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诸友，开益为多-识宋　我们的宋朝

后人常以“理学”来指称程朱学派及与其气类相近的宋代学术，但理学在宋代并不常用，它侧重于抽象的哲学概念，宋人更常使用的术语是“道学”，包括哲学思辨、文化价值和现实政论等相互关联的层次。二程兄弟在北宋时期就开始阐扬道学，道学的基础在周敦颐、张载、二程的努力下建立起来，但北宋儒学的主流是荆公新学和温公史学，道学仅是儒学复兴的一个旁支，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道学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在南宋以后，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巨儒空前活跃，道学与传统儒学和学者区分开来，形成特别的文化传统和排斥其他儒士的群体。南宋道学是一个广义的学术群体，尽管朱熹的思想为道学传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他也只是道学群体的一员，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从12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即孝宗乾道、淳熙年间，道学的主要领袖是张栻和吕祖谦，他们确定道学的基调，影响朱熹的思想，贡献远比后人通常认识到的更加深远。

张栻是南宋中兴大臣张浚之子，他师从胡宏，后来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张栻是12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道学家，朱熹称赞他“道学之懿，为世醇儒”。朱熹虽比张栻年长三岁，却佩服张栻闻道“甚早甚易”，承认“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界定厘清了许多观念名词，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综合儒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从与张栻的讨论中受益匪浅。比如，功夫修养论方面，朱熹继承杨时、罗从彦传至李侗的观点，把静坐澄心当作体验本心和定性的方法，认为静坐沉思可以排除各种私欲，获得澄清的心境。湖湘学派则不主张静坐沉思，认为唯有在日常生活的行为活动中体验“静”，才能获得心的“中”。乾道三年（1167），朱熹到湖南拜访张栻，与张栻讨论后他放弃自己的看法，转而接受湖湘学派的主张。但不久朱熹又开始质疑张栻，决定直接向二程著作寻找答案。研究程颐的著作后，朱熹认为张栻的观点是对程颐的误解，他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功夫修养论的看法。从李侗的影响、张栻的冲击，然后到自己的功夫修养观，朱熹的思想走向成熟，实现了自我超越。

张栻之后，吕祖谦成为道学的领袖。吕祖谦出身望族，先人吕蒙正、吕夷简和吕公著都在北宋时期官至宰相。吕氏家族的学术表现也出类拔萃，有17人被列入《宋元学案》。吕祖谦家世和教育都很优越，科举仕途也很顺利，他将家学与道学结合，发展出道学的一个主要流派。他的学术不主一说，兼采众家之长，具有调和折中的色彩，余英时称之为“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类型”。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www.xing528.com)

吕祖谦与朱熹关系非常密切，两人经常就各类问题进行讨论，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方面，吕祖谦都对朱熹有明显影响。他们都注重道学群体的建立，而书院就是实现目标的重要组织。吕祖谦在金华创建丽泽书院，吸引大量学生，他的史学和经世之学成为后世金华学派的基础。吕祖谦的书院讲学活动启发了朱熹，他也于淳熙七年（1180）在重建的白鹿洞书院开放讲学。在白鹿洞书院筹建过程中，吕祖谦经常提供建议，朱熹还把吕祖谦为书院写的题记刻在书院石碑上。吕祖谦在丽泽书院制定了详细的学规，将儒家道德规定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强调在儒家生活规范中体认道德修养。朱熹借鉴吕祖谦的学规并进一步修订，制定了更加精致系统、规范简约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典范。

朱熹与吕祖谦合作编辑了一部《近思录》，尽管有朱学后人声称这部著作系由朱熹独力完成，但钱穆和陈荣捷等学者都指出，吕祖谦在成书过程中有很大贡献。吕祖谦的观点影响了这部书的内容，他建议将讨论抽象哲学的“道体”作为全书的第一卷，并保留一段讨论法制的条文，删除了一些抨击科举制度的文字。朱熹原本并不认同程颐注解《易经》的方法，不想在《近思录》中引用程颐的观点，但由于吕祖谦的坚持，书中还是收录了大量程颐《易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