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口集镇源于明朝中期，地处白龙江下游二郎庙山下（碧口镇后山），碧峪河口（后称碧峰沟口）的一片河滩上居住着杨姓、冯姓等姓氏的居民（现在碧口镇杨家坝、冯家坝等地名尚存），他们世代以农猎为生。明末，受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战乱的影响，居民大多逃亡（民间称之为“八大王剿四川捎带甘肃一只角”）。后经移民填充，居民又渐增多（即后人所说的“陕西填文县、湖广填四川”）。碧口镇原张三家族，何家湾何姓家族等姓氏居民，皆于此时迁入，故查碧口老居民祖籍在陕西、湖北、四川的较多。众多的移民，除农耕外，剩余劳动力便从事一些小专卖活动，有的摆摊卖小吃，有的开客店，既方便上下行人，又增加了收入。这些商业活动，当时主要集中在移民居住较多的冯家沟口附近。
清朝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玉垒筏子坝铜厂和矿区遭水灾被毁。人员流向碧口，集市也下移至碧口；同时期中庙白龙江畔的行店码头停泊的货船也上溯至碧口停泊，更方便水运货物转陆路运输。原中庙行店码头便逐渐萧条，而碧口则成为新的水陆转运码头走向繁荣。随着陆路交通向甘肃南部各县延伸，西北各省及陇南各地的药材、山货、土特产运抵碧口，由水路入川转运分销。四川的百货、盐铁、糖茶、布匹、绸缎等，由水路载入碧口，由陆路运销陇南各地。从此，碧口便担起了甘川水陆码头货物转运，集散分销的重任。碧口这个甘肃最南端的水陆码头以及和它共生的商贸集市，便一天天步入了繁荣。
清朝嘉庆后期，碧口商贸活动得到较快发展。随着货物流通量增大，外地客商不断增加，碧口集镇范围也逐渐扩大。各地客商为了团结和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在碧口按地段修建自己的会馆。陕西帮修建了“忠义馆”，江西帮租用了当地人修建的“三元宫”为江西会馆，四川帮合修了“川主宫”，船帮修建了“紫云宫”（又叫“王爷庙”），筏帮修建了“巧圣宫”（又叫鲁班庙）。这些建筑依山傍水排开，又建起许多铺面房，将会馆连在一起并延伸开来，使碧口集镇由原来的冯家沟口上下，拓建为上至张家坟园（即瓦窑上），下至小河坝一带（包括柴市坝、清真寺在内）。碧口这个商贸集镇也初见规模。当时清政府曾在碧口设立了副千总衙门一职，人们叫它“副爷衙门”。
清末民初，来碧口的客商除本省区以外，还有来自川、陕、湖、广、赣等地的客商，但以四川重庆、嘉陵江流域的居多。各自的经营范围也逐渐专业化，地域会馆式的商贸组织已不适应商贸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经营范围为主的行帮组织和由各行帮推选出来的商会组织。商会设会长管理、协调各行帮的商业营贸行为和为统一各行对外的行政义务。开始时碧口的商贸活动只分五大帮：药材帮、船帮、百货帮、水烟帮、脚骡帮。至民国初年，已发展成七大帮：药材买帮、药材卖帮、船帮、百货帮、水烟帮、脚骡帮、旅店帮。
此时，碧口已是甘肃南部各县的药材、山货、土特产外销的最重要的集散中心市场，也是陇南各县日用百货、盐、铁、糖、茶、烟、酒、布匹、绸缎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主要采购地。每日往来人流不断，为商贸服务的驿运、餐饮、旅社、药材加工和物资搬运等行业也蓬勃发展，来碧口演出的戏班亦长年不断。同时兴起的大烟馆、赌场、妓院也不少。集镇上，从早到晚人声鼎沸，千行百业人流拥塞，一片繁荣景象。此时，碧口已是甘肃四大名镇之一。更有不同的是有钱人穿着新潮化，生活消费与城市相比并不落伍，所以当时有人把碧口称之为“甘肃的小上海”。
经济发展了，国家管理机关在碧口也逐渐建立和完善。除清末设立了“厘金局”（相当于税务局）外，民国初年还设立了邮政代办所、电报局、警察监察署（相当于公安局）、团防局（地方武装，后改为国民自卫大队），以后还增设了烟酒局、百货局、统税直接稽查征所，统捐海关官钱局和银行等机构，并开办了国民高等小学堂。有些机构本应设在县上，但由于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就先设于碧口了。抗日战争前后，由于战争的影响，国内大市场向西南内地迁移，当时虽然物价不稳，但还是给碧口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遇。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增多，商业区行帮已发展成九帮：药材买帮、药材卖帮、船帮、百货帮、水烟帮、绸缎帮、山货帮、脚骡帮、旅店帮。买卖药材店、栈由民国初年的40多家增加到70多家，大的脚骡、旅店、驿站驿运业由30多家增至50多家，船运业领运驾长在碧口安家常住的就有20多户，茶馆已多达40多家，水烟庄、烟酒店批发零售总计超过50多家，百货、盐庄、铁货、布匹、杂货店均有较大增长。此时，碧口集市处于一片繁荣之中。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前后，碧口新建了新街，统一拓宽并整修了原有的老街，还新修了县立碧口高等小学校，碧山公园（附有动物园等设施）。当时的碧口已是由上街、中街、下街、新街、后街、横街几条宽阔、平坦、整齐、明亮街道组成的繁华集镇。街道两边，全部是两层（个别三层）木质结构建筑。区镇公署和紫云宫为砖混建筑，门面统一为土红油漆门面，很是气派壮观，这在整个武都地区是见不到的。
街道上营业的铺面一个接一个，市场上除了大宗药材、山货交易外，还有天南海北的土特产、干菜、水产品、食盐、布匹、绸缎、裘皮制品、烟酒、茶叶、食糖、铁制品，以及本地加工生产的食品等。各行各业时时刻刻有生意可做，忙于买卖的人群川流不息。每年有上万吨的药材在碧口加工、包装、搬运，仅为这项工作服务的工人达300多人，加上择药、洗党参初加工所用的小工，就解决了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的生活。白龙江畔经常有新船建造，旧船修理，为修船造船、脚骡帮、农业服务的铁匠铺就多达10余家，终日忙碌不停。每日背负、肩担、牲口驮运的人流不断，各地的大商小贩往来不绝。水运抵达的船只和出航的船只每日都有，待装即卸的船只沿江岸排成几百米的长龙，河岸上有堆积如山的货物等待装运，河滩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集市相比，则是另一番繁忙景象。(www.xing528.com)
随着商贸的繁荣，也带动了服务业的繁荣。据县志记载，当时大一些的饭店达到21家，大酒馆20多家，烟酒店约40家，饼馍糕点铺42家，屠宰房6家，理发、缝纫、卖小吃者多不胜举，镶牙、照相、说书、占卜者不乏其人。白天集市上蜂拥的人群为自己的生意和生计忙碌，夜晚各店铺营业的灯火交相辉映，组成一个不夜的市镇，供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休闲消费。夜市一直要持续到三更时刻。
文化生活方面，碧口居民和客商来自五湖四海，对文化包容性很大，但还是受四川影响较大。川剧、秦腔、豫剧在碧口都有市场，故来碧口演出的剧团络绎不绝，几乎天天有戏看，人人爱看戏。受新思潮影响，抗战期间，碧口街的有志青年还组建了新碧话剧团，上演一些进步剧目。爱好川剧的人们自己组建了川剧班，并置办了行头。每逢过节，以药材加工业工人为主的舞龙、舞狮、踩高跷、焰火等社火和周边农村农民的车车灯（碧口人早年对车灯的俗称），白天夜晚轮流上街活动，搞得热闹非凡，呈现一派祥和欢乐景象，象征着国富民安的太平景象。
经济的交流，必然导致人们物质文化和精神的交流。清末民初，随着人员的交流，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其他一些会道门也进入了碧口，它们随碧口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民国初年，天主教在碧口设立了“福音堂”，并开始了传教活动。回民们修了清真寺。其他会道门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活动基地，如同善社、土主会、观音会、岷峰善堂等，皆有信徒发展。青洪帮也在碧口成立了帮口，开山立堂，大搞帮会活动。随集镇的发展，带入的娼妓、赌博和毒品吸食，在民国初年发展到了顶峰。特别是吸食大烟，当时政府公开给大烟馆供应鸦片，开设有“官膏店”。抗日战争前，碧口明暗大烟馆多达四五十家。以后政府虽下了禁烟令，但也是装装样子，屡禁不止。赌场、麻将、纸牌、红宝单双等赌博活动随处可见，妓院各条街市均有人经营。有人从中寻欢作乐，有人为此倾家荡产。兵匪之患也是碧口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害。
民国初年，地方武装的甘军、西军、川军、鲁军你走我来，轮换常驻碧口，要粮要款，为非作歹，而且公开摆赌，贩运大烟危害百姓。更有匪患如白云、夏老三等匪军，武装袭击和抢劫，给碧口人民留下了深深的伤痛。这一切直到解放，才得到彻底禁绝。
张锡田（原载《古镇考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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