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之战,元军虽取得极大的战果,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蒙古领导层认识到,如果继续采用单一的军事征服策略展开攻坚战,消耗巨大而效果不佳,“比至汉上诸城皆下,则我已困矣”,因此转而奉行军事进攻与政治劝降并用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具体执行者,就是新晋投诚的吕文焕。
由于贾似道的倚信,吕氏家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成为南宋防务体系的重要支点,“吕氏子弟、将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马者”,沿江守将多为吕氏部曲。蒙古贵族坚持招降吕文焕,就是想利用其在南宋军中的人脉和所掌握的南宋军事政治情报。汉官胡祇遹写信给忽必烈重臣张文谦说:“吕生(吕文焕)世握兵柄,兄弟子侄布满台阁。宋君臣之孰贤孰愚,宋河山城郭之何瑕何坚,宋兵民之多寡虚实,宋兵刑政之得失巧拙,不为不知。不以降夷相待,细为之一问,不唯有以得取宋之方,见此人之浅深,以备主上之顾问。”
咸淳十年(1274)九月,元朝在襄阳集结大军20万,以伯颜为统帅,开始以临安为目标的最后战役。十二月,元军渡过长江天险。行中书省官员建议以吕文焕为前导,招降沿江南宋守将:“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吕文焕引导元军顺江东下,“凡其亲友部曲,皆诱下之”:元军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守将陈奕献城投降;至蕲州(今湖北蕲春南),管景谟以城降;至江州,吕文德长子吕师夔出城降;至南康军(今江西南康),叶阊以城降;至安庆(今安徽安庆),范文虎也献城投降。在吕文焕的引领下,元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兵临建康城下。贾似道这时才如梦初醒,传檄声讨吕氏之罪,但为时已晚。
元军长驱直入,使南宋举国震惊,朝野的希望都寄托于贾似道身上。德祐元年(1275)正月,贾似道率军13万溯江而上迎战元军。贾似道眼见局势不利,并没有击退元军的信心,出军后立即派人至元军请和。伯颜要求南宋纳土归附,贾似道无法同意,和谈乃告失败。贾似道以精锐7万余人交由孙虎臣率领,战舰2500艘委任夏贵,布阵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自己率后军屯驻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贾似道既不能和,又不敢战,双方甫一交锋,宋军便自乱阵脚,贾似道率先脱逃,13万宋军瞬间土崩瓦解。
宋军战败的消息传到临安,贾似道苦心经营的擅长边务的神话随即破灭,宋廷掀起批判贾似道的风潮。贾似道上书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氏,请求迁都,但被谢氏拒绝。谢氏改任王爚、陈宜中为宰相,罢免了贾似道的官职,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到循州安置。负责监押贾似道的会稽县尉郑虎臣,在行至福建漳州城南20里外的木棉庵时,将贾似道杀死。(www.xing528.com)
南宋皇室有意将一切过错都归咎于贾似道,以重建官员、军民对皇室的信心,同时向元朝表示双方战事皆为贾似道挑衅所致,贾似道既已去位,两国当可罢兵谈和。宋廷将和谈的希望寄托于吕文焕,当时很多人对吕文焕抱有同情,认为其降元是迫不得已。太皇太后谢氏亲自致书,极力称赞吕文焕守襄功绩,希望吕文焕协助说服元军退兵,“俾王室不坏”。然而当时宋、元双方胜负的态势已甚为明显,元朝灭宋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
外敌强势入侵的危难情势,映衬出南宋政治统治的崩溃。醉生梦死、不知“天下大义”的南宋士大夫们对王朝的危难冷眼相看,大批地方守令“委印弃城”“望风而降”。仅仅一年时间,元军就从湖北一路攻到了临安。随着元军逼近,以宰相王爚、章鉴、陈宜中、留梦炎为首,大臣们连夜逃遁,“朝中为之一空”。太皇太后谢氏愤慨地斥责: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则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诿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南宋朝廷“诏天下勤王”,原以为天下百姓当“接踵而奋”,然而最终却没有任何人响应。文天祥不由感叹:“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德祐二年(1276)三月,伯颜率元军进入临安,催促宋恭帝赵一行北上大都,入觐忽必烈,南宋中央政权至此已经灭亡。但此后文天祥、陆秀夫等人仍奉赵昰、赵昺转战各地,所以习惯上仍把祥兴二年崖山海战,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而亡,视为南宋正式灭亡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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