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越次建储：掩饰真正原因？

孝宗有三个儿子，长子邓王赵愭、次子魏王赵恺和三子恭王赵惇。三子之中，赵愭深得高宗和孝宗欢心；赵恺性格宽慈；而赵惇的功利心最重。乾道元年（1165）六月，赵愭夫人钱氏生子，高宗大喜。而两个月之前，赵惇夫人亦生子，于是恭王府直讲王淮携白札子（已拟定内容而未用玉玺的诏令）拜见宰执，言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长嫡孙。参知政事钱端礼是邓王钱夫人的父亲，代行宰相之职，对孝宗上奏：“嫡庶具载《礼经》，所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接着言及初二日朝拜德寿宫，太上皇帝亲口宣谕“皇嫡孙生，与其他事体不同”，自己已依太上皇旨意于初五日上表称贺。而王淮携白札子来见，辩称“年钧以长，义钧择贤”。孝宗回答：“此是何语，皆非所宜言。”于是诏王淮“倾邪不正，有违《礼经》”，将之放罢至京外为官。

王淮此举背后，显然有恭王的指使，意在凭嫡长孙的名分争夺太子之位。所谓“年钧以长”，意思是两位皇孙年龄相当，应该根据出生先后确定嫡庶；而“义钧择贤”则指太子之位应择贤而立，不论长幼。王淮以恭王府直讲的身份，不避嫌疑，公然为赵惇发声，妄议储位，这才招致钱端礼的愤怒和孝宗的斥责，认为非其所宜言。

乾道元年八月，赵愭被立为皇太子，但不幸三年后病逝，谥庄文。乾道六年（1170），庄文太子丧礼毕，陆续有朝臣提出应再立太子。八月，宰相虞允文与孝宗谈及希望尽快册立太子。孝宗坦承：“丞相言极是，但此事却有些迁次。”所谓“有些迁次”，也就是有些变数，显然孝宗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宋史·魏王恺传》载，庄文太子死后，按照长幼之序，应该由赵恺接替，但孝宗因故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并最终因为恭王“英武类己”立为太子。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所谓“英武类己”只是一种掩饰，孝宗决定越次建储另有原因。

在赵恺与赵惇之间，高宗和孝宗似乎更偏向于赵恺，《宋史·魏王恺传》称“王性宽慈，上皇雅爱之”。孝宗也曾为立赵恺为太子而打压赵惇，绍熙二年（1191），黄裳在一篇给光宗的奏折中提道：“陛下之于寿皇，未尽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窃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廪浚井之事为忧乎？夫焚廪浚井，在当时或有之。”所谓“焚廪浚井”，是舜的父亲瞽叟和哥哥象合谋害舜的典故，黄裳敢于在奏疏中明白写出“在当时或有之”，则此事必然不会是空穴来风，或许当时已是尽人皆知的不宣之秘。不过，尽管高宗和孝宗都有意赵恺，宪圣太后却偏爱赵惇，正是顾虑到她的态度，才使孝宗迟迟不能确定储位。

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虞允文再次提醒孝宗早定储位，并引用唐太宗的故事劝诫孝宗。唐太宗以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却偏爱四子魏王李泰，不肯早定名分。魏王李泰觊觎王位，时时想将李承乾拉下马。褚遂良因此提出“太子诸王，须有定分”的建议。褚遂良的担心终究变成了现实，太宗依旧偏爱李泰，太子因为担心被废而谋反。虞允文引用这则故事来警告孝宗，是否也暗示孝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面临着与唐太宗相似的处境？他在引用这则故事后，旋即又说“今日之事，臣之所忧有甚于遂良，但不敢尽言尔”，似乎说明两位皇子之间争夺皇储的角力，比唐太宗时尚有过之。(www.xing528.com)

孝宗向虞允文征询意见。虞允文表示“陛下家事，臣不当与”，随即引用寇准当年回答宋太宗的故事，提醒孝宗“此事问内人亦不可，问中贵人亦不可，问大臣亦不可，惟陛下独断乃可尔”。他一再强调册立太子应出于孝宗本人的独断，并以宋太宗为榜样，说：“太宗英断一发，千百世无有议之者。此臣卷卷之忠，独有望于陛下也。”这也恰恰说明，有其他的意见在左右着孝宗的判断。

乾道七年（1171）正月初五，宰执奏事毕，孝宗向虞允文提及，想要在立太子后将另一子出镇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先例。虞允文答以本朝无此先例。孝宗道：“朕之虑甚远，卿可于唐以前子细密加讨论。”孝宗之所以提出这种考虑，显然是因为二王之争非常激烈，使孝宗不得不预先防范手足相残的非常之变发生。二月七日，孝宗以御札宣示大臣，是夕锁学士院，草拟封太子制书。八日，正式册立赵惇为皇太子，同时宣布赵恺授雄武、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出镇外藩。

为防止发生意外，高宗在宣锁之夕召赵恺宿于德寿宫，次日赵恺归邸，而储册已经颁行。赵恺回到德寿宫，埋怨高宗道：“翁翁留恺，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高宗一时语塞，安抚道：“儿谓官家好做，做时烦恼去。”三月四日，宰执设宴为赵恺饯行，赵恺对虞允文意味深长地说：“更望相公保全。”或许是对赵恺心存愧疚，孝宗在赵恺出镇外藩后，仍然对他时时挂念，赐赉不绝。淳熙七年（1180），赵恺薨于明州，年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