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宋：探寻宋朝真相-识宋　我们的宋朝

在南宋初诸大将中，岳飞的资历最浅，却升迁最快，高宗本来对他极为器重，有意将他引为心腹力量。绍兴七年初，岳飞至平江府面见高宗，高宗问岳飞是否有良马，岳飞或许也听到一些有关刘光世的传闻，便说自己过去所乘的是良马，现在所乘的却是驽马，并意有所指地说：“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高宗大为赞赏，对宰执们称赞岳飞见识大有长进，“论议皆可取”，擢升他的官职，使其与韩世忠、张俊地位相当。三月，高宗又单独召见岳飞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这等于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都交给岳飞指挥，这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

然而很快在处理刘光世军时，高宗与岳飞就初次爆发矛盾。高宗出尔反尔，已经令岳飞不快，张浚随后又暗指他意图吞并刘光世军，更激起岳飞愤慨。岳飞一怒之下，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庐山为母亲守孝，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请求解除兵柄。张浚打算趁机一并罢免岳飞，向高宗上奏“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高宗对岳飞的行为十分震怒，但他深知此时还不宜处置岳飞，再三下诏敦促岳飞复职。岳飞无奈于六月重返行朝，向高宗“具表待罪”。高宗回答：“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这番话形似宽慰，实则警诫，已隐隐透露出杀机。

淮西兵变使高宗意识到大将专兵的威胁，将注意力转移到整编军事力量方面，在对外政策上由对金强硬转向与金议和。战争形势既趋缓和，对大将的依赖便相应减少，于是着手进行收兵权的部署。一方面限制大将扩张势力，绍兴八年二月，岳飞因防区辽阔请求增兵，高宗明确拒绝：“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即便是增兵，“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项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高宗之意，就是防止大将壮大声势，同时另外设置忠于皇帝的中央军队。另一方面“擢偏裨”，使大将手下的副将独立，直接听命中央，以分散大将权势。

绍兴十一年二月，宋金两军交战，金军在大败于柘皋后，北向攻取濠州（今安徽凤阳），张俊、杨沂中、韩世忠军相继败北。高宗希望岳飞前往救援，但岳飞以军粮不足为由拒不动兵，高宗前后发出十七道手札，岳飞始终不为所动。最后，高宗只得恳请岳飞说：“社稷存亡，在卿此举。”岳飞行军三十里，听说濠州已经陷落，驻留在舒州、蕲州境上。这次事件使秦桧和张俊耿耿于怀，高宗也萌生了诛杀岳飞的想法。

绍兴十一年四月，宋廷得知金人愿和，对偏安东南有了把握，开始加速收兵权的行动。三大将被召回杭州，张俊第一个到达，韩世忠次之，岳飞最后。张俊首先入见，高宗对他说：“（郭）子仪方时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张俊纳兵后，高宗又公开下诏奖谕他：“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高宗之言显然意有所指，他以唐代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例子来警诫三大将，又明确说三人所管之兵乃朝廷之兵，其中之意已昭然若揭。

高宗借口奖赏柘皋之捷，任命张俊、韩世忠担任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自北宋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以来，枢密使多由文臣担任，这一安排对三位大将而言自然是一项殊荣。高宗表面上让他们参与最高军政决策，“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但实际却是明升暗降，迫使他们离开军队。与此同时，高宗下诏：撤销三大将主持的宣抚司；命他们的副将各统所部，自成一军，改称统制御前军马，直接隶属于中央；负责筹运各军钱粮的总领官由中央任命，并扩大其职权，成为实际上的监军。(www.xing528.com)

三大将中，张俊最善察言观色，他率先表示拥护中央，交出所管军马，暗地与秦桧达成默契，“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韩世忠和岳飞二人，就成为高宗和秦桧忌惮的对象。秦桧首先授意韩世忠旧部胡纺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散布流言，图谋由韩世忠重新掌兵，意图牵连韩世忠。但这项阴谋却被派去按阅韩世忠军的岳飞发现，与岳飞同行的张俊暗示：“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军，朝廷意可知也。”岳飞却不肯同流合污，回复秦桧说：“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并派人送信给韩世忠。韩世忠得讯后立刻向高宗表明心迹，他是勤王大将，又曾参与平定苗刘之乱，与高宗关系深厚，高宗于是命秦桧放过韩世忠。韩世忠力请辞职，此后闭门谢客，口不言兵。

秦桧谋害韩世忠未果，遂转而对付岳飞。绍兴十一年八月，言官万俟卨、何铸、罗汝檝等人弹劾岳飞在宋金之战中不听号令等罪名，高宗罢免了岳飞枢密副使的职位。接着，张俊胁迫岳飞部将王贵、王俊等人诬告岳飞部将张宪阴谋发动兵变，进而构陷岳飞谋反，高宗亲自下旨，将岳飞下大理狱审讯。经过两个多月的讯问，秦桧上奏建议将岳飞斩首、张宪绞刑、岳飞子岳云徒刑。高宗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一代名将岳飞含冤而死。朱熹后来评价：“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

韩世忠、岳飞二人的隐患俱已消除，张俊立有大功，倚恃与秦桧的幕后协议，赖在枢密使的位子上不走，秦桧指使台谏官将他劾罢。至绍兴十二年（1142）十二月，高宗终于得意扬扬地对秦桧宣称：“唐藩镇跋扈，盖由制之不早，遂至养成。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

苗刘之变、郦琼兵变以及岳飞之死，这三大事件是观察南宋初期政局变化的关键，前两次事件不仅与高宗杀岳飞有关，对南宋政局的影响亦不逊于杀岳飞案。南宋建立之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需要借助武将的力量来自卫，却也逐渐形成大将专兵的现象，与北宋以来“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家法相悖。苗刘之变的发生，使高宗开始警惕武将对政权的威胁，谋求防患之策。局势稍有好转时，便在张浚主持下开始收夺大将权力。然而大将与军队之间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私人关系，一旦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军心变动和疑惧，因此有郦琼兵变的发生。

郦琼兵变对高宗调整宋金关系与收兵权，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兵变使南宋的内外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人事更迭只是表面现象，更具根本性的是高宗从此放弃主战，积极谋和，迁都临安，奠定偏安东南的基础。经过这次挫折后，高宗起用秦桧，改采阴柔迂回的策略，一面对金讲和，纾解外来压力，一面兼用“推恩”和抚循偏裨的办法，使大将脱离军队，让军队直隶中央，终于结束了武将专兵的局面，重回“以文制武”“强干弱枝”的老路。