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战略：川蜀到襄樊的转移

景定元年四月，忽必烈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携国书出使南宋，商定和议。理宗听说蒙古使臣前来，对宰相表示：“北朝使来，事体当议。”贾似道则担心郝经入朝后会泄露他私下请和的行为，因此摆出“强硬”的姿态：“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理宗在贾似道的主张下遂下诏“誓不与北和”，并令人毁掉接待外国使者的“都亭驿”，以表示坚决的态度。郝经等人进入宋境后，贾似道命李庭芝将一行人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军营，既不提议和，又不许郝经返蒙。忽必烈由于忙于处理蒙古贵族内部的争斗，无暇南顾，郝经因此被拘禁了长达16年。

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忽必烈解决了国内矛盾后，转头南向，以郝经被拘为口实，发动了征服南宋的战争，率先倡议南征的正是刘整。刘整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蒙古贵族多有对南侵持反对意见者，刘整又上奏：“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得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且襄阳吾故物，由弃而弗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忽必烈因而下定决心南征。

凭借对南宋防御体系的了解，刘整建议忽必烈调整战略方向，将进攻重点由川蜀地区转移到荆湖地区的襄樊，“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部，是由襄阳和樊城组成的双子城，为南北交通要冲。清人顾祖禹曾说：“湖广之形胜，……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忽必烈采纳刘整的建议，命阿术与刘整共同经略，集中全力于襄阳寻求突破。

在具体战术方面，蒙军也较此前有了较大改变。刘整提出“急攻缓取”的策略来谋取襄樊，他利用吕文德贪财好利的性格，派遣使臣以玉带贿赂，请求在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果然欣然许之。使者紧接着说：“南人无信，安丰等处榷场，或为盗所掠，愿筑土墙以护货物。”吕文德开始不同意，但身边有人劝他说：“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吕文德深以为然，蒙军遂于樊城外鹿门山筑土墙，于白鹤城筑堡寨，不仅有了守备之处，更遏止了宋朝南北之援。吕文德此时才意识到蒙军的图谋，却为时已晚，顿足叹曰：“误朝廷者我也！”此后，蒙军在襄樊周边险要地带大量修筑城堡，阻断南宋水、陆援军，断绝襄樊守军补给，坐待襄樊粮尽援绝。(www.xing528.com)

蒙军是卓越的骑兵，利于在原野上驰骋，却不习水战，如今面对恃江河之险的襄樊，非以舟师不能奏效。咸淳四年（1268）八月，刘整建言阿术：“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此后，刘整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军七万人，训练不辍，宋军在水战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

经过忽必烈对蒙古帝国的改造，使其中央集权加强，组织、动员能力大增，能够调动各方力量贯彻统治者的意图。蒙军一改此前的战略战术，将战略重点由川陕转移到襄樊，并放弃此前游击的战术，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于筑堡、造船和练军，虽一直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消耗甚大，但仍然坚持既定战略，展现出势在必得的决心。这些根本性的改变使蒙军能对南宋发动长期而持续的攻击，以往宋军固守城池，等蒙军后勤断绝自行退走的形势，如今已转变为蒙军把守城堡，待襄阳粮尽而降。战争形势的改变，使南宋等于面对全新的敌人，要想克敌制胜，必须在战略构想、军队组织、武器装备上都有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