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宋朝：躬揽朝纲，责任在臣

相比宰相，孝宗更信任长久跟随自己身边的近臣。他即位初年，除对金政策外，朝堂上争议最多的问题，就是他对近习龙大渊、曾觌的任用。龙大渊、曾觌在孝宗为建王时已开始追随，担任建王府知客，孝宗与二人“觞咏唱酬，字而不名”，关系十分亲密。受禅以后，孝宗以龙大渊为枢密院副都承旨，曾觌为带御器械、兼干办皇城司。右谏议大夫刘度两次弹劾二人，孝宗稍作让步，命龙大渊知閤门事、曾觌权知閤门事，并援引高宗命藩邸旧人主管閤门之例，塞群臣之口。张震、胡沂、金安节、周必大等人交章劾奏二人。孝宗遂命陈康伯、史浩两位宰相，召集众臣宣示御札，指责金安节等人“为人扇动，议论群起”，认为他们蔑视自己的权威，声称“太上时，小事，不敢如此”。张震以辞职相要挟，孝宗批可，而二人任职如故。

孝宗对自己的身边人信任有加，不惜与朝臣对抗，地位尊贵如宰相，也往往因与他们冲突而去位。淳熙五年（1178），史浩复相，其去职便与近习王抃有关。王抃兼枢密院都承旨，因殿、步二司军籍多缺，请各募三千人充军。然而殿前司名为招募，实则强捕市人充军，致使城中骚动。又有军人恃众抢夺百姓财物，双方发生纠纷。孝宗下诏，肇事军人和百姓并以军法处置，史浩则认为普通百姓不应律以军法，甚至以陈胜、吴广之例强谏，孝宗大怒道：“然则比朕于秦二世。”史浩终因此事罢去相位。

孝宗对近习的信用和支持使他们权势大炽，甚至宰执也出于其门下。赵汝愚、蔡勘、朱熹等人，都曾先后指出近习干政的不利影响。朱熹提出，当前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与陛下亲密谋议朝政的不过是几个近习之臣，外廷诸臣反而要出入近臣之门墙，承望其风旨。刘光祖则抱怨孝宗“睿察太精，宸断太严”，批评孝宗只选择奉职守法、顺旨易制者为宰相，致使宰相丧失了决断的权力，只能奉行文书。宰相权轻，近习便得以乘机干政。(www.xing528.com)

刘光祖敏锐地发现了孝宗信用近习与其“睿察太精”之间的内在关联，近习只是孝宗意志的延伸，问题的根源在于孝宗不信任大臣百官，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躬揽朝纲，不以责任臣下”。他宵衣旰食，自言“胸中每日走天下一遍”，每天日落后都要反复思虑当天政事，唯恐有失，因此“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于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于特旨”。龙大渊、曾觌建言要省察国用经费，孝宗便几次手诏诘问户部钱谷出纳之数，户部侍郎周葵批评说，孝宗即位以来“有咨询必出人意表”，并且“皆细文微故，财利是稽”，是未得治道之先务。孝宗越俎代庖，过问和插手一些不应由他管的事情，吕祖谦道：“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

孝宗对宰相的种种限制措施，使孝宗朝成为南宋历史上集权化程度最高的时期，然而这种集权政治却并没有实现孝宗中兴宋室的梦想。时人汤邦彦对孝宗说：“陛下忧勤万务，规恢事功，然而国势未强，兵势未振，民力未裕，财用未丰，其故何耶？由群臣不力故也。”叶适也认为孝宗夙兴夜寐、精实求治，而“迄未有尺寸之效”，是由于“独运于上而未得其人以自辅也”。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的说法，在传统史学中被奉为公论，但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却少有人深入思考。太上皇的强势，使孝宗的皇权受到侵害，他潜意识中时常表达出对此的不满，一方面抱怨“为家老子误我不少”，另一方面怨愤大臣对他的轻忽。已经残损的皇权，不堪再忍受来自臣下的侵夺，孝宗信任近习，因为那是他个人意志和权威的延伸；他事必躬亲，“不以责任臣下”，仅令宰相奉行文书，也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守住自己最后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