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文县知县江景瑞在新修《文县志》序言中写道：余乙卯（1699年），承乏兹士，举头峻峭嵯峨，侧耳波涛汹涌，人民涣散而朴鲁，村舍残破而凄凉。且三两环距羌番，两路歧通蜀汉，不觉凛手其色，愀然其容。而浩叹曰：“何荒僻瘠薄若此之甚也。”
县志又载，玉垒关唐宋以来所置戍守处，为陇蜀咽喉路通剑州（今四川剑阁）。又载，……阴平道为秦蜀出入兵之路。
县志关梁载，……青塘关（即青塘岭，又称摩天岭）至龙州（今平武县境）150里自北而南。右肩不得易所负，故称“左担路”，邓艾入蜀之道也，蜀号天险舍剑阁而别无路。宋孝宗时，文州开青云岭“以引商贩冀收其利”的左担路。
所谓栈道，县志载，濒江开路，南通巴蜀，悬岩下，冲波逆折，无可攀援处，则凿岩架木，上铺石板，名曰栈道。
据以上所载，文县当年贫困荒凉，且三面环羌番，只有两条通川蜀之栈道，其困境真所谓“愀然其容”。同时也可看到宋孝宗之前，仅只文县玉垒关通往剑州的一条古道，也就是说舍此道别无他道可通四川。此路线是由文县经玉垒关、碧口、余家湾，翻越走马梁至白水、石关子、东渡、水磨沟，登莲花池，翻越大阁山，下偏桥子，通过各个栈道，再西渡至昭化，登金牛道达剑州的唯一通川道路。此道早在秦代司马错，就经此道取川，继后历代便成为秦蜀出入兵之路。明代吴三桂、张宪宗部及都司王昌明也循此道出入甘川，民国以来川军和红军北上也取此道出入。
此道非常险峻，沿途登山涉水。峭壁悬崖栈道接踵，行程万分困难。清代通商后，甘川商旅背挑两行也必出入此道。
解放后，1959年修通了沿白龙江西岸直通昭化的公路后，不再东渡过江登山走险，至此大大地便利了运输行旅。
第二条通往四川的青云岭（又称摩天岭）道。此道为宋孝宗时才开通的，以引商贩冀收其利的通商捷道，也就是所谓的“左担道”。但此路线沿途万山阻隔，峭壁悬崖，栈道接踵，行路非常艰难。但此道开通后，确也起到了巨大作用，除沟通了川甘行旅商营之便，又节省途程数百里，同时更开辟了贫穷而落后的柏元和糜地乡，使得这些地方的群民都有了生活出路，人人都有奔头。至清代雍正年间，柏元人口有粮在册的已达1200多户丁民。木须坝深沟两河汇合处之石磨河塘上，新兴的集市上，买卖客商和往来背挑两行运输人等拥塞不堪。粮食、山货、日用品等遍布于市，黑白木耳每日都在数百斤以上。极其珍贵的特产，金丝猴皮、豹皮、熊胆、麝香以及血结、金耳环、金石斛，应有尽有，集市非常繁荣。集市上还有管理集市的乡约或头人，政府还设有传递信息的“塘”“讯”点。此集市为文县至平武之间最大集市。
民国以来，军阀混战，股匪到处流窜，柏元乡多次遭抢劫。民国十五六年，赶散了集市，断绝了交通，至此通达数百年之久的通川大道便告结束。
以上即是所谓两通川蜀之道。
后河驿道
白龙江，俗称“后河”。驿道，古之官道。
后河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之前没有驿道。武都至碧口的驿道线路为，自武都出发沿白龙江而下，进入文县尖山乡洋汤河与白龙江汇合处的河口后，甩开白龙江，翻山越岭，经分水岭梁、八盘山、关家沟，至文县后沿白水江而下，经马泉、金口坝、玉垒关、河口至碧口，整整绕行了一个大圈。
清同治三年，四川统领周武达开通了后河驿道。周武达是四川十八营的统领，同治三年太平军启王蓝二顺与郡王梁富成盘踞武都时，他奉调去武协剿蓝二顺和梁富成。他感到经文县路程太为迂蔓，供给军需更非容易。他便率军民拓宽了后河便道为驿道，至此便缩短了武都至碧口途程40公里，更免翻关家沟分水岭之大山。由此大大方便了武都至碧口驿运，更促进了碧口市镇繁荣和发展。
驿运马帮
早年，碧口与甘川的驿运道上，随时都可看到一匹匹重负的驼队和长长的驿运马帮，更可听到震耳欲聋的驼铃和震响山谷高歌马调。这便是当年驿运道上往来马帮的行列情景。
此些驮帮，既有五六站一次的文县武都帮，也有十余站一次的宕昌、岷县帮，还有三十到四五十站一次的兰州、青海、宁夏、新疆帮。他们常年长途跋涉，途经数百里数千里的驿程，走过高山旷野，越过冰封雪山，渡过大江急流，更登上许多峭壁悬岩的凌空栈道。
他们也常常在行程中，遇到冰封雪阻，隔江洪流，往宿于山间江岸，饱受雨露侵蚀饥寒交迫之苦。有时还会遇到栈道崩塌，遭受马翻人亡之祸，更会遇到土匪抢劫之害，他们随时都处于惊恐之中。虽常年万分劳苦，他们却以嘹亮的高歌马调来解除苦闷和劳倦。
当年，修此驿道也非容易，不是一朝一夕能修通数百里千里之驿道。尤其临洮以及下沿洮河、白龙江，而入文县碧口段驿道工程，非常艰险难修。黑殿峡、九殿峡、石堡城、邓邓桥、武都响崖坝、文县的骆驼项等处，皆是峭壁悬岩的凌空绝径。
对此绝径，务必循岩凿孔、架木铺石，要一处处地攀岩登梯凿石、钻孔。这在当年全靠人力来完成此项艰巨的大工程，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武都险崖坝和文县骆驼项通道，均是石匠一锤一錾地打出来的，支给石匠的工资是一升石渣、一升小钱的代价换来的。
甘、碧的驿运，早在重庆通航碧口中庙行店时，就有了武都至文县的驮帮，运来药材至行店，与航运川货食盐、钢铁兑换。随后，航船溯江停泊碧口后，便有宕昌、岷县的药材驮帮来碧口销售。
至清同治三年（1864年），驿运改道，不经文县，改行沿白龙江东下，经口头坝、坟坪子，至玉垒关，达碧口捷径。并又先后修建了蒿子店永济桥和让水河铁桥之后，既解决了渡江之难，又避去了翻越关家沟分水岭之大山之险，更省驿程80华里。这条驿道，被称为“后河驿道”。后河，即白龙江的俗称。
开通这条后河驿道的，并非商贾巨富，而是四川统领周达武。
周达武是四川十八盘统领。同治三年，太平军蓝二顺与启王梁富成盘踞武都时，周达武奉调去武都协剿蓝二顺、梁富成。他感到经文县至武都的路程太为迂蔓，供给军需更非容易，他便率领军民将后河这条便道拓宽为驿道。这样一来，给驿运大大地提供了方便。至此，不仅武都、岷县的药材驿运帮大批涌来，而且兰州、临洮的水烟帮，青海、宁夏、新疆的皮毛、枸杞、鹿茸帮，也源源不断而来。
至清同治十年（1871年）前后，又修通了碧口至四川江油驿运道。从此，甘川道上，每日便有上千骑的驮帮往来。当年形容驮帮之盛况，称之为“驮不完的阶州，填不满的碧口”。
白龙江上永济桥
永济桥，是碧口驿运道上的一座极其重要的桥梁，位于临江下行10公里的地方，为洋汤河与白龙江汇合处，坐落在文县尖山乡与口头坝乡交界处的蒿子店，故又称“蒿子店桥”，是白龙江渡江之桥。
永济桥，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原来的窝木桥改建为铁索桥，领工为文县武官杨清献。经建人为孙长贵，系原店坝乡（今范坝镇）孙家河口人，前清武秀才，俗称“孙长贵”。由碧口商会捐资，工、料为口头坝和玉垒全乡承担。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完工，历时11年之久。
该桥长60米，跨度为48米，宽2.3米，有主索9根（直径4.5厘米），桥面压索2根，桥栏2根，桥栏栏杆200多根（每根长1米）。桥两端桥头各安铸有拴铁索主柱各9根，桥面铺木板木方，既通背挑行旅，更可通行骑马驿运。桥竣工之后，建有碑亭，亭碑撰有建桥史略及督工、捐资、捐料等人名和年月。亭正面悬有“永济桥”三字匾额，“文革”破四旧时被毁。(www.xing528.com)
永济桥北岸有山崖，称“刀刃崖”，壁立千仞。桥基凿崖而成。白龙江奔流其下，两岸狭逼，波涛汹涌，附崖而过。上流百米处有三四家人，地名蒿子店。南岸地势稍阔。桥基系人工砌成，临岸处有五六家人，地名马家坝。后有高山环抱。上游不远处，洋汤河汇入白龙江中，隔岸有个名叫“河口”的小山村，212国道绕村而过。此路未通时，永济桥实为甘川咽喉，地势险要，历来有军队把守。桥南端有镇江王爷庙，系守军住所。
永济桥历经百年风雨沧桑，建成后屡遭破坏，曾数次修缮。
民国九年（1920年）滇军叶全部自武都过境入川，碧口驻军马绍武为了阻止叶军南下，派人将永济桥铁索全部锉坏。叶军至，先头刚过，后军蜂拥而上，桥突然断裂，人和沿途劫掠的马匹、骆驼纷纷坠江者不计其数，余军江东下，经浪头山、免儿坡至碧口，此桥遂坏不能通行。
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由碧口商会会长肖礼堂先生承领缮修，重建此桥，时经4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方才修通。
民国十七年（1928年），碧口驻扎匪军白云，为了阻止甘军南下碧口，又将永济桥一侧两根主索拔掉铁桩，沉入江中，致桥面倾斜，桥遭毁坏，马不能过。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又经肖礼堂先生承修，连同后河驿道等，历时两年，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始修通此桥和驿道。
1949年12月，国民党赵龙文退走碧口时，留工后一连据守马家坝桥头，企图破坏此桥，阻止解放军南下。国民党起义部队119军副军长蒋云台派一营长率领一个连，兼程赶往蒿子店保桥。离桥一里许，望见敌军正在破坏此桥，已炸断主索一根，当即开枪射击，此桥得以保存。解放后，永济桥得以修缮，保障了南来北往的通行。
2014年苗家坝水电站蓄水发电后，蒿子店一带成为库区，永济桥遂被淹没。至此，永济桥从人们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但作为“百年老桥”，它在历史上为沟通甘川交通、方便南来北往通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将永载史册，为人们所深深铭记。
何家湾铁索桥
白龙江的何家湾铁索桥，是文县境内白龙江上仅有的两座铁索桥，另一座是清朝修建的永济桥。何家湾是碧口上下有名的村子，坐落在白龙江，距离碧口镇不足一公里。由于大江的阻隔，南来北往很不方便。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碧口各界人士倡议修建何家湾大桥，并公举孙长贵为领修。此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历时11年，他曾领修了白龙江上的永济桥。铁索桥在晚清前是边远山区最先进的渡江工具，这种桥当时不仅在文县绝无仅有，就是在全省也很少见。因那时在全国极端缺铁的情况下，当地民间急需的铁锅、铁铧都很困难，都要从四川江油的雁门坝或重庆用高昂的价格买来，而且有时还供不应求。当地人常常都用的是多次修补的破锅破铧，何况造铁桥需要大批的铁料从何而来。同时建造铁桥是一项创举工程，技工资金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如此艰巨的工程任务，并没有难倒孙长贵先生。他从工程设计、筹措资金、捐献废铁，到招选工匠、率领施工等尽心竭力，忠于职守，事事躬亲，任劳任怨。旧法建铁索桥从铁工而论，要将碎铁熔成毛铁，继而打成粗块，再锻打成长一米多长，直径6厘米粗的铁条，最后两头扣环连成所设计长度的铁索。
修建何家湾铁索桥，需有长130米的正铁索7根，同一长度的压板索4根，桥身左右长数十米的拉索共15根。此外两边长一米多的铁栏杆200多根，长25米的横连正铁索的铁杆数十根。这些都是土炉、风箱、人工持铁锤锻打制成。两桥头堡固定拴铁索的长2米许、直径约20厘米的铁桩20多根，系用铁水浇铸。南端桥头堡人工开凿石崖。在石崖平面凿打15个桩孔，北端桥头堡是挖基填石三合土浇灌，上砌人工凿成的长方形石块，下大上小高10余米。堡顶用人工凿成的盘石压盖。最大的盘石2米多见方，厚一米多，在盘石上凿孔下桩挂铁索。这些石料是很多石匠成年累月手持钢錾铁锤，一锤锤凿成。
孙长贵率领民工历时3年，终于建成了何家湾铁索桥。谁知，铁索桥刚刚建成，一场洪水将桥的北堡冲塌。孙长贵如遭霹雳，悲愤交加，欲投江自尽。经好友劝慰，再振作精神，总结教训，将北堡后移10多米，经一年多重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告竣工。何家湾铁索桥的竣工，解决了南来北往的人过江难问题。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首天部队张文德团撤离文县，退守碧口，将何家湾铁索桥炸断，解放后曾修复。
1969年，川桥队修建碧口何家湾白龙江上的公路大桥，次年竣工。
张锡田 窦永清 何光烈 刘启舒
让水河铁索桥
出碧口镇，逆白龙江北上，穿过土地庙石窟的大门，绕曲水湾，过牛心滩和石土地后，便到了让水河口了。让水河口距碧口10公里，有七八户人家，半农半商，以卖馒头和豆花面为生，是个歇脚打尖的地方。
让水河从摩天岭蜿蜒而来，奔流二百余里，由于四周山峦起伏，森林密布，雨量充沛，水量相当丰富，它滋润着柏园、范坝两乡大片土地的稻米生长，在它即将流入白龙江时，却被一条十里长的山谷紧紧地夹住那放荡不羁的身躯，使它变得像一匹咆哮的野马，在峡谷中横冲直撞，把右岸的砂土山，冲刷成一道长长的铺满大大小小鹅卵石的河滩。
左岸是高高的石山，高耸挺拔苍劲有力，雨水的侵蚀使山的一部分零乱破碎，一些不知名的灌木和低矮的小松树把裸露的部分岩石也打扮得绿绿葱葱，风从僵硬的石山上刮过，增加了点柔和的感觉和曲线的美丽。清清的河水在山脚下流淌着，翻滚着，在山嘴处和奔腾的白龙江汇合，像一抹深蓝色的油彩在浊白的江边画了一条蝌蚪状的斜线。
走上河滩，在里许之外，就可以看见白云蓝天之下，青山夹峙之间，波光水影之上，一座精美小巧壮丽的铁索桥，它是那样的格外醒目，和谐而自然地让行人感到新奇，而情不自禁地感叹。
两座高高的桥墩建立在石山脚下和铺满鹅卵石的河滩上，桥墩高六七米，呈不等边梯形，由块石和片石砌成，相对的一面隔河相望，相背的两个长长的斜面成了上桥头堡的引桥。引桥各有三四十步石级，石级上长满荒草，只有被马帮铁蹄踩踏成的“之”字形路面，显得零乱而破碎。
桥头堡上建有三开间的通廊式建筑，灰瓦白墙，房顶起脊，房角微翘，吊有风铃，山风一来，清脆悦耳。在通廊中埋有碗口粗细的铁柱，柱头高出地面半尺，在每根铁柱上都固定着长长的铁链，每根铁链长约三尺，有手臂粗，两头被锻打成圆形，呈环状，链的中部为四方形铁链环环相扣，直通对岸。
两个桥头堡相距约三十余米，作为桥身的八根铁链拉得较直，下垂的幅度较小。视桥的长度而定铁链的根数，铁链等距离并排排列，宽度约为两米。在桥面的铁链上横向铺满木板，在横向的木板上又纵向铺上宽二尺的木板，作为人畜通道。另有两根铁链固定在距后墙很近的地方，在将到桥三四尺的地方，用高二尺的方石柱顶起，作为栏杆。每隔一丈左右，用铁链与桥身两边的铁链连在一起，使桥身和桥栏成为一个整体。由于整个桥的长度较短，桥身下垂的幅度不大，人走在上面并不感到颠簸，也不摇晃。
每当马帮的铃铛从石山嘴的那边慢慢响过来的时候，紧张的脚夫们吆喝着，调整走在山石路上的牲口，看着在铁索桥上，一个个扯着马尾巴，或拉着马笼头过桥的情景，真是一幅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壮丽景象。脚夫们走下桥头堡的石级后，花儿声便唱起来了，歌声中充满了欢乐和自信。
我走过文县境内的三座铁索桥，无论从桥的样式、建筑风格看，这三座桥都同出一人之手，而让水河铁索桥恰恰是最早修建的模型桥。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修碧口水电站时，让水河铁索桥被毁坏了，真是非常可惜！如果当时人们的头脑中稍有一点保护文物的概念，或有一点珍惜先人的遗产的话，那现在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雷春贵（原载《拾起往昔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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