的志向、情趣吗，又何必拘泥于仕途一个刻板不变的道理？我们还是按照各自的志趣、意愿去行事吧，为什么要去计较，这样的决断谁对谁错。

韩愈北行之后，赵德继续奔忙于州学与县学之间，不因刺史走而使州学停歇。人们也才渐渐悟解，赵德不随韩愈北去，除了有隐者的托辞之外，也有欲将乡学办好，报韩愈知遇，倡儒家宗孔，陶范潮风的志向。韩愈走后，赵德遍读了韩愈的文章，并选录了其中的七十五篇，编成了六卷集的《昌黎文集》，这是史上第一部韩愈文集。接着，赵德默思良久，打好腹稿，濡笔着墨，毕恭毕敬地挥就了《昌黎文集序》。

关于赵德的功名，在后世，曾经有过争议。首先称赵德为进士的，是苏轼。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就写道：“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清康熙《潮州府志·选举·进士》，清雍正《海阳县志·人集·选举·进士》，更是明确地说：赵德，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三年（778），戊午科 ，登进士。这一科，主考官潘炎，全国登进士者共21人，状元为弘农人杨凝。而在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里，说的是：“赵德秀才。”

有韩愈的“赵德秀才”在前，以苏轼的考证、考据功夫，字斟句酌的认真态度，是不会信口开河、凭空说出“进士赵德”的，且看他授意三子苏过写的《史揭合序》，就严谨不殆、滴水不漏地考证出史定和揭猛的由来。那么“秀才”就是韩愈的笔误了。韩愈刚到潮州，尚未深交赵德，就一封“请置牒”递上去，这就只能“将错就错”了，皇帝气还未消，申明或者更改、更正，又都是一次欺君，这怎么可以。

在岭南的四大古刹中，潮州开元寺，是唯一的一座宫殿式建筑。与黄墙黛瓦的羊城光孝寺、曲江南华寺、鼎湖山庆云寺不同，这是一座皇家敕建的寺庙，规制红墙丹瓦，黄琉璃瓦当、瓦筒，大雄宝殿饰藻井。

宋王溥的《唐会要杂记》，曾经记载了发生在唐玄宗年间的这件事：“开元二十六年（738）戊寅六月一日，玄宗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

释慧原在《潮州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中，也说道：“相传，谓寺先名荔峰，因寺内原有小丘，名荔峰，系金山来脉所结，寺先建于此，故以此名。到唐开元间，始易今名。”

可见，未有开元寺，已有荔峰寺。但荔峰寺始建于何年何月，具体年代未详。从大殿的进深，与面宽之比推测，大殿的平面，为南北朝时期建筑平面遗构。唐时，荔峰寺所在的地段，称“甘露坊”，有堪舆家说了，此地段“震府城之巽方，关全潮之气脉”，乃潮州城的一块风水宝地。依照唐玄宗的诏令，这处原来位置绝佳、已然有名的荔峰寺，当然就被州郡选定，作为改扩建的寺庙，并再行易名了。

宋朝的余靖，在《惠州开元寺记》中，描写惠州的开元寺：“州择一最胜寺，易以年名冠之，俾后世知声教之广被也。故天下寺以开元名者，必居爽垲，据形胜，祠宇最壮，像设最严，纲维最亲而不苛，制度最古而有序。”的确，诚如余靖所说的，天下所有的开元寺，都是如此。

不过，亘古以来，仍然有10座开元寺，获得了更加显著的声名，被人们传称为十大开元寺，它们是：恒州（今河北正定）开元寺、普陀山开元寺、洪州（今江西南昌）开元寺、云州（今山西大同）开元寺、台州（今浙江临海）开元寺、郑州开元寺、泉州开元寺、福州开元寺、潮州开元寺、邢州（今河北邢台）开元寺。至今，仍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仅有正定、泉州、潮州和邢台这4座了。

开元十七年（729），唐玄宗采纳大臣薛曜、张说等的奏请，把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以后，每年的千秋节，唐玄宗、杨贵妃都在京师长安兴庆宫内的花萼楼，或者在东都洛阳城内的广达楼前，举行盛大的宴会和乐舞表演，与文武百官、闾里百姓欢庆同乐。《千秋乐》、《蝶恋花》、《清平乐》等教坊大曲，就都是这个时候始创的。其中，最有名的乐舞，就是唐玄宗编写的《霓裳羽衣舞》，此曲最初，还是由杨贵妃亲自表演，但宴请宾客，老是让娘娘作舞，不妥。后来，便改由舞艺出色的侍女张云容表演，再后来，改为双人表演，再后来，又改为由15岁以下少女300人组成的大型舞队表演。

据《佛祖统纪》卷四十，就在全国每州敕建一座开元寺的第二年，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下诏：“千秋节祝寿，就开元寺”。就是说，这一年，全国各地庆祝皇帝生日的地方，都要求设在刚刚赐额的开元寺。潮州开元寺，自然也是一番热闹景象，当年秦兵南下带来的瑶琴、秦琴，东晋士人南渡带来的月琴、琵琶、筝，北魏那边传来的胡琴，隋军浮海带来的洞箫、竹笛，寺庙里自有的木鱼、铜磬、皮鼓、云版、钹镲，就都派上了用场。满城的操琴手、吹箫人，与僧众一道，在修葺一新的大雄宝殿前的月台，为簇拥的乡民、信众，献演了即兴演出的经呗新声、庙堂音乐。

那个时候，潮州城并不大，占地100亩的开元寺，在州城中心，就显得格外壮观、巍峨。曾经有一个传说：有一次，几个好赌之徒，躲在金刚殿金刚的手心上聚赌，官府闻讯后，派出了精明的捕快赶来捉拿，赌徒们一见大势不妙，都偷偷地躲进了金刚的耳朵里。传说虽是戏言，不足为信，但开元寺的佛像有多大，从这个传说中，也可以略知一二了。

在开元后巷（今西马路头）有一座余厝祠，是开元寺祭祀、供奉檀越的檀越祠，单宋宁宗天禧元年（1205），进士林绍坚，就舍田6848亩入寺。开元寺四至的四口界井，即开元街口下市头的下市井，开元后巷头广源街内的广源井，义安路新街头弥勒佛井巷的弥勒佛井，义安路尾下栅门内何厝门口的下栅门井，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市民还可以打水饮用。现在，除了下栅门井被毁，下市井被封，广源井和弥勒佛井，还能用。

唐时的潮州，是不是蛮荒之地，是不是未完全开化，一直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说各话。但总有一些事实物证，让人不能无视。开元寺大殿，有一座造型精巧典雅的唐代铜香炉，两耳三足，圆身，从足到耳高0.72米，直径为0.74米，口沿镌刻汉文“奉开元寺禅堂香炉一座，永远供养，三韩弟子任国祚”。三韩是唐代新罗、百济、高句丽，即今天的朝鲜和韩国。可以推断出，唐代的潮州，已然是一个开放交流的地方，来大唐中土参学访学的朝鲜僧人，才能得到朝廷的允许，到开元寺驻锡参学。

潮州不仅能吸引番僧来朝，也能吸引贬官落户。唐贞元四年（788），福建莆田人、工部尚书洪圭，被贬为潮州刺史，他看到潮州山水环绕，沃野广袤，地旷人稀，民风淳朴，遂选中潮阳，举家迁来定居。先是居龟山，后来，又创建嘉定岐北村（今铜盂岐北村），成为了潮阳洪氏的始祖。洪圭致仕之后，以募夫垦荒造田致富，人称“洪长者”。贞元七年（791），应僧人大颠的请募，捐塔口山麓幽岭的山坡地200亩建灵山寺，贞元十三年（797），又捐田地1200亩为寺产。

史传，大颠是潮州本土人，俗名陈宝通，六祖惠能的第三传弟子，石头和尚希迁法师的高徒，在佛教禅宗中，其辈分是远远高于后来南派禅宗的五宗七派的。在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以及从临济宗再分出来的黄龙派、杨跂派，都尊他是六祖惠能的印传法孙，是惠能五徒之首、禅宗二世青原行思大师印可的石头和尚的入室弟子。(www.xing528.com)

在凡人的眼睛里，大颠是一个有法术的僧人。云游回到潮州后，贞元六年（790），大颠在潮阳白牛岩立寺（今东岩卓锡寺），便“蛇豕皆遁”，在灵山寺驻锡行走，则“出入猛虎随之”。当年，韩愈刺潮的时候，看到在迎迓的队伍里，有一个两颗门牙暴出的僧人，顿生不悦，以为是恶僧。谁知第二天，这僧人把自己敲下的两颗门牙，送到了韩愈的衙前，这使韩愈感到震愕和内疚。这个僧人就是大颠，这个传说，也是唐代潮州叩齿庵得名的由来。

在韩愈的心眼里，年长他37岁的高僧大颠，却不是什么方外高人，只是一个谈得来的忘年交，言语襟怀相投契而已。而88岁的大颠，已经活得世事洞明，烟云过眼，百鸟感耳，去不复念也。《潮州府志》和林大川的《韩江记》，曾记载，韩愈曾三次修书，两请大颠到州城倾谈十数日。也数次到潮阳，因公顺道，拐个弯，到灵山寺回访大颠。调任袁州，临行之时，还不忘到灵山寺与大颠告别，当耄耋的大颠远送韩愈来到山门，惜别依依之际，韩愈脱下官服，留赠给了大颠。

人们不禁要问，贬佛的韩愈，怎么会与和尚交往呢？当时与过后，都引起了很大的评议和论争。宋熙宁元年（1068），写《爱莲说》的周敦颐，任广东转运判官，心有所惑，就专门来到潮阳灵山寺，实地感受这桩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公案。唐宋时期的诗人，都喜欢在白墙上题作，袒露心声，亦借以传播。在灵山寺的粉墙上，周敦颐写下了《题大颠堂壁》：

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周敦颐对韩愈，是含蓄、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和非议。处于风口浪尖、漩涡中心的韩愈，自然知道舆论在发酵，他向好友孟简，修上了一封《与孟尚书书》,信中说道：“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

韩愈真是性情中人，意识上争锋、生活里交友，何去何从，完全拎得清。他在抵排佛老的同时，又结交了一大批佛教的朋友，在阳山，与云游的僧人灵师、惠师交往；赴江陵途中，到衡山拜谒诫盈上人；在东都洛阳，与少室僧人韦蒙、僧荣同游中岳；而长安的贾岛，何尝不是一个僧人。这次贬谪潮州，又新交大颠，何也？无非是不拘一格，唯贤是交，孤寂求友，礼尚往来。

韩愈与大颠的交往，人们只聚焦于沸沸扬扬的那几件事；一件关乎长治久安的大事，却往往被人忽略了。

东晋咸和六年（331），于铜盂附近的临昆山置潮阳县。先民南迁时，铜盂的人口比较集中，为便于管理，遂将县治设置于此。直至四五百年后，人口已大量分布于练江平原、榕江平原，并向大海边漫延伸展，这令临昆山下的潮阳县，鞭长莫及。

唐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到潮阳祭大湖神，顺便到县城不远的灵山寺，回访大颠。面对潮阳人口、经济已然不断东扩的新趋势，韩愈将县治从临昆山，直接迁到了接近县域中心的新兴乡（今棉城），此后一直不变，迄今已1200余年。

韩愈这个决断，无疑称便州县。迁潮阳县治于棉城，除了因为这里有大片平原，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外，还因为往来潮州城，显然更加便捷。出棉城往北，在小北山与东山之间，有个缺口，顺榕江口下牛田洋，坐船可溯韩江直达潮州。若县城址选在别处，则需多走几十里山路，车马劳顿，颠簸甚苦，陆路总比水路难。

潮州城向称“三山一水绕城郭”，或谓“三山拱护，一水傍城”。三山是金山、银山和韩山，一水是韩江。金山，一名金城山，山高40丈，周围4里，形如覆釜，巨石巉岩，岭岑层叠，榕木高茂，幽翳成林。山的西面是西湖，东面是韩江，南面则俯瞰城郭，民居簇簇，街坊鳞次。从东晋义熙九年（413），设义安郡，郡治就一直在金山的子城。常衮刺潮的时候，曾经在金山之巅，题“初阳顶”三个大字，后来，年代久远，苔侵入石，字已湮没，只存“唐常衮书”几个字，依稀可辨。史书上记载，韩愈治潮，也曾于山的南麓、州治后面“凤山楼”的左右，建 “款凉”、“延光”二亭。洪武年间，州治迁往新街，亭也废圮。

金山真正的开拓，是在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太常博士、知潮州军州事王汉，较大规模地辟建金山，使金山岩壑嶙峋，深林叠翠，芳草披道，曲径通幽之妙，得以尽情展露。当时，王汉看见山中荔枝茂盛，遂建荔枝亭，见景立名的还有隐石、独秀峰、鉴石冈、仙游洞诸胜，又辟建了凤凰亭、初阳亭以及望贤石、西晖亭、凤台等处，并作《始开金城山记》，镌刻于西南麓一块巨石之上，现刻石面积约长230厘米，高235厘米，自右至左，共26行，楷书竖刻。

文人雅好，不但喜欢舞文弄墨，呼朋唤友，粉壁题诗，也喜欢你邀我请，笔歌墨舞，摩崖刻石。金山上有一方虞庠博士、知潮州军州事郑伸于宋至和二年（1055）摩崖刻石的《郑伸筑城记》，高约390厘米，宽约330厘米，共10行，前6行每行16个字，后4行字数不等，正书阴刻。这篇《筑城记》记述了宋皇祐年间，广西侬智高造反，顺流而下，进攻广州，皇帝诏令岭南各地完善防御工事，以御贼寇，潮州郡守加筑、加固城墙的经过。侬智高造反，当时情势危急，潮州也曾出兵，顺东江火速驰援广州，在大南门外与侬军对峙，解了燃眉之急。

金山上比较有趣的是朱熹、周敦颐的一组题刻：“拙窝”、“拙赋”。加上廖德明，这就完全是呼朋唤友、敬贤尊长、你邀我请的一次雅集。“拙窝”现存于金山南麓、《郑伸筑城记》之东，正书横刻，每个字大约30厘米见方，侧勒“晦翁为子晦书”六个字，每个字大约2寸见方，正书直行。光绪《海阳县志》引《舆地纪胜》：“拙窝，在海阳县内金山，旧名遥碧；宋廖德明更名，朱子书额，并刻周子《拙赋》于岩石间。”

廖德明，字子晦，宋庆元四年（1198），任潮州通判。这是廖德明赴任潮州之后，邀请朱熹，为州治金山题刻的一件文坛雅事，从中也可以感知，子晦与朱子交情匪浅、对周子崇敬莫忘。

金山上还有一方约熙宁八年（1075）的题刻：“第一山”。每个字都约45厘米见方，一气呵成。光绪《海阳县志·金石略》著录，题为“米芾题字”，云：“右题字在金山崖石上，书在楷行间，笔势遒逸……”

银山在城西北，亦名葫芦山，因前有西湖环山，也称西湖山。山高50余丈，周围约10余里，形似葫芦卧地，吐纳精华，化炼丹方，故称葫芦山。山上古木参天，阴翳碧绿，巨石岩壑，叠嶂层峦，古时，为榛荆丛集，狐鼠窟宅之区。唐贞元三年（787），山上已建有李公亭，镌《李公亭记》于北岩。林大川《西湖记》卷二，载亭有联云：“水光悬荡壁，山翠下添流。”甚为贴切。李公亭是纪念唐大历十二年（777），贬任潮州刺史的曹王李皋。

史载，李皋是李世民的五世孙，历任江西、荆南、山南东道三镇的节度使，参与平定李希烈之乱，练兵积粮，使淮西叛藩吴少诚畏服。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李皋任温州长史，代管温州事务。当时温州发生饥荒，李皋拿出官仓中的数十石粮食，来赈济饥民。僚佐都恳请他先奏报朝廷，再开仓发粮，李皋回答：“人一天不吃两餐饭，将会饿死，怎能等待诏命之后，再发放呢？假若杀我，而能让众人活下来，这好处就大了。” 等到发完粮食，他便上表谢罪，朝廷优诏开释。

李皋文韬武略，口碑极好，《潮州府志》有载，李皋“素性勤俭，能知人疾苦，参听微隐，尽得吏下短长，赏罚必信，所至常平物价，豪佑不能擅其利”。惜李公亭早已圮废，唯存“李公亭”三个大字于石壁，《李公亭记》也仅存于宋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

葫芦山上还有另外一座李公亭，潮州刺史李宿建的观稼亭。李宿是唐贞元十二年（796），由御史中丞，被贬为潮州刺史。治潮时，李宿在葫芦山南岩建了这座观稼亭，公干之暇，刺史常常登临观稼亭，骋目展眉，韩江三角洲连接榕江、练江平原的稻作区，历历在望，平畴风过，稻海翻金，农民背犁叱犊，耕田锄剃，沾体涂足，含辛茹苦，尽在眼前。郑昌时《潮州二十四咏》之《观稼亭》，有云：

红杏花开社酒　，平畴一抹翠云封。

荷锄课雨原头立，击鼓分秧柳外逢。

昔日中丞念民隐，此间二月省春农。

亭西指点山家路，又见耕　过别峰。

贵池姚瀚《竹园诗钞》，也有句：“观稼亭真爱万民，男耕女饷好辛勤。题诗笑问乘栏客，痛痒相关有几人。”心系民艰，痛痒相关，课雨问晴，感受相同，言为心声，这些，岂是那些仅仅前来欣赏景物者，所上心，所能言。

葫芦山，以摩崖石刻最为闻名，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留下的刻石，有280多方。当中，俞献卿的《葬妻文》，有文献、社会、风俗、伦常价值，尤为可贵。

俞献卿是安徽歙县人，在安丰县尉任上，碰上了一宗命案。和尚贵宁 ，私资甚丰，却被他的徒弟夺财杀害，并谎称师父云游了。献卿拍案，曰：“贵宁与我过从密切，断无不告而去。” 徒弟惊恐色变，拘执之后，一讯即服，并起获其尸。

宋天禧二年（1018），俞献卿由南雄调知潮州军州事，越二年，妻子病逝。献卿大恸茫然，哀念不已，遵妻嘱而行事，作《葬妻文》而志哀。文曰：

天禧二年，戊午建子月，曲台博士俞献卿出守是郡。四年秋七月，妻清河县君张氏，以疾终于官舍。弥留之际，谓余曰：“妾其逝矣，厥躯愿勿以火化，但得抔土覆面足矣。”又曰：“无以厚葬，虑久久贻患于泉下。” 乃自择弊衣数事，俾燃铁箸回环以烙之，其首饰之具，悉以锡镴为。余嘉其言达，故不违其命，即以其月十二日，葬于此。庚申岁七月二十日记。

《葬妻文》刻于葫芦山北岩西侧山顶一块兀起的大石上，不加修饰，随形附文。碑面向北，直行，高190厘米，宽355厘米，正书隶意，天骨遒美，高古蔼然，不留天地，率意而为。俞氏张氏，真一对璧人。当时，火葬是官宦殷富的高贵葬礼，是行时的流风流俗，是一场讲排场、轰动铺张、引人瞩目的仪式。张氏却一再嘱咐，勿火化，火化则劳动四方，大费周章，一抔土掩身足矣；勿厚葬，厚葬则久久贻患于泉下，盗墓之风，从来劲吹不馁，何苦来着。俞氏也真是可以，言听计从，淡薄随之，谓心心相印，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