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之间：端平入洛，宋朝历经无宁日

绍定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史弥远卒于临安府邸。理宗在渊默十年后终于得以亲政，郑清之接替史弥远主持朝政。史弥远独揽大权25年，给南宋政治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去世并不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终结，恰恰相反，此后数年的南宋朝堂仍然笼罩在其阴影下。理宗、郑清之希望摆脱史弥远的影响，长期受史弥远压制的政治势力希望肃清史弥远的印迹，两股力量汇流，驱动南宋的内政外交政策向与史弥远主张相反的方向前行。此一时期的南宋政治，呈现出“后史弥远时代”的特点，而南宋统治集团在此期间定下的政策路线，则根本上决定了南宋国运的走向。

金朝灭亡后，蒙古依约归还陈、蔡东南之地给南宋，撤兵北归。这时，金朝降臣谷用安向镇守淮东的赵范、赵葵兄弟献策，建言趁蒙军北还、河南空虚之机，出兵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及河南其他地方，倚仗潼关、黄河之险与蒙古对峙，也就是把南宋的国防线由淮河—大散关北推到黄河—潼关一线。四月，理宗召大臣集议，南宋有关和战的争论再度展开。

主战派包括赵氏兄弟和宰相郑清之。赵氏兄弟此前就因为山东忠义军及和战问题与史弥远、史嵩之叔侄意见不合，他们不愿见到史嵩之灭金建功专美于前，于是力主出兵。郑清之虽系史弥远提拔，但一方面因济王之案而不自安，有意弥补前过；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收复三京来巩固自己的权位、振奋人心，因此支持出兵的建议。而沿江制置使赵善湘、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淮西总领吴潜等大批官员，都对据关守河之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无论从军力还是后勤保障能力来说，南宋的国力都不足以实现收复三京、据关守河的战略构想，并且会给蒙古提供攻宋口实，势必导致战祸不断。

反对派的建言没能说服理宗，理宗此时正沉浸于灭金复仇的喜悦中，颇有趁机恢复中原的宏志。他对史弥远维持和议的外交政策并不满意，亲政以后亟思有为，改元为“端平”，号为更化。此时虽联蒙灭金，一雪靖康之耻，但故疆之半仍未恢复，如果他能一举收复三京，既可慰北宋一祖八宗之灵，自己也可登中兴贤君之列，更可借此掩饰此前夺位的失德之举，可谓一举而数得。真德秀的一篇札子证实了理宗的想法：“比者王师深入，或者往往议朝廷之过举，臣独有以识陛下之本心。蠢兹女真，秽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贯盈，天命剿之，则九庙神灵所当慰安，八陵兆域所当省谒，偷安不振，是以弱示敌，抚机不发，是以权予敌，此陛下之本心也。”(www.xing528.com)

在理宗支持下，端平元年六月，赵葵、赵范率宋军正式进军河南。七月五日，宋军收复汴京，失陷已百余年的北宋都城重回赵宋手中。然而，蒙古并不像理宗君臣分析的那样毫无防备，他们事先已得知宋军将出兵河南的消息，预先做了抵御的准备。宋军在向洛阳挺进的过程中，遭遇蒙军埋伏，伤亡惨重。八月初，宋军全线败退，恢复三京的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端平入洛的失败，不仅使南宋国力大损，“兵民之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粮食之陷失者以百余万计，凡器甲舟车悉委伪境，而江淮荡然，无以为守御之备”，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宋蒙间兵端既开，遂无宁日，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另一方面宋廷内部的和战之争达到更高潮，形成激烈的政争，“使天下之势，自安以趋于危”。

随着入洛宋军的溃败，理宗光复故土的雄心也消失殆尽。他处分了主战的郑清之和赵氏兄弟等人，重新起用因反战被罢黜的史嵩之。在史嵩之主持下，南宋与蒙古再谋议和，双方使节往来频繁。倡议入洛的主战官员，既衔恨史弥远的排挤于前，又怨史嵩之在宋军进兵时不助粮饷于后，再加上生怕宋蒙和议成功后再遭压制，于是极力诋诬史嵩之的议和路线。以道学成员为主的清议分子，自史弥远主政时期就反对与蒙古联合，此时也加入政争，对史嵩之展开抨击。他们指责史嵩之为巩固权位，不惜以和误国。吴昌裔控诉史嵩之自知在史弥远死后无所倚恃，乃“外交鞑人，私结和议，用权桧故智，恐胁朝廷，为守禄固位之计”。李昴英甚至认为史嵩之不仅贪权固位，简直是个卖国求荣的汉奸：“嵩之包藏祸心，窃据相位，不以事天事陛下，而视国家如仇，此凶人耳，罪人耳，……自其漏我师期，于是乎有京洛之败；假挟北使，于是乎有邀索之辱；导敌入寇，于是乎有淮甸之祸，是为卖国之贼臣。”他们认为和议成功则必然导致边防松弛，将士无死敌之志，魏了翁乃至声称“今之所忧乃在讲和”。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父亲史弥忠病逝，朝野之士借机以实践孝道为口实群起攻之，史嵩之丁忧罢任。此后，朝廷欲起复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也因大臣和太学生的反对而不得成功。史嵩之复出不成，主和派势力衰微，执政的杜范、游侣等人对蒙古持强硬态度，宋蒙进入积极备战的时期，南宋也走向覆亡的道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