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全璧出生于1925年。早年父亲罗炳兴在碧口镇开办“德成药店”，并任碧口商会会长，深受各界尊重。罗炳兴七个子女中，个个聪明伶俐，老二罗全璧更胜一筹。他自幼酷爱读书，深得教师赏识，并常常以其为训育其他孩子的楷模。
1933年，韩定山出任碧口小学校长。罗炳兴仰慕韩定山的大名，便将罗全璧委托其下，授业于这位品识兼优的国学大师。罗全璧除了完成所学课程外，还阅读韩定山先生及其他老师从上海邮购来的书籍，其中包括一些马列主义和关于社会改造方面的书籍。他头脑聪慧、思维敏捷，深得先生的赏识。1940年，罗全璧于碧口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一所中学。当时的成都是抗日的大后方，正处于革命的浪潮之中，共产党人通过各种形式与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斗争。罗全璧作为一个求知欲旺盛的革命青年到了成都后，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接触了一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而四处奔波斗争的共产党人，受到先进思潮的极大影响，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蒋抗日外围组织，因此遭到学校当局的通缉，于1943年初不得不退学离校，回到家乡避难。
罗全璧回到碧口后，受聘于恩师韩定山先生，在碧口小学任教。由于韩定山先生思想开明、崇尚新学，学校聘请了好几位思想先进、学识丰富的青年教师任教，其中有地下党员马靖。他从上海带来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并同罗全璧一起组织了“志同读书会”，研读马列著作。由于罗全璧从成都回碧口后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被当地知其底细的反动分子告密，被认为是危险分子，而遭到国民党地方政府的逮捕，被押往武都坐牢。后经朋友多方上下活动，家中变卖家产聘请保人，才得以保释，并严令其今后不得从事革命活动。
罗全璧回到碧口后，仍受到国民党的监视。他为了革命，决定离家出走。194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罗全璧装扮成做生意的少爷秘密出走，辗转来到西安，投奔从事革命活动的文县籍人士程海寰。从此以后，他便追随和协助程海寰在天水、兰州、西安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担任程海寰组织发起的“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联络员。
罗全璧由于具有较高的思想素养和文化水平，口才流利，精明心细，胆识过人，经常出入国民党军队上层军官家庭，是程海寰的一位得力助手。1948年，程海寰在西安秘密联络胡宗南部进步军官严子夏等人准备起义，并带领罗全璧到达延安，受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接待，使罗全璧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后来，罗全璧与中共甘肃少工委负责人孙作宾取得联系，并深得孙作宾的器重，受其指派打入国民党军队，周旋于国民党一一九军副军长蒋云台、甘肃省保安司令韩练成以及鲁大昌等人的家中从事策反活动。其间，他曾两次被捕，经改名换姓，被时任省参议员的韩定山营救出狱。但他的身份已暴露，活动经常受到特务的监视。党组织为了保护他，决定派他去延安军政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留在老区环县工作。(www.xing528.com)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孙作宾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遂调罗全璧到甘肃省委秘书处工作，任孙作宾的私人秘书。1952年，罗全璧经孙作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孙作宾任西北局统战部长，罗全璧随之调任统战部秘书长。1954年，孙作宾调青海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罗全璧又随之调任青海省政府秘书处副处长。罗全璧如鱼得水，在所从事的工作领域游刃有余，其写作才华得以充分发挥。无论是撰写调查报告，还是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书写论文，均得心应手。由于他笔杆子特别利索，被誉为“青海秀才”。他不仅是青海有名的笔杆子，而且有胆有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好苗子。他时常跟随孙作宾下乡调查，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基层情况，撰写针砭时弊的文章。1956年，青海省民主人士陈元撰写了一篇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文章，请求罗全璧帮助修正。罗全璧对其文章进行了润饰，并推荐给《青海日报》发表。由于文章反对当时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及浮夸风，触动了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1957年反右斗争中，罗全璧因此事受到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八宝农场劳教。罗全璧在农场劳教期间，勤勤恳恳，踏实卖力，人家叫他背50斤，他就努力背80斤。他一心想从劳动中改造自己，得到组织的谅解和信任，尽管他踏踏实实地表现，服从改造，还认为他是反党分子。因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艰难，加之劳累过度，疾病折磨，罗全璧不幸于1960年12月在青海八宝农场逝世，年仅35岁。
英才痛失，无不令人扼腕叹惜。罗全璧少年时代便追求革命真理，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从事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建设洪流，是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子，一位有才华、有能力、有作为的党的优秀干部。他在腥风血雨的年代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在革命胜利后的政治运动中致死，这一沉痛教训应引起深刻反思和牢记！据悉，198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罗全壁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告慰了英才在天之灵。
刘启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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