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赵之争与朱熹政治生命的终结

绍熙内禅的过程中有多方势力交织混杂，既有道学集团深入参与，也有反道学的官员奔走其中，局势稳定后，双方很快反目。内禅前，赵汝愚答应事成后授韩侂胄节度使、赵彦逾执政。但宁宗即位后推恩定策功臣，赵汝愚却开始排挤二人，他说：“我与赵尚书皆宗臣，而韩知閤乃右戚，各不言功，惟爪牙之臣所当推赏。”于是拜殿帅郭杲为节度使，而将韩、赵二人的升迁压制下来。赵汝愚自己却先升任枢密使，继而兼右丞相。

排挤非道学官员的同时，赵汝愚延揽大批道学人士入朝，他先请求将留正召回复任左相，又举荐朱熹、陈傅良等人入朝为官。道学集团在新形势下也受到感染，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将之视为“致君行道”的良机，他在给弟子蔡元定的信中说：“又得朝士书，皆云召旨乃出上意亲批，且屡问及，不可不来。又云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程课，深有愿治之意。果如此，实国家万万无疆之休，义不可不一往。”宁宗的知遇，赵汝愚主政和道学成员布满朝中，种种机缘结合在一起，激起朱熹“大更改”的抱负。

面对道学集团的排挤，韩侂胄不甘坐以待毙。韩侂胄是宪圣太后的外甥，宁宗韩皇后的叔祖，与内廷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快就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取得了宁宗的信任。留正在光宗禅位时弃职离京已经使宁宗不满，复位后又多次论奏不合宁宗心意，韩侂胄从中离间，宁宗遂手诏罢免了留正宰相之职。留正罢相时朱熹还没有抵达临安，听到消息后忧形于色，对身边人说：“大臣进退，亦当存其体貌，岂宜如此？”朱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韩侂胄是道学集团的心腹大患，宁宗不经正常程序任免大臣，也暴露出其独断专行的倾向。朱熹抵达临安城外的浙江亭驿馆，参加朝中道学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当众人乐观地讨论革新措施的先后顺序时，他说道：“彼方为几，我方为肉，何暇议及此哉！”

朱熹担任侍讲之初，与宁宗相处尚称融洽。他多次借进讲之机攻击韩侂胄藏奸弄权，并利用孝宗永阜陵的选址问题倾轧韩侂胄，称永阜陵地势低下，“土肉浅薄”，抨击韩侂胄选址时“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之虑，又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图”。道学集团的咄咄相逼，激起韩侂胄的激烈反抗。他日后辩白说：“某初无此意，以诸公见迫不容。”赵汝愚推荐刘光祖为侍御史，韩侂胄知道是为了弹劾自己，于是唆使宁宗以御笔手诏除刘德秀为御史、杨大法为殿院，罢免了道学集团的监察御史吴猎，以心腹刘三杰代之，从而控制了言路。(www.xing528.com)

韩侂胄与身边人商量：“去其为首者，则其余去之易尔。”朱熹在宁宗身边攻击韩侂胄最猛烈，韩侂胄遂将矛头对准朱熹。韩侂胄令优人王喜峨冠阔袖化装成朱熹的样子，在宁宗面前丑化朱熹的形象，同时令言官交章论奏。围绕朱熹的去留，道学与反道学两派展开激烈交锋，最后还是宁宗的意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朱熹担任侍讲后急切地督促宁宗推行自己的改革设想，超越职权范围事事过问，且态度严厉，引起宁宗反感。在道学人士黄度被罢官后，朱熹再次声色俱厉地极力争辩，宁宗大怒，下诏罢免朱熹侍讲之职。工部侍郎兼侍讲黄艾问宁宗罢黜朱熹的原因，宁宗抱怨：“始除熹经筵尔，今乃事事欲与闻。”朱熹于绍熙五年十月初入临安，闰十月底离职，立朝仅46日，真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经此挫折，他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了。他事后追忆当时心情说：“今番死亦不出，才出，便只是死。”朱熹被罢不久，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也被罢免，道学集团遭遇重挫。

清除朱熹等人后，韩侂胄转而谋求扳倒赵汝愚，他找到宰执京镗商量，京镗道：“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可也。”宋朝“祖宗家法”规定，宗室、外戚不得干政，韩侂胄于是抓住这一点，令右正言李沐上书弹劾赵汝愚：“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圣体不康之时，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省吏蔡琏也揭发赵汝愚在定策时有异谋。赵汝愚虽极力自辩，但仍被罢相，韩侂胄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