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宋朝：勤于论相、数置以免

南宋政治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权相的出现，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相继把持朝政，几乎贯穿南宋政权始终。然而孝宗朝却是个例外，孝宗在位期间，共任用了17位宰相，其中在位最长者7年，最短者不过3个月，平均每人每次仅两年左右。纵观整个宋朝历史，孝宗朝宰相的更替是最频繁的，宰相的平均任期也最短。

孝宗初政时，就已经显现出频繁换相的迹象。隆兴二年，太学生王质上书论道：陛下自即位以来，慨然有乘时有为之志，对宰执陈康伯、叶义问和汪澈都不满意，于是三人相继罢免，以史浩为相；史浩不称陛下意，又拜张浚为相；张浚一无所成，又决定用汤思退；现在汤思退上任已数月，臣料其“终无益于陛下”。王质观察孝宗任相的情形，预料孝宗必不久相，其后果然如其所言。孝宗频繁更换宰相，引起大臣进言反对。乾道二年（1166）九月，司农少卿莫济上奏，指出任用大臣不能持久，则贤能者不能显露其长处，不肖者得以逃避其罪责，当前宰执大臣甚至仅在位数月就被罢免，似乎进退人才太快。孝宗表面上接受意见，诏曰“所论至当”，但实际上仍我行我素。

孝宗之所以频繁换相，根本上源于他对大臣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一方面由于他早年间亲见秦桧专权弄势，即位后便引以为戒，以免大权旁落。另一方面也与太上皇-今上的二元结构有关。在这一结构下，孝宗失去了皇帝原本应该享有的独尊地位，士大夫普遍知道，朝政须由太上皇决断，孝宗不能专擅，言谈行为中便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孝宗权威的怀疑，如汤思退公然要求孝宗以社稷大计奏禀高宗之类。孝宗对于来自臣下的轻视非常敏感，他斥责汤思退“秦桧不若”，也曾对众人抱怨“太上时，小事，不敢如此”。类似的轻忽积累下来，久而久之，便会疏远孝宗与大臣的心理距离，刺激孝宗对大臣产生提防心理。

淳熙六年（1179），孝宗在批示刘光祖策问时大发牢骚：“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败军师者，皆未尝诛戮之。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孝宗提到的“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乎后”是一种法家思想，以之整顿纪纲当然易见成效，却与宋朝以儒术治天下、政尚宽厚的立国之风大相径庭。孝宗的言论显示，他对宋朝祖宗优礼读书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并没有多少认同，对宰相更是秉持功利主义的态度，防范多于信任。(www.xing528.com)

孝宗时刻提防宰相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他在任命史浩为右相时说：“宰相岂当有朋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既以名其为党，则安得不结为朋党？朕但贤者用之，否则去之。”表面看来，孝宗对朋党问题似乎采取了超脱、豁达的态度，但他实际上对大臣中任何结党的迹象都十分敏感和戒备，一旦察觉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取缔。淳熙中，陈俊卿提醒孝宗，单纯的同乡关系并不一定是结成朋党的条件，一朝宰相一朝臣的做法反而会促成以同乡关系为纽带而形成朋党。他的话从另一方面提醒孝宗，要实现对宰相的控制，还必须掌握宰相同乡的仕途进退，一条新的监督宰相的制度就此产生：进拟大臣时，要在姓名下注明籍贯，“遂为故事”。同时规定不许宰相进拟同乡，因此王淮在相位多年，“林子中亦乡人，八年不得除命”。

孝宗力图使参知政事、台谏官员等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秦桧专政时期，执政皆“昏愦无能者”，稍不合秦桧之意，就会被台谏官弹劾罢去。孝宗则支持和鼓励参知政事提出与宰相不同的见解，他对周必大说：“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议事，执政更无语，何也？”台谏官员更是监督宰相的重要人选，孝宗对宰执荐举的台谏官人选怀有极大戒心，乾道年间，左丞相虞允文推荐李颜颖、林光朝、王质为台谏，三人均性格鲠亮，又以文学推重于时，但孝宗却久久没有回应。而近臣曾觌推荐的人却马上赐予进士出身，擢为谏议大夫。淳熙年间，孝宗召王淮、周必大等议事，众人见御案上放着一个黄绫册，上面记录着前任宰执和现任宰执进拟的台谏官姓名。孝宗往往在前任宰执罢去、现任宰执上任后，反而任命前任宰执进拟的台谏官员，现任宰执推荐的人选则暂不考虑，以免宰执与台谏结党。正是用这种办法，孝宗克服了“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的情况，切断了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