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宗之立和济王之死，使道学集团与史弥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致分裂。道学集团在对外政策上既主张与金决战，又反对与蒙古联合，史弥远愤恨之余，遂反其道而行之。宝庆三年（1227）十一月，理宗下诏改元，变宝庆为绍定。改元诏书中，理宗称要“仰法绍兴之治，近承嘉定之规”，也就是要回归到和议的路线上，这显然是出自史弥远的主张。对金政策方面，史弥远看到金朝无力再伐宋，拒绝了金哀宗的议和请求，同时下令收缩南宋的军事部署，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金朝维持不战不和的状态，利用金朝来捍御日渐强大的蒙古。对蒙政策方面，史弥远命边区守将维系与蒙古的和好，同时又暗中加以提防，多次拒绝蒙古向宋“假道”攻金的要求。
蒙古与宋通好，意在联合灭金，对南宋表面上的和好并不满意。绍定四年（1231），窝阔台大举攻金，按照成吉思汗“假道于宋以灭金”的遗言，几乎同时向南宋两淮制置司、京湖制置司、四川制置司派遣专使，要求允许蒙军通过宋境攻打金朝。理宗召集臣僚商议，拒绝了蒙军的要求。奉命假道的蒙军先锋按竺迩突入宋境纵骑焚掠，四川制置使桂如渊秉承史弥远与蒙古和好的意旨，约束手下将官不得出兵破坏和好，并督办牛羊酒等物犒劳蒙军。拖雷乘势率蒙军3万闯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城（今陕西凤县凤州镇），围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东），最后顺汉水而下，抵达邓州。
蒙军深入唐（今河南唐河一带）、邓地区，迫使金朝调遣据关守河的精兵南下堵击。窝阔台所部蒙军乘虚攻破黄河天险，南北夹击，金军精锐17万被击溃于三峰山，金都汴京被围，金哀宗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金朝灭亡已成定局。蒙古和金朝相继派遣使节至襄阳和临安，争取南宋的支持，南宋面临外交政策上的重大抉择。金使以唇齿相依的道理劝说南宋助金抗蒙：“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宋朝与金为世仇，且已得知，金朝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甚至酝酿夺取南宋巴蜀地区以图复兴，因此并未理睬金朝的请求。(www.xing528.com)
蒙古使臣约宋出兵河南，以道学人士为代表的清议分子同样反对与之联合，但史弥远由于与道学群体的矛盾，力排众议。绍定五年（1232），史弥远以侄子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接洽蒙古使臣。次年，蒙古遣王檝为使至南宋商议联合灭金，“约共攻蔡，且求兵粮，请师期”。史弥远与名将孟珙商议，孟珙道：“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史弥远遂决定出兵联蒙灭金。当年六月，宋理宗令史嵩之以京湖制置司属官邹伸之等人回报蒙古。同时，令孟珙出兵河南，截断了金哀宗西逃之路。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嵩之以孟珙为统帅，领兵与蒙军合攻蔡州。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破，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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