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和陆学的衰落使朱学一枝独秀，朱熹弟子门人的宣传和活动，也推动着朱熹走向道学的核心地位。朱熹门人推动了南宋政府对道学禁令的解禁。嘉定四年二月，朱熹弟子刘爚自浙江提刑任上召还为国子司业，他极力为“伪学”鸣冤，先后提出两项建议：一是要求太学、国子监采用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二是呼吁宁宗下诏废止此前发布的禁止道学的条令。宁宗同意刘爚的建议，但由于朝中部分大臣的反对，最终未能实行。嘉定五年（1212）三月，刘爚迁国子祭酒，奏请将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列于官学，得到同意。当年六月，南宋政府正式下诏“开伪学禁”，将朱熹集注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列于官学。
宋人倡导“敬宗收族”，朱门弟子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朱熹的弟子也是女婿黄榦把朱熹门人团结在一起，他坚定维护朱熹学说，撰写了“朱子行状”，成为日后朱熹传记的主要资料。黄榦把朱熹描述为道学传统的高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他将朱熹与孟子并列，认为朱熹使道学达到巅峰，贡献超过北宋周敦颐、二程等人。朱熹的另一位弟子陈淳赞扬唯有朱熹可以延续道统：“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惟先生一人而已。”他撰写《北溪字义》，系统解释朱熹哲学的关键观念，规范后人对朱熹思想的理解。他在讲学中强调朱熹学说的重要意义，沿袭朱熹的说法，突出周敦颐经二程直接到朱熹的道统传承，越过张载提升朱熹的地位。(www.xing528.com)
至理宗时期，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蒙古威胁，南宋政府将道学提升为官方学术。蒙古于端平元年（1234）消灭金朝，势力扩展到南宋边界。在金朝遗老的建议下，蒙古贵族在华北统治中心建立孔庙，自称继承儒家正统。宋朝为对抗蒙古的军事和文化侵略，不得不采取措施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魏了翁和真德秀两位道学领袖被召入朝。真德秀是朱熹再传弟子中的杰出领袖，黄榦称赞他和陈宓：“此二公者异日所就，又当卓然其护法大神也。先师没，今赖有此耳。”真德秀的政治声望是朱子学派的重要资源，同时代的学者称赞他拯救了道学的命运，《宋史》写道：“然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真德秀在各地州府传播道学价值观，建立祠堂祭祀朱熹等人，加强书院的传统，使朱熹的学术更受士子欢迎。嘉熙二年（1238），蒙古建立太极书院，祭祀周敦颐、二程、张载、杨时和朱熹，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南宋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理宗遂于淳祐元年（1241）颁布敕令，以道学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并将朱熹、周敦颐、张载、二程画像供奉在孔庙中，尤其肯定朱熹的成就使道学昌明，在宣示南宋继承北宋文化正统之余，确立了朱熹道学权威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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