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去世，孝宗“号恸擗踊，逾二日不进膳”。哀毁之余，孝宗作出为高宗守孝三年的决定。自汉代以来，皇帝守孝便形成以日易月的惯例，孝宗的决定引起朝臣的反对。大臣们除了担心孝宗“圣孝过哀”以外，还有出于实际的考虑，守孝三年必然会妨碍朝廷日常政务的运行。然而孝宗却已有了妥善的安排，十一月初二，孝宗下诏皇太子赵惇参决政务。
“太子参决”完全是孝宗个人的决定，以内降手诏的方式颁出，它所带来的震动，甚至远远超过“三年之丧”。手诏中提到唐贞观九年（635）承乾太子参决庶政和天禧四年太子（即宋仁宗）参议政事的先例，但李承乾最后以罪被废，天禧之事也几乎酿成大变，因此礼部官员回奏：“昨日降诏，用贞观、天禧事，皆非所宜，外议甚汹汹。”杨万里分别给太子和孝宗上疏，指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惟其无二王，故合万姓百官而宗一人”。圣上在位而又有太子监国，近于二王并存，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盖天下之心宗乎二人，则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立；彼此之党立，则谗间之言必起；谗间之言起，则父子之隙必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此古今之大忧也。”他要求太子坚决请辞，并请求孝宗收回成命。
杨万里无疑是富有先见之明的，日后形势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但在当时，他的上书并没有改变孝宗的想法，孝宗甚至已经准备将皇位禅让给赵惇。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丞相周必大请求辞职，孝宗谕曰：“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卿须少留。”他命陈康伯后人将家藏的高宗内禅御札献上，令周必大据以讨论典礼。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宰执奏事，孝宗告知诸人欲传位给太子，退就休养，为高宗持服。知枢密院事黄洽提醒道：“皇太子能当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陛下应深思熟虑。”(www.xing528.com)
孝宗之所以急于传位于太子，除了自己倦勤的原因外，也受到来自宪圣太后的压力。赵惇自进位东宫后，日夜盼望早日即位。他曾请人扶乩，占卜即位日期，急迫之情溢于言表。他更大胆直接向孝宗暗示自己年龄已长，试探内禅的可能性，奏禀：“有赠臣以乌髭药者，臣未敢用。”孝宗道：“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为？”在参决庶政的一年中，光宗更是迫不及待，他想要孝宗尽早禅位，却不便直接提及，于是频繁在宫中宴请太后。太后问左右近侍：“大哥屡排当，何故？”旁边有人回答：“意娘娘为趣上耳。”宪圣太后遂趁孝宗拜见时劝道：“官家也好早取乐，放下与儿曹。”孝宗回答：“臣久欲尔，但孩儿尚小，未经历，故不能即与之。不尔，则自快活多时矣。”太后转告赵惇，赵惇不悦道：“臣发已白，尚以为童，则罪过翁翁。”意指高宗在盛年时就传位给孝宗。《四朝闻见录》载：“及内禅光皇，实宪圣所命。”据此，在孝宗传位给光宗的过程中，宪圣太后最后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举行内禅，传位于赵惇，是为宋光宗。孝宗退居重华宫，号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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