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传：潮州城北的海阳国

《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八王之乱，五马渡江，呈现的就是这样的倚伏关系。一批批簪缨世家，草草收拾，仓促启程，星夜出走，从洛阳、从中原、从北方，纷纷南渡。长江以南，一时间北方口音不绝于耳，此起彼伏。好多人在石头城停脚后，四顾左右，看到建康以及四周已经人满为患，插足无地，又选择继续南下，直到天边的南海之滨。

南方的人口，就这样说涨就涨了。潮州也迎来了好多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世家子弟。这些名门望族，颇看重门风，也颇看重堪舆。他们选中了韩江之滨、凤凰山下的一个小盆地——归湖，在这里聚众为伴，聚族而居。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低山丘陵，前堂明亮，往南看去，直到海边，一望无际，尽是沃野平畴。当年，海侵的漫灌，也仅仅是抵达盆地前面意溪的边上，意溪一带，是河流的冲积平原，韩江、凤凰溪、文祠水，西北东，共同造就了这片小平原。

东晋的这些望族世家，他们很有一套，选址择地，采用称重的方法。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事先物色好地点，然后打深洞，掏洞取土称重。土重，就是基础好，这样的土质，致密坚实，安稳牢固，建村落、建城镇，放心无风险。潮州人把地基叫做“地鞋”，就是穿在房子、村子、镇子脚上的“鞋子”，“地鞋”不好，房子村子，就像踩着软土、沼泽，一脚高，一脚低，一脚深，一脚浅，是站不稳的。

在归湖塘埔村乌石岭南坡，有一片好大的东晋墓葬群，远远看去，像一个蜂房，当地人形象地叫它“黄蜂采花”。这些东晋墓都是砖室墓，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土坑了。墓制形式也讲究得很，有长方形单层券顶单室墓、刀形单层券顶单室墓和凸字形单层券顶单室墓。墓砖规格比较瘦长，颜色大多是红色和橙黄色，长4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墓底砖砌“人” 字形，墓墙砖砌高11层。墓砖多数是素面，少数有纹饰的，纹饰也较简单。比较特别的是纪年砖，如：泰元十一年（386）十月一日；泰元十二年（387）八月二日。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东晋南朝，驿道上的行人车马，与杜甫那个时候的盛唐，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络绎不绝的来者，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果蔬种植、商贸之术，还有酒肆茶居，书舍琴房，这些恍若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人烟物事，使南方郡县的官吏疲于奔命，应接不暇，他们一个劲地接连地向晋廷呈报：不行啊，管不过来。

仅一个外销瓷，就让地域广博、山海相连的揭阳县那些大官小吏穷于应对，焦头烂额，跑断了腿。1994年6月，在竹竿山军营前的窑房山山地上，人们从晋代馒头窑窑址收集到茶盏、小碗、大碗、罐、钵、坛。这些日用器皿，都施以均匀、肥厚的绿釉，或光亮碧绿，或晶莹如玉，全部开片。这些陶瓷精品，都是销往爪哇、流求一带。北关北堤古窑址、凤山赤岭埔遗址、凤眼山埔、南关一带，出土的两晋陶瓷，全部都是外销陶瓷。

东晋咸和六年（331），晋成帝司马衍看到岭南人口快速增长，物产丰富，墟市广布，原来旧朝设置的那套郡县，太过于空疏稀薄，鞭长莫及，遂将南海郡析为南海郡和东官郡，东官郡郡署驻宝安县南头；揭阳县析为海阳县、绥安县、海宁县和潮阳县，隶东官郡。

晋成帝还是保守了，原来以为可以长治久安，相沿不变，没成想，不过几十年，很快又不适应了。东晋太元八年（383）的那次“淝水之战”，东晋八万之师击溃了前秦的九十万大军，流落南方的汉族，又一次躲过了灭顶之灾。这时熙熙攘攘的南方，再次显示了巨大的潜力，像海绵吸水，不断地吸引着人流物流汇入和聚集。东晋义熙九年（413），晋安帝司马德宗，顺应形势，又析分东官郡的海阳县、绥安县、海宁县、潮阳县，以东官五营驻地新置义招县，设立义安郡。义安郡的郡治驻海阳县。

有人说，义安郡的取名，是义招、绥安各取一个字，这很有可能。

也有人说，义安郡的郡署在海阳县归湖，这个就弄混了，郡署从来不曾在归湖。清光绪卢蔚猷《海阳县志》载：“……旧在金山之麓，本晋义安郡署。隋唐以来，虽州郡名屡易，署皆因之”。 可见，自义熙九年置郡以来，郡署就一直设于潮州城（海阳县）北门的金山。倒是海阳县署所在，到现在还一直没有弄清楚。

卢蔚猷的《海阳县志》又载：海阳县知县署“旧在海阳山右，宋迁入州治内花萼坊”。从这个记载，可以知道郡治、州治与县治，原来都是分开的，一直到宋代以后，县署才搬进了潮州城。那海阳山是什么山？海阳山在哪里呢？现在仍难以确定。

郑昌时说，在归湖。他在《韩江闻见录》里说道：“然志称海阳故城在城北二十里海阳山，亦号凤山，是彩凤岭也。”他在书里这样描述：在潮州城北韩江的对岸，上游二十几里地的地方，有一座山，以前曾经叫海阳山、也叫过凤山，现在名叫彩凤岭。秦汉之前，韩江下游都是大海，只有这里和附近是沃壤。在这里建县城，是得其所哉，刚刚好啊。只是现在，这里变成了上游的积水湖，人称龟湖，积聚了好多的泥沙。曾经有人掘地挖土，还偶尔能掘到古城砖等器物。还有，城东门那个城门的地址，还在呢，就在那彩凤岭下。

比郑昌时早几十年的清雍正张士琏，在他编撰的《海阳县志》里，写的是：“海阳山，去城北二十里，南望大洋，晋建县于山麓。其城郭图绘海阳山于凤山之东，与竹竿山接。”这里的凤山和竹竿山，都在潮州城北，不过江，离潮州城也近，就在黄高公花园的北边。1949年之后，成为了驻军的军营。

越是扑朔迷离，就越是让人心痒不止，欲罢不能。1982年，全国文物普查，普查队专门到归湖，踏遍青山，叩问地理，大海捞针，觅无史迹，只是在一处池塘中发现一块脚踏石，镌有“彩凤岭”三个字。县治在此吗？是也？非也？始终未能得到明确的证据，只能暂作悬疑。

义安郡这方土地，更早的时候，是商、周的一个方国——海阳国。史书上记载，海阳国亦称南瓯国、瓯邓。《逸周书·王会解》所附《商书》中的《伊尹朝献》记载，商朝初期，成汤命令伊尹，制定了八方诸侯向商朝进贡的贡纳制度，伊尹遂作东、南、西、北“四方令”，其中，“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短狗为献”。《竹书纪年》也载：周成王姬诵（？—前1021）六年，会盟天下，制定了共奉天子，承担朝贡，服从分封，违反必究等等条例。

周成王是周武王之后，西周的第二位君主，姜太公姜子牙的外孙。当时，周成王比演“周易”而名闻天下的周武王更加如日中天，威震四海，海阳国作为一个小方国，那是绝对要遵从盟约、恪守义务的。《逸周书·王会解》有：“成王定，四方贡献。” 所举的那些贡物中，就罗列了“海阳大蟹”。《王会解》一篇，亦写到了东、西、南各越的贡物：“……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姑于越纳，曰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

“蝉蛇”就是鳝鱼，鳝鱼温顺，食起来鲜美。

那海阳大蟹呢？海阳大蟹食起来是何等的滋味呢？说起来真让人心旌摇荡，垂涎欲滴。

今天潮州一带，盛产的花蟹、兰花蟹，就是那海阳大蟹。潮州人嘴巧、刁，食蟹，都是选那些雄性的兰花蟹，一只只大蟹，光蟹身就有七八寸长，洗净，然后清水大火，大锅大鼎，千万不要加佐料调料哦，一小筐活蟹，七腿八脚，伸来夹去，张牙舞爪，一双双蟹目，探出缩入，东张西望，就倒入鼎内，盖住，催火煮沸，熟即捞起，凉透，剥壳掰半，用双箸子夹肉，蘸一点点普宁豆瓣酱，白肉黄酱，那种鲜、甜，妙到毫巅。

一个人一餐饕餮它五七只大蟹，那种味蕾留在脑海中，任什么美味，都无味了。

那些珠玑、玳瑁、象齿、文犀之类，商王、周天子宝贝得很，命为贡品，日思夜想。其实在潮州，平常人家，也有两件三件，没什么稀奇。家里挂一只玳瑁，摆一架象齿，或者一枚犀角，会觉得祥和、安逸，也会觉得充盈、贵气，人往往不经意间，会显得谦和、温雅、细腻，会神采飞扬，文质彬彬，轻声细语。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三月，刘邦以揭阳县境，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这使赵佗非常不爽，憋闷怄气，在南越王宫团团乱转。但有什么办法呢，帝皇就是这样，满心眼里怕你坐大，怕你翅膀硬了，拍翅腾空，就是硬要在你南越国和闽越国中间，加塞一个南海国。这由不得你。

当然，南海国后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聊天闲谈的一个笑柄：南海王和南海国居民是闽越系，但南海国不在闽越境；南海国在南越境，但南海王和南海国居民不是南越系。好拗口啊。

慢慢赵佗想开了，就当没有南海国。嘿，这一着挺好，马上，整个人神清气爽，什么憋闷都消散了。现在，他算彻底弄明白了，所有的心情不好，都是自找的。

真正难受的，是夹在南越、闽越中间的南海王织，两边都盯着他看，两边都睥睨着他，让他整日汲汲皇皇，如坐针毡。当初在武夷山下做南武侯多好，偏要把他弄到这揭阳岭下，当什么南海王，德不配位，王有这么好当的吗？他把一肚子怨气，都倒向汉廷。在岭北的淮南王刘长，看到织意气用事，行为乖张，便以织反叛汉朝的名义，派将军间忌，带兵攻打南海国，把投降的织，迁徙安置到了岭北上淦。削王为民的织，平静下来，看着鸟在天空飞过，看着蚂蚁在地上忙碌，也觉得自己脑子一时短路。他向汉文帝上书、献璧，但间忌作梗，压下来，不给他送，使他“复反”，淮南王刘长，再一次将他镇压。

刘长死后数年，他的儿子淮南王刘安，把南海国和织的事情，通通向汉文帝刘恒作了书面呈报。这样，在海阳国旧境的南海国，仅仅存世二十来年，就此消亡无踪了。

南朝是一段风流倜傥的岁月，唐杜牧留下了不少吟咏南朝的诗篇，其中这一首，妇孺皆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的乐府民歌，也爽朗明快，直抒胸臆，又韵味悠长：“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碧玉捣衣砧，七宝金莲杵。高举徐徐下，轻捣只为汝。”

就在这清词丽句描绘的鹂鸣莺啼之间，两个苦命的孩子，相继走进了义安的史籍。南齐永明七年（489），齐武帝萧赜封他的第二十子萧子珉，为义安王，即义安郡太守。那时候，萧子珉只有5岁，这是一个没有上任到位的王。5岁的太守，跟在母亲齐武帝婕妤、琅琊颜氏的身后，在建康那方绮丽的山水间，读书游戏，假山园苑，足不出宫。

奈何造化弄人，萧墙祸起。永泰元年（498）正月（二十四日），篡位的齐明帝萧鸾，把齐高帝、武帝以及文惠太子的儿子们，全部杀害。那一年，萧子珉14岁。

齐高帝萧道成的儿子们、孙子们，一个都不留，全都没有了。

自幼失怙的萧鸾，是叔父萧道成，从小把他抚养教化，长大成人，现在……

南朝梁大宝元年（550），梁简文帝萧纲，封第十八子萧大昕，为义安郡王。又是一个10岁的孩子。但大昕是一个早慧、聪敏的孩子，他的母亲陈氏，在梁大同十一年（545）早逝，年仅4岁的大昕，仿佛一个大人，整日哀痛，哭泣不已，一双炯炯的瞳仁，哭得竟有了眼疾。

早慧的孩子心事重，是。

树欲静兮而风不止。梁太清二年（548），南豫州牧侯景，假清君侧之名，在寿阳起兵叛乱，太清三年（549）攻陷建康，85岁的梁武帝萧衍，被侯景拘禁起来，活活饿死。侯景立萧衍的第三子萧纲为简文帝。

简文帝是个名重后世的诗人，名气不逊于他的同母哥哥昭明太子。且看看他写的诗作：“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贰师惜善马，楼兰贪汉财。前年出右地，今岁讨轮台。”“晚日照空矶，采莲承晚晖。风起湖难渡，莲多采未稀。棹动芙蓉落，船移白鹭飞。和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 可是他手无缚鸡之力，遇到凶神恶煞，坐困宫中，有什么法子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祖父武帝忌辰那天，大昕奉慰父亲，8岁的小孩子，泪流满面，呜咽不止，宫里的左右，无不跟着他掩面而泣。郁郁的日子又仅仅过了两三年，大宝二年（551）八月戊午日，大昕被憋不住的侯景杀害，年仅11岁。义安郡王，封了还不到一年。(www.xing528.com)

杨坚的文治武功，其实是被低估了。把一个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几百年飘摇不定、动荡不安的中国，捏合到一起，统一到一起，殊为不易。现在，过州过县，就像走亲串门，会友访旧，坦然正大，不像过去，是出境出国，把关严格，心有戚戚，担惊受怕。

潮州的得名，也是从杨坚始。隋开皇十一年（592），隋文帝杨坚，在义安郡这片地方，新设州一级的建置，取名“潮州”。就是说，这片地方，潮水漫漫去复返，退潮涨潮两茫茫。后来，韩愈《鳄鱼文》的“潮之州，大海在其南”，也有这样的意蕴。这是一个颇有新意，别开生面，亦有在场感，即景生情的名字。

隋炀帝杨广却不这样看，他觉得以前的郡、郡望多好啊，有古韵，多典雅，思接千古，地连万方，不亦乐乎。这样的念头积攒心里，挥之不去，特别闹心。在继位两三年之后，隋大业三年（607），他终于痛下决心，把全国的州，又改回郡，潮州又复名义安郡。

隋朝的时候，义安郡的海上贸易，已经颇具规模，在京师长安、洛阳一带出没的昆仑奴，在义安郡也时有出现，并不稀奇。

这里的“昆仑”并不是昆仑山，而是古代泛指的南洋地区。《岛夷志略》云：“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乎瀛海之中，与占城、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释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也写道：“南海诸洲有十余国，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 昆仑的地域，冯承钧根据《一切经音义》，画出了一个四至的轮廓：“昔日昆仑国，泛指南海诸国，北至占城，南至爪哇，西至马来半岛，东至婆罗洲一带，甚至远达非洲东岸，皆属昆仑之地也。”

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等地，曾经有一句流行语——“昆仑奴，新罗婢”。新罗的婢女，类似于今天的菲佣，受过专业训练，乖巧能干；而昆仑奴，属于尼格利陀人种，是矮黑人，他们个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忠实耿直，贵族豪门都争着要。还有一些昆仑奴，来到中土以后，精习乐舞，与人娱乐，这些人因为体态和技能的特殊性，享有比“胡旋女”、“高丽婢”和“新罗婢”更高的名声。

义安郡沿海的昆仑奴，却是水手，不是官奴或者私奴。朱彧《萍洲可谈》卷二称：昆仑虽属岛民，但有“山中野人”与“近海野人”之别。前者“食生物”，与“入水眼不眨”，应分属两类，即驯兽昆仑和善水昆仑。《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驻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昆仑）为水匠。”这种昆仑舶，是一种远洋大船，吃水深度18 —20米，绞椰子皮为缆绳，熬橄榄胶作料灰，不敢用铁钉，怕铁热易燃，用方木枋造船，怕船板薄了易破。船长约有25米，分前中后三个大舱，见风使船舵，张帆顺洋流，靠风力，而不靠人力，人力撑不动。除了货物，一艘船，还可以运载一千余人。操纵这种大船的，就是昆仑水手。

大业三年（607），杨广令羽骑尉朱宽，入海访求异俗，海师何蛮，也跟着一起去。到了流求国，语言不通，只抓了一个人，权作交差之用，无功而返。第二年，杨广又令朱宽再去流求，好言好语抚慰一番，让他们识时务，与隋朝通好。偏偏流求软硬不吃，朱宽毫无办法，只好带走他们的布甲，当成战利品，悻悻而归。

经略流求如此一再碰壁，杨广绝不甘休。大业六年（610），杨广派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

《隋书》上说：“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

从义安郡出发，有昆仑奴可以做翻译；从义安郡出发，还可以迷惑流求人。因义安与流求素来通商，流求人见到战船队，还以为是商船队，常常摇着小船，哼着小调、渔歌，到大船上做交易。这样，陈棱的战船队，偃旗息鼓，趁流求国毫无警惕，突然间就在流求浊水溪的入海口登陆。其后，势如破竹。

《隋书》完整地描述了隋朝征流求的全过程。但“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这一句记述发人深思。

隋代的东阳，是今天浙江的金华。这支征流求的隋军，为什么不从金华出发，沿富春江、钱塘江和杭州湾，入东海，走近道直取今天的淡水、基隆，而非要多走600余海里，沿着大陆的海岸线，南下粤东的义安郡，然后，才又渡海，东击流求？

也许，在金华出发时，乘坐的战船不适合横渡海峡？必须到已经造好了，或者存在适合渡海船只的地方换装备？也许，是风向不好风势不顺？也许，是缺乏向导和翻译？

想想看，最重要的，还是没有适合的战船。其他的，倒都是次要。

跨海登陆作战，非拥有较敌绝对优势的舰船不可。隋朝的造船已经很发达了，不但继承了秦、汉等前代的船尾舵、橹、风帆等造船技术，更有了榫接结合铁钉钉联的造船方法，这是优于前代的更先进的造船术。隋炀帝下江南的时候，建造了长20丈、宽5丈、高4 .5丈，有楼4层、房间160间的特大型龙舟，还有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隋代建造的战船，还有杨素监造的“五牙”，这是一种著名的战船，起楼5层，高10余丈，左右前后置6副拍竿，并高5丈，可载军士800人。可载士兵百人的有黄龙，还有馀平、舴艋等兵船。五牙战船在伐陈战役中，从长江三峡直至京口，所向披靡，一路无敌。在平定东南沿海叛乱时，又从余姚泛海，取永嘉，直至泉州，攻无不克。可见，隋代的造船技术和水军战术，有多先进。

陈棱、张镇周攻流求的战船，是五牙或黄龙吗？似乎都不是。五牙运兵量大，攻击力强，但无风帆，平底，是适用内河近战攻击的战船，仅靠人力划桨，能贴近海岸线机动，已属不易了，要靠它航行200余海里，横渡海峡，几无可能。

黄龙载兵只有百人，若用于万余人的攻流求军队，仅运兵就需百艘以上，加上马匹、淡水、给养，将达150 —200艘战船。这样庞大的船队，很难做到战役隐蔽，在海峡也易于遇风受挫。

陈棱是武贲郎将，官阶正四品，张镇周是朝请大夫，官阶正五品。按照隋朝的规制，两个人的旗舰和座船，都只能是楼船。楼船自汉代起，已是三桅帆船，能靠自然风力，远洋航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船桅数，是这样说的：“船每十丈，有两桅。”以此来推算，木船置三桅，船长应有20丈左右，约66米长。古代海船的长宽比，是大约2.5∶1，这样，船的最宽处，约有7 .4丈至8丈，约合25米至26米多，排水量有130 — 150吨，假若是两到三层的船楼，安置500名士兵是可能的，再加上每船自带兵器、马匹、淡水和食粮，减少补给船只，那陈棱征流求的万余兵力，只需楼船20 至 25艘。这样的船队，伪装成商船，分路并进，极容易出其不意。

从隋代义安郡的地形看，攻流求兵力的集结点和进攻的出发点，应在今天柘林湾至汕头港西一带的海域，而这处海域在隋代属于海阳县。以当年全郡仅2066户之地，能拥有跨海远征所不可或缺的造船、航海技术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假若坐下来详尽地考辨一下，细究一下，也就明了、释然。

义安郡古属百越之地，自春秋战国，以至秦汉，越族的舟师，就很著名。据《隋书》卷二记述：“（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598年3月12日）诏曰：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可见，当时长江以南的吴越、闽粤等越族，均具备造三丈以上大船的技术，而且因船聚众，威胁到隋朝的稳定，隋文帝才被迫下诏，没收三丈以上的大船。

江南，特别是闽粤，开发的年代比黄河流域晚，植被破坏迟，隋炀帝游江南，要造大船队，便派王弘、上仪同、於士澄往江南采木。那时，南方遍地都是造船大材啊。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四》，在记述“帝使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至流求国而返” 之后，又紧接着说：“初……上将有事四夷，大造兵器，（宇文）述荐（云）定兴可使监造，上从之。”看，征流求的兵器、船舰，是大业三年（607），朱宽入海去流求之前，就由云定兴开始监造了。虽然制造的地点，翻遍文献，都没有记载，但常识跑不了啊，那绝对应该在进攻的出发点附近。在义安郡出发征流求，那万余名东阳兵，他们的武器、铠甲等装备，从东阳一路携行，那是无可非议，而粮秣、淡水、向导，则必须在进攻出发地筹足，这也是兵家常识。因此，史家推测，当时义安郡，应该有储量足够供应此次出征的军用粮仓，甚至有可供10万斤以上粮秣的大市场。

大业七年（611），距从义安郡出兵征流求仅仅一年，各地就烽烟四起，起义不断，全国竟有200多支反隋起义军。后来，鏖战不已，你消我亡，逐渐形成了三支主力，即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瓦岗寨的李密和翟让。大业十二年（616），鄱阳人操师乞起义，自称元兴王，自改年号为“始兴”。十二月，操师乞带兵攻陷豫章，还来不及高兴，来不及好好地庆贺一番，转瞬就中流箭战死。他的部将林士弘，眼疾手快，立即就接手了一切，自称皇帝，自立国号“楚”，建年号为“太平”。林士弘在彭蠡湖（今鄱阳湖）大败隋将刘子翊，接连攻取九江、临川、南康诸郡，又挥师占领了番禺（今广州）。岭南俚族头领、俚帅杨世略，闻讯起兵，响应林士弘，并趁机占据循州、潮州境。这是潮州境第一次“蛮僚啸乱”。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拥立代王杨侑为隋恭帝，改元义宁，尊三下江南、人在江都（今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为大丞相，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第二年，隋炀帝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勒死了隋炀帝。隋炀帝一死，李渊便即刻甩开了隋恭帝，逼他禅位，称帝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元年（618），定都长安。

义安郡重新改为潮州，是在武德四年（621），从此，“义安”一名不再使用，直到如今。

潮州归唐，却要到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在平定中原以后，马上任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带兵南下，分道招抚各州。这一年正月，李靖命荆州总管、赵王李孝恭，派人招抚杨世略，杨世略是机警之人，先前已晓得这内中的利害攸关，毫不拖拉，即以循州、潮州两州归附唐朝。也就在这一年，拒绝招抚，困守安成山洞的林士弘，在病中郁郁死去。满打满算，其国祚也就六年。

林士弘的楚国，史称“太平楚”。据欧阳修的《新唐书》记载：楚定都豫章（今南昌），其疆域，“北尽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其时，这个鄱阳湖畔的起义农民，以人勇猛、讲信誉，聚众数十万，占有了江西全境和广东一部，包括江西的豫章、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广东的番禺、循州、潮州等地。有史书载之曰，林士弘所到之处，“豪杰争杀隋郡守，以郡县应之”。《新唐书》亦载之曰：“临川、庐陵、南康、宜春豪杰，皆杀隋守令以附”。

奈何造化弄人，楚国要命的一役、陨落的一役，却是与当初起兵拥戴他的俚帅杨世略打的。武德五年（622），林士弘命令其弟鄱阳王林药师，率兵二万进攻循州（今惠州），意图稳定南方，再图进取。但楚军到达循州城外，即遭到新任循州总管杨世略的全力抗击，林药师战死，楚军溃败。

呜呼，出师不利，消息传来，楚廷震惊，人心浮散，不可收矣。

此时，林士弘走的，与杨世略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林士弘拒绝唐朝的几番招抚，退无可退，困厄于赣西北颍州（今吉安安福县）安成山洞中，不骑墙头，不随风使舵，忧愤难平，守身而死。这等节操，这种骨气，在隋末唐初的各路起义军中，能有几人？惜乎，绝无仅有，唯此一人，这岂不令人哀哉叹绝。

从史称的第一次“蛮僚啸乱”，到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归附唐朝，保境安民，杨世略走的，是一条民族融合的路。史载，杨世略乃义安郡海阳县汤田驿飞泉岭（今丰顺县汤西镇南礤村）人，其世代为岭南、岭东土著俚人大首领。杨世略献潮、循二州降唐以后，被李渊任命为第一任循州总管。自唐初的武德五年（622）设循州总管府，到贞观元年（627）李世民撤循州总管府，此五年间，循州总管管辖的地域，包括今惠州、东莞、深圳、河源、汕尾、潮州、汕头、揭阳、梅州诸市，以及增城、新丰、翁源、曲江和福建的云霄、诏安、东山等县，其时称曰潮州、韶州、循州三州。贞观元年，撤循州总管府，潮、韶、循三州，改隶广州总管府。

烟波浩渺，俱往矣，年复一年。杨世略的治政方略，今多已不知，所知者乃史籍门缝窗隙里，透出来的豆粒灯影、摇曳烛光。

自武德五年（622）正月，杨世略归附唐朝以后，跟在他身后，同一年内归唐的，有：俚人大首领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请降”；俚人首领合浦太守宁宣来降；广州俚人酋帅邓文进以广、韶地来降；俚人首领日南太守李晙以日南地来降；其余各地俚人首领也从高凉酋领冯盎归唐。至此，岭南全境和平统一。依此可见，杨世略的垂范，杨世略的影响，在俚人之中，可谓大矣。

《新唐书》本传记载曰：其时，“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补官，得郡凡九十六，户六十余万”。有专家言，杨世略作为粤东世袭的俚人大首领，他的归顺，既平定了南疆，稳固了唐初岭南的边陲，对隋末战争之后，岭南民生的重建、民瘼的消弭，至为重要；其在任上，又孜孜矻矻，促进了潮州、循州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进一步融合，为后来韩愈的治潮，奠定了基础。

而今，风消云散，彩霞满天，出潮州城西北，从古巷、登塘，沿着安丰公路，走八九十里，到汤坑邱屋寨榕树山，山上有历史深处，纪念杨世略的祭祠大伯爷宫，有缅怀杨世略和夫人傅氏的石牌坊，石牌坊上正书“飞泉玉露”，那是遥远的岁月，飞泉岭飞回来的一声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