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政施仁，问安视膳，我们的宋朝

高宗的禅让使皇位由太宗一系转回到太祖一系，除了受到当时群臣的歌颂，甚至一向对高宗评价非常苛刻的明代史家张溥也说：“彼一生行事，足告祖宗，质天地者，止有此耳。”但是在歌功颂德背后，不能忽视禅位给南宋政权政治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化，它并没有像形式上表现的那样实现权力的转移，而是造成了皇权的分裂，形成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权力格局，双方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彼此的权力边界。

禅让实现了帝尧公天下的儒家理想，使高宗的身份超升为与尧并肩的圣王，高宗得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尊号：“光尧寿圣”。当尊号由宰相和礼官拟定，交由侍从、台谏在都堂集议时，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持异议者认为，“寿圣”系英宗诞节之称，且已用作佛寺之名。“光尧”寓意“比德于尧，而又过之”，似属过誉。户部侍郎汪应辰就提出质疑：“尧岂可光？”高宗立即出面干预，告诉孝宗汪应辰素来不喜欢自己。孝宗于是手诏“不须别议”，集议大臣知势不可回，都签字同意，汪应辰不久便被外调。

孝宗能继承大统，完全出于高宗的赐予，对他来说，孝道不仅是立德修身的儒家规范，更具有现实的意义，是他竞争皇位的唯一资本。太上皇-今上的关系，是以太上皇的主导和今上的顺从为基础的。德寿宫就是由秦桧的旧第改建而成，隐然与皇宫对峙，形成两个权力重心。高宗时刻强调着他不容触动的权威。一次，德寿宫一名卫士醉酒闯入钱塘县衙，咆哮无礼，被知县莫济施以杖罚。高宗闻讯大怒，立刻谕令孝宗将莫济罢免。高宗一次在灵隐冷泉亭遇到一位行者，自称本为某处郡守，因得罪监司而被废为庶人，高宗答应为他向皇帝求情。数日以后，高宗又遇到行者，言及尚未得到起复。次日，孝宗恭请高宗夫妇游园，高宗不笑不语，在孝宗百般追问下才道：“朕老矣，人不听我言。”又说：“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愧见其人。”孝宗随后召谕宰相：“昨日太上圣怒，朕几无地缝可入，纵大逆谋反，也须放他。”于是尽复该人原官。

孝宗朝的政治很大程度上笼罩在高宗的阴影下，孝宗在即位赦书中就明确表示，要继续听从高宗的指示，执行他的政策：“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这是孝宗愿意服膺高宗指导的公开承诺。孝宗第一个年号“隆兴”，用意就是“务隆绍兴之政”。对于安于旧秩序和既得利益的官员来说，这个承诺自然最好不过。援尧舜故事上太上皇尊号后，他们更有理由请求孝宗像舜协助尧那样，依从高宗的原则行事。孝宗也有模仿高宗的明显例子，他即位后就设官收集建炎、绍兴以来所下诏旨条例，以便“恪意奉承，以对扬慈训”。甚至视学的过程，也严格遵循高宗先例，“是为两朝盛典”。因此儒臣称孝宗于高宗“一政一事无不遵之也”，“一字一画无不敬之也”。(www.xing528.com)

高宗的政策不容妄议。一次，有言官批评秦桧专擅，这等于间接批评了高宗。高宗将宫中一座建筑命名为“思堂”，然后宴请孝宗。孝宗问及堂名的由来，高宗回答：“思秦桧也。”自此以后，对秦桧的批评大大减少。秦桧身后之名需要维护，岳飞名誉的恢复便要在低调中进行。尽管孝宗明白岳飞的冤屈和战功，也只能有限地为他平反。淳熙年间，孝宗命有司为岳飞作谥，礼官拟用“忠愍”：“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以为用“愍”字，则有批评太上皇失政的寓意，改为“武穆”。昭雪和一切恩恤，都是以太上皇“圣意”的名义进行的，这些都是为太上皇保留体面。

高宗退位之际，与孝宗达成共识，孝宗每月四次至德寿宫朝拜。一月四朝，表面上是儿子向父亲尽“温凊定省”的孝道，实则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它是高宗向孝宗发布指示、进行政治部署的主要渠道。孝宗在朝拜德寿宫时，重要的朝臣奏疏都会送来，向太上皇报告章奏和聆听意见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朝中的人事任免要经太上皇首肯，新任大臣一定要先奏禀太上皇后再正式委任，殿试第一甲的策文也要经太上皇过目。乾道八年（1172），孝宗听从言官的弹劾，准许宰相虞允文辞职，但太上皇念念不忘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的功绩，反而令孝宗挽留他而把言官外调。

高宗退位御札宣称将所有军国要务全交孝宗处分，但由于各种原因，孝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顺服于太上皇的权威。孝宗把满足太上皇的需索和富国强兵等量齐观，他特别新建“左藏封椿库”，专门供养高宗和储备军资。高宗去世后，孝宗透露，此前德寿宫缺钱，所以朝廷极力应付。孝宗要实行“永将四海奉双亲”的承诺，就不得不将富国强兵的宏愿打折扣了。《宋史·孝宗本纪》称赞：“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然而清高宗却有不同看法，他说帝王之孝与庶人不同，一定要把祖宗基业放在首位，南宋时祖宗旧疆已丧失大半，而孝宗不思恢复中原、报仇雪耻，只能满足于膝下承欢的小节，不能称之为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