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领袖：振兴宋朝之路

淳熙八年七月，吕祖谦病逝，朱熹作了一篇《祭吕伯恭著作文》，其中写道：

呜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斯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则病将孰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号天而恸哭耶？

吕祖谦的去世，使道学团体失去了一位地位声望、人格影响都非比寻常的领袖。朱熹在祭文中明白地宣示，在吕祖谦之后，自己将肩负起领导道学的责任。然而朱熹并不像吕祖谦那样众望所归，他自命为道学领袖也在道学团体内部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失去了吕祖谦的制约，朱熹对陈亮、叶适、陆九渊等人展开了更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都已经偏离了正道。他认为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只追求政治和社会的实际效果，而陆九渊则倾向于禅宗般的个人顿悟：“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当叶适的著作在政治斗争中被禁毁时，朱熹罔顾叶适曾经在他受到攻击时给予支持，反而拍手叫好。朱熹的做法导致他与其他道学家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陈亮指责朱熹的观念忽视了历史的发展变化，将仁义与实用对立起来；陆九渊则强调心的一体直观，反对朱熹太过强调读书和格物，而且直接向朱熹定义的传统权威提出质疑。(www.xing528.com)

朱熹在组织上较吕祖谦更严格地界定道学群体的范围，排挤其他学派，很多同道中人都意识到朱熹在重塑道学传统过程中日益增长的排他性。陈亮因受到朱熹弟子的排斥而不满，把道学弟子比喻成秘密宗教，批评他们“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叶适在一次上书中辩解，道学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包括许多致力于推动改革的士大夫，不能专指朱熹。陆九渊也对用道学界定划分儒家群体的做法不满，批评朱熹门人虚张声势：“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抵。此风一长，岂不可惧？”朱熹并没有理会诸人的抗议，坚持自己对道学的界定，陈亮和叶适最终被排挤出道学群体之外，转变成道学最严厉的批评者，道学的范围更加狭窄。

朱熹积极将自己树立为道统的唯一继承人，激化了与同道的冲突，朱熹、陆九渊之间的关系就因此变得紧张了。淳熙十年（1183），朱熹的学生曹建去世，朱熹为他撰写了墓志铭。曹建曾是陆九渊的得意门生，淳熙六年（1179）转投到朱熹门下。陆九渊尽管没有明确反对，但婉转地表达了对朱熹学术的态度：“以为有序，其实失序；以为有证，其实无证；以为广大，其实小狭；以为公平，其实偏侧；将为通儒，乃为拘儒；将有正学，乃为曲学。以是主张吾道，恐非吾道之幸。”朱熹在墓志铭中提到，曹建跟随自己求学后，认识到陆九渊学问的弊端，评价曹建已经超越了陆九渊。他称赞曹建“使天假之年以尽其力，则斯道之传其庶几乎”，意思是说曹建不仅在自己教导下回归了儒学正统，而且将传承道统，暗示自己是道学正统，负责道的传承。墓志铭引起陆九渊学生的气愤，朱熹给陆九渊写信控诉，并附上了铭文。陆九渊回信指出朱熹对曹建生平的记述有不实之处，认为自己的记载才是真实无误的，表达了他的不满。

陆九渊以孟子衣钵传人自居，但在他去世后，朱熹的评语否定了他的自我定位。朱熹听到陆九渊去世的消息后说：“可惜，死了告子。”把陆九渊比成与孟子争论的告子，批评陆九渊思想混杂。朱熹的评语意在为陆九渊盖棺定论，并且通过将陆九渊与告子并列，表示自己对陆九渊的批评正如孟子对告子的排击，暗示自己在道统与道学中的地位。陆九渊去世后，朱熹对他的批评更为严厉，他批评陆学后人“说禅”，并且“悖慢无礼，便说乱道，更无礼律，只学得那许多凶暴，可畏”。他将两派的界限划分得更清楚，暗示陆氏门人不是道学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