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失守与缺口：襄樊战略的错位

南宋方面显然未能及时认清战争形势的根本性变化，作出有效的应对。蒙军已将战略重点转移到襄樊，但贾似道却始终对襄樊地区的重要性有所怀疑，进而对襄樊防卫犹疑不决。以贾似道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南宋的战略部署应以防止蒙军渡过长江为首要目标，襄阳“孤垒绵远，无关屏障”，以重兵增援襄阳将导致外重内轻，根本动摇。因此，贾似道虽重视襄阳守卫，却不认为其得失会危及整个防线。咸淳五年，襄阳形势日趋紧张，吏部尚书兼侍读赵顺孙警告“不急援，祸至无日”，却被贾似道斥为“书生腐语”，质问：“纵襄阳失守，岂遽危亡？”

由于对襄阳防务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同时对蒙军战略重点的调整、战术的改变未能及时把握，南宋防务上的应变一直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咸淳四年正月，宋廷已得知蒙军在襄樊城外修筑堡寨，但贾似道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仅令京湖方面加强防备。襄樊守将依循传统战术，下令清野及整修城池，并以茶、盐赠送元军将领，以表示城内粮储充足，不在乎蒙军的包围。宋军依照过去的经验，乐观地认为只要消极防守，即可让蒙军知难而退，但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料。襄阳之围经年未解，使南宋开始有所警觉，贾似道督促京湖制置司出兵救援，但宋军受制于襄樊外围的元军城堡，难以前进。

咸淳五年十二月，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故，南宋防务体系出现巨大真空。贾似道打击军中诸将的恶果至此显现，竟然找不到才器相当的接任者。贾似道一度想亲自督战，但度宗三次驳回他的上书，表示“师相”不可跬步离朝廷。贾似道对于亲征也没有坚定的决心，他已位极人臣，督战成功并不会再提高他的地位和权势，一旦失利则立即危害他辛苦建立的威望。贾似道向来不认为襄阳失守会导致整个防线的崩溃，自然没有以自己权位冒险的必要，因此他放弃了亲征的计划，将吕文德的权限分割：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继续襄阳防卫；吕文德婿范文虎接任禁军统帅；又将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调任京湖制置使，委任以京湖方面的军政。

贾似道虽重用李庭芝，却不像对吕文德那样信赖。一方面，吕文德出身行伍，即使战功再高，也不可能得到文官的拥戴，而李庭芝却是进士出身，如果解襄阳之围成功，声望水涨船高，难保不会对贾似道的相位形成威胁。另一方面，长期盘踞京湖的吕氏家族也不愿接受李庭芝的节制，范文虎利用贾似道固位贪权的心理致书说：“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阃（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贾似道大喜，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军队由朝廷直接指挥。范文虎此后日携美妾，于军中击马球为乐，李庭芝屡次催促进兵，范文虎都推托圣旨未到，不予理睬。范文虎才略甚差，不堪大任；李庭芝又上受贾似道牵制，下有范文虎掣肘，难以施展。南宋援军始终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呈现分散与孤立之势，更难突破元军的封锁。

到咸淳八年（1272），襄樊之围已持续五年之久，尽管南宋守军顽强抵抗，但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城池失守已在所难免。该年十一月，李庭芝上奏请求贾似道效仿南宋初张浚、赵鼎的事例，在鄂州或荆州（今湖北荆州）设都督府，亲自统筹诸军支援襄樊，他确信这是解决诸将之间互不协作的问题、集合力量对敌作战的最后途径。但这一请求仍然为贾似道拒绝：“若办此事，非臣捐躯勇往，终未能遂。然纵使臣行，亦后时矣，恐无益于襄阳之存亡。尚可使江南无虞，而不至内地之震骇也。庭芝欲臣建督于荆之谋，要不过姑为是说。”在贾似道看来，江南的防卫才是最重要的大事，他已经准备接受襄阳失守的事实。(www.xing528.com)

咸淳九年（1273）正月，元军截断襄阳、樊城之间的水路联系，又投入新式武器“回回炮”攻城，樊城守将范天顺、牛富等壮烈牺牲，樊城失陷。樊城的失守，使外援断绝的襄阳更加危若累卵，吕文焕每次巡城，“南望恸哭而后下”。元军将“回回炮”又转移到襄阳城下，一炮击中襄阳谯楼，“声如震雷”，使城中军民心理上产生极大震骇，很多将领逾城而降。

刘整出于对吕氏兄弟的报复心理，想要强攻襄阳，捉拿吕文焕，但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却主张劝降的方针。忽必烈下达劝降诏书：“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迁擢。”元军主帅阿里海牙也劝吕文焕：“君以孤军守城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得，必不负汝。”吕文焕无可奈何之下，终于出城纳款，襄阳失守，持续了五年多的襄樊之战告一段落。

襄樊之战是决定南宋存亡的关键节点，顾祖禹说：“宋之亡，盖自襄樊始矣。”贾似道听闻吕文焕降敌的消息后，自称“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然而他囿于对襄阳地位的成见，仍未能体察情势的严重。他安抚度宗说，理宗端平年间，荆、襄地区也曾失守，相比之下现在的情况并不算严重。在追究战败责任时，实际负责援襄作战的夏贵、范文虎等都安然无恙，受处分最重的反而是与襄阳之战毫无关系的俞大忠，罪名竟是其父俞兴激起刘整降元，埋下襄阳之战的祸根。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做法，反映出主政者无意反省的态度，在临安的度宗与贾似道君臣，仍继续沉浸在歌舞升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