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军事力量的独占-《识宋我们的宋朝》阐述

贾似道凭借“鄂州大捷”进入权力中枢，他的专权是建立在对蒙作战的基础上的，构筑明确的对蒙防卫体制是身为宰相的贾似道必须面对的问题，确保对军队的绝对掌握，则是贾似道巩固自己地位的前提。

1.对蒙防卫体制的确立

贾似道自鄂州还朝之初就向理宗上奏：“今天下之势，保藩篱，则下可保堂奥；有三边，则可有内地。”南宋立国东南，为了防御北方强敌的入侵，建构了比较完整的战区防御体系，“唯曰长江为户庭，两淮为藩篱”。沿长江一线布置军队，上起汉水，下迄淮河，将千里江面分为三块，形成川陕、京湖、两淮三大防区。两淮防区直接掩护临安和江浙地区，以防御长江下游；京湖防区连接两淮、川陕防区，防御长江中游；川陕防区守卫四川，防御长江上游。贾似道提到的三边，便是指四川、京湖、两淮边境，其中两淮地区尤为关键，是贾似道对蒙防卫体制的根本。这种防卫构想的实施，首先表现在边帅人事安排上，特别是京湖和两淮两个军区的长官人选。京湖地区，自开庆元年至咸淳五年（1269），一直由吕文德驻守；两淮边境，自景定元年至咸淳六年（1270），由李庭芝驻守。吕文德、李庭芝加上身在中央的贾似道，三人鼎足而立，构成贾似道在鄂州之战后的对蒙防卫体制。

吕文德，据说早年是安丰（今安徽寿县）一个樵夫，后投身军旅。开庆元年宋蒙战争中，他兼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与贾似道建立起密切关系。贾似道对吕文德非常信任，将京湖地区的军政、财政等大权全权委托给他，“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亲戚私人”。吕文德“好无礼士大夫”，甚至不肯拜祭孔子，痛斥孔子不曾教他识字。他贪财好利，军队只有7万人，却要用湖广64州的收入来维持，并且将朝廷下发的军费瓜分为己有，“以至宝货充栋，宇产遍江淮，富亦极矣”。

李庭芝出自名将孟珙幕下，淳祐元年（1241）考中进士。孟珙去世前，将李庭芝推荐给贾似道。贾似道拔擢李庭芝知扬州、主管两淮制置安抚司事，后来成为两淮防区最高官员。李庭芝对两淮的经营有着非常明显的地方主义特色：他在扬州努力振兴当地产业，成功恢复大宗盐利；募集两万流民，创建“武锐军”；兴办学校；在水旱时拿出个人财产来赈灾，因此当地百姓“德之如父母”。扬州后来在蒙军大举南下时顽强抵抗，临安陷落后，谢太后诏李庭芝降元：“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但李庭芝仍然坚持不肯投降。南宋末期，扬州聚集了一大批忠诚之士，陆秀夫、贾仲武、边居谊、李芾等名列《宋史·忠义传》的人物都出自李庭芝幕下，“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

贾似道构筑的防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唐末五代藩镇体制的翻版，也是南宋中央政府面对现实压力，对北宋建国以来“以文治武”“强干弱枝”政策的调整。吕文德、李庭芝二人虽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和个性，但在对蒙防卫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贾似道构建的对蒙防卫体制确有其效。然而不能否认，这一体系也存在巨大的缺陷。贾似道将几乎整个南宋国防都委托给吕、李二人，特别是吕文德，在贾似道支持下组建了庞大的吕氏集团，南宋沿江防线重要据点多被其亲族部曲占据，这使得南宋国防的基础变得脆弱和单薄。随后的宋蒙战争中，当吕氏集团核心人物投降后，其他吕氏集团成员也相继纳款，致使南宋防线迅速崩溃瓦解。

2.以“打算法”在军中清除异己(www.xing528.com)

在选拔心腹将帅构建对蒙防卫体制的同时，贾似道在军队中展开肃清异己的活动。在当时南宋军队中，贾似道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只有吕文德、李庭芝等少数人可以称得上是贾似道的心腹，其余很多将领并不依附于他，多对他阳奉阴违甚至公然与他对立。贾似道为了将这些异己力量肃清，创造出“打算法”。

开庆元年宋蒙战争耗费了南宋大量财物，所谓“打算法”，就是在战后对战时军费进行结算审计。南宋后期，统兵将领对军费的贪黩侵吞、滥支滥用一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军队中建立起会计、审计制度有其必要性。然而，“打算法”并不是纯粹的审计制度，而是极具政治性和策略性的，贾似道的目的就是借此排斥异己。“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诸路，欲以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击去之。”

打算法采用交叉审计的原则，如“向士璧守潭费用，委浙西阃打算；赵葵守淮，则委建康阃马光祖打算”，等等。这种方案貌似公平，但实际上被委任的审计者都是贾似道的同盟。在打算法下，大批表现突出的良将被清算。马光祖素来与赵葵不合，并且要迎合贾似道，他在赵葵身上找不出财务问题，就诬陷赵葵于元宵节张灯设宴为不正当支出。向士璧被控“侵盗官钱”，先被剥夺军功封赏、贬逐远州，随后又因被追究“守城时所用金谷”致死，乃至“复拘其妻妾而征之”。在四川钓鱼城之战立下卓越战功的王坚，因贾似道忌恨，“出知和州，郁郁而死”。李曾伯素有威望，贾似道忌其声望太高，利用打算法将他排挤去位。史岩之曾对贾似道有提携之恩，并与贾似道有亲姻关系，最后“亦纳钱而妻子下狱”。

给南宋政权造成最大影响的，是对骁将刘整的迫害，致使其叛宋降蒙。刘整早年居孟珙麾下，后随李曾伯入蜀，在宋蒙战争中屡立大功，引起吕文德和四川制置使俞兴的嫉妒。景定二年（1261）六月，俞兴派人到刘整处审计军中钱粮。刘整惊恐之下，以金瓶贿赂俞兴，但俞兴不受；到江陵求俞兴的母亲写信求情，俞兴仍不为所动；派人到临安控诉，又在贾似道的压制下不得上达。刘整担心大祸将至，假意大肆贿赂吕文德、俞兴，找到机会叛降蒙古，忽必烈随即授刘整为行夔府路中书省兼安抚使。

打算法的实施确立并巩固了贾似道在军中的专权地位，也给南宋末期的军事造成巨大伤害。贾似道、吕文德等人独占南宋大部军事力量，一大批不依附他们的边帅武将被肃清，封闭了不同军事集团间联合作战的可能性，削弱了南宋防卫力量。刘整的叛降，更给南宋带来近乎致命的打击，他“熟知山川险要、国事虚实”，使南宋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外泄，“蒙古自是愈易宋，而边祸日深矣”。刘整降蒙后成为攻宋的先锋军，在基本战略和临阵战术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关键性提案，影响了宋蒙战争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