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独居相位与专权之路

玉津园之变带来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史弥远取代韩侂胄，成为新一代实权人物。政变后，参加者论功行赏，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枢密院事，卫泾除御史中丞，又迁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王居安除左司谏。史弥远也在赵曮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后，迁知枢密院事。史弥远是诛韩的核心，显露出取代韩侂胄成为新一代实权人物的迹象，道学官员、朱熹弟子傅伯成说：“弥远谋诛侂胄，事不遂则其家先破，侂胄诛而史代之，势也。”钱象祖、卫泾等不甘心放任史弥远成为又一个韩侂胄，意图引导朝政运作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双方很快发生冲突。

钱象祖等人力图恢复政务归于宰臣，给舍、台谏官员封驳的中枢格局，促使权力回归中书。他们想方设法阻止史弥远单独觐见宁宗，以宁宗手诏绕过外朝处理政事。嘉定元年（1208），钱象祖上奏，请求宁宗不再使用特旨内降处理朝政，遇事与外朝宰相公议后施行，以避免近习乱政。兵部尚书兼侍读倪思也对宁宗说：“大权方归，所当防微，一有干预端倪，必且仍蹈覆辙。厥今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今侂胄既诛，而国人之言犹有未靖者，盖以枢臣犹兼宫宾，不时宣召。宰执当同班同对，枢臣亦当远权，以息外议。”他所说的枢臣就是指史弥远，提醒宁宗不要单独召见史弥远一人，宰执群体应共同议事。他又建议任命两名甚至多名宰相，使之互相牵制；同时由宁宗亲自任命台谏官，以监督宰相。尽管如此，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史弥远依旧越过钱象祖自行其是，逼得钱象祖请辞，倪思也被迫出知镇江府。

嘉定元年闰四月，宁宗下诏，自今每遇视事令太子侍立，宰执赴资善堂会议，赋予太子参决政事的权力。次日，命钱象祖兼太子太傅，卫泾、雷孝友、林大中兼太子宾客。又两日，命太子出居东宫，更名为赵询，宰执会议地点也由资善堂迁至东宫。资善堂会议是钱象祖、史弥远等人一起提出的，但双方却各有考虑。史弥远自开禧二年起便再未放弃太子师傅之职，借助这个其他宰执不具有的特殊身份，史弥远获得了与太子频繁往来的机会，可以通过太子与内廷联系，凌驾于其他宰执之上。钱象祖等人希望资善堂会议解决的问题，正是消除史弥远与太子间的特殊关联，所有宰执大臣都兼任太子师傅、宾客，又令太子每日与宰执会议，太子就从为史弥远私人掌控变成为宰执大臣共同掌握。同时，太子离开禁中，出居于东宫，史弥远与杨皇后间的联系也受到阻碍。卫泾在札子中指出：“臣象祖等惟朝殿奏事，得侍清光，退后凡有事件，多是缴入，非时无缘可得通达内外之意。所以向来韩侂胄因此得以窃弄威福，稔成奸恶，几危国家。今得皇太子会议，臣等奏事既退，或陛下有所宣谕，或臣等有敷陈未尽之意，皇太子于侍膳问安之际，皆可以从容奏禀，内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间别有人出处禁闼，干预朝政，岂非宗社大幸？”卫泾此言虽说韩侂胄，但显然是影射史弥远。

然而，太子参决政事并不能确保宰执对太子的控制，它只是为钱象祖等人争取太子提供机会，关键还要看太子本人的态度，钱象祖等人恰恰在这方面低估了史弥远的影响。经过诛韩之役，杨皇后、太子和史弥远之间已经结成牢固的政治同盟，这种关系并不是与太子素无渊源的其他人能轻易取代的。正因对自己与太子的关系有充分的信心，史弥远才支持太子参政的提议，这一方面可以巩固太子的地位，提升太子对朝政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宰执会议，及时了解钱象祖等人的计划与动向。钱象祖、卫泾自以为得计，不料却弄巧成拙，等于在自己身旁安插了一个眼线。后来，卫泾企图习史弥远打倒韩侂胄的故智再除掉史弥远，太子得知他的计划，暗自通报消息，史弥远遂先发制人，命御史中丞章良能弹劾卫泾，将其罢任外放。(www.xing528.com)

嘉定元年十月，钱象祖拜左丞相，史弥远拜右丞相。史弥远任相仅月余，就丁母忧去位，在此不利的情势下，又是太子挽救了史弥远的政治生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史弥远离开临安仅五天，太子上奏宁宗，请求召回史弥远，在临安赐予宅第令其终丧。太子上言：

方弥远密承圣旨，投机之会，间不容发，然犹有顾望，欲迟回其事者，非弥远忘其体命，奉行天诛，万一泄谋，必误大计。陛下轸念南北生灵肝脑涂地，屈己就和，量力相时，初非得已。今和好赖以坚定，虏人恃以信服，由陛下独断于上，而弥远能祗承于下，故人心妥安，无复疑虑。如弥远一旦去国，诚恐无以系虏情、慰民望。以此观之，弥远乃陛下腹心之寄、社稷之臣，其一身去留，实天下重轻之所系。欲乞圣慈特赐睿旨，赐第行在，令其得以就第持服。

奏章不但赞扬史弥远在诛韩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暗指钱象祖犹豫观望、摇摆不定。宁宗同意了太子的请求，在临安给史弥远赐第。史弥远丁忧离京，本是钱象祖等人彻底打倒他的最好时机，但钱象祖却在史弥远亲信台谏的论劾下不得不上章求去，于十二月一日罢相，出判福州（今福建福州）。嘉定二年（1209）五月，史弥远起复，自此独居相位，走上专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