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禁是南宋儒学发展史上的大事，它在短时期内使道学团体仕途上遭遇挫折，从长期看则改变了道学发展的方向。庆元党禁前，南宋道学呈现朱学、陆学、浙学三足鼎立之势，党禁带来的政治变化使浙学率先没落。浙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依赖科举中的成功，庆元党禁在科举上实行封杀，给浙学带来很大伤害，尽管开禁后陈傅良和叶适官复原职，但浙学来自场屋决战的风头已经失去。
浙东学者对韩侂胄北伐的参与，也给浙学带来不利影响。恢复旧疆是浙东学者一贯的政治主张，但叶适目睹南宋的实力，也意识到北伐并非轻而易举。他上书宁宗，希望朝廷改开边为修边，整兵而不用兵，以待来时。韩侂胄想要借叶适之手起草出师诏书，叶适也予以拒绝。但当北伐启动，特别是出现危机时，叶适又积极参与到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甚至亲往前线。北伐的失败使叶适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所主张的事功之学也连带受到批判，此后叶适虽继续讲学，但已少有士子关心他的思想，更多是向他请教决胜场屋的本领。叶适说：“余久居水心村落，农蓑圃笠，共谈陇亩间。有士人来，多言场屋利害、破题工拙而已。”经过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浙东事功哲学的影响减弱，真正在党禁后仍有影响力的，只剩朱学、陆学两派。(www.xing528.com)
朱、陆二家在党禁后的发展，也呈现出朱学盛而陆学衰的趋势，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其自身学术形态和学术思想资源有关。朱熹在其思想形成和展开的过程中，始终重视文本建设，产生了大量著述，陆九渊则极不重视这项工作。在朱熹、陆九渊去世后，他们的弟子虽极力维护师说，但很难有他们那样的影响力，能够让其他人了解其学说的，只有他们留下的著述，朱熹的优势由此凸显出来。经过多年推动，朱熹注解过的《四书》《五经》成为士子钻研儒学的必读书目，朱子学术的影响日益扩大。南宋大儒魏了翁就曾提道：“某少时只喜记问词章，所以无书不记。甲子、乙丑年间，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时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得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于是取《六经》《语》《孟》，字字读过，胸次愈觉开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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